“去魯迅化”是去什么？霍去病、陳涉世家為何也被移除教科書

2001年3月，北京西三環某處的會議室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審稿會從下午拖到夜里十一點，紅茶換成了涼白開，桌子上一摞摞手稿越堆越高。有人煩躁地敲著桌面：“孩子們讀不懂《祝福》，我們是不是該換篇更易入口的？”這句話被會場里的年輕編輯偷偷記下，幾年后，“去魯迅化”一詞就這樣在坊間冒了頭。

誰也沒有否定魯迅的歷史地位。繼“五四”之后，他幾乎成了現代文學的代名詞。僅《吶喊》與《彷徨》兩本短篇合集，就撐起了中國新文學半邊天。從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故鄉》里那聲“閏土”總能撥動人心。不過，語文學科的現狀卻逼迫編寫者去面對另一個問題：當應試壓力和碎片化閱讀成為常態，復雜象征與深層諷喻是否還留有生長的土壤？

“去魯迅化”真正擊中的，其實是課本容量與學生接受度之間的矛盾。為了在課時有限的情況下兼顧古典、當代、世界名篇，刪減成了無奈之舉。于是，《阿Q正傳》被留了下來，《范愛農》讓位，《祝福》與《高老夫子》被搬出必修，移到選修模塊。抹去的是篇目，沒抹去的是作者在文學版圖中的基石地位。

有意思的是，最抗拒刪減的人，往往是四十歲以上的讀者。那一代人曾在煤油燈下朗讀《孔乙己》，咂摸“多乎哉，不多也”時，既為人情炎涼唏噓，又在暗夜里找到了與社會對話的鑰匙。對他們來說，魯迅不是課堂上需要攻克的高難度文本，而是個人生命經驗的注腳。

倘若說魯迅的調出只是篇目取舍的選擇，霍去病的“淡出”則觸及了價值判斷的尺度。2018年秋季起用的新版義務教育歷史教材中，關于這位年輕將軍的單元被濃縮，只剩寥寥幾句。消息一出，輿論立刻起了波瀾：“民族英雄也能刪？”

追溯史實，公元前123年至前119年間，霍去病以騎兵閃擊大漠，六戰六捷，漠北烽煙散去，河西走廊打通。彼時他才二十出頭。西漢以長城為界，東北是東胡、匈奴的游牧聯盟。漢匈沖突持續兩百年，出現“不封侯，終不復入漢”的悲壯誓言。按傳統史觀，只要守疆衛國，即屬民族英雄。

然而，近十余年興起的“多元一體”民族史研究，提出了新的學術視角：匈奴與漢并非現代意義的“外國”，而是同居一片草原與農耕接壤的政治共同體。若套用這一框架，霍去病的征戰被解釋成王朝內部秩序的重組。爭議由此而起——教材究竟要強化“民族對立”，還是強調“中華共同體”？這并非簡單的刪與不刪，而是話語體系的再平衡。

歷史從不只有一個維度。白起固然殺伐果決，卻是對內征伐；霍去病馳騁北疆，卻也曾扶攜降胡內附。若僅用“英雄”與“劊子手”二元劃線，往前推到春秋戰國，范蠡、樂毅等人又該如何定位？因此，教材編者把鏡頭稍作后移，讓學生先了解戰爭背后的制度、經濟與地理，再談人物，其實也并非毫無道理。

再看《陳涉世家》的去留。1957年卷一版高中語文課本中，司馬遷的這篇名作占據了整整兩課時。它描繪了公元前209年，大澤鄉的暴雨阻斷官道，押赴漁陽戍卒的陳勝、吳廣決意起義，“燕雀安知鴻鵠之志”，一句豪言成為后世農民戰爭的原點。

到了2020年，新課標實驗本將《陳涉世家》移入選讀，與之互換的《周亞夫軍細柳》同屬《史記》，主題卻從“貧民起義”轉為“軍紀與法治”。周亞夫在細柳營拒絕漢文帝車駕入營，毫厘不差執行軍法，顯示了早期漢家軍事制度的成熟。可以看出，教材意在引導中學生關注國家治理的理性秩序，而非單一聚焦于反抗敘事。

支持者稱，這是“視角更新”；反對者擔憂，草根的吶喊被精英的沉默替代。一位老教師在朋友圈寫道：“沒有《陳涉世家》，學生會忘記老百姓也能翻船嗎？”立場背后，仍是教材功能的不同理解——究竟是提供歷史故事，還是培養思考框架？

試想一下，如果把教科書視作一扇窗，編者則承擔著取景的任務。窗外景色千變萬化，不可能一覽無余，于是必然有選擇。問題的關鍵不在于剔除哪一棵大樹，而在于留下的那些風景能否拼接出一條完整的歷史脈絡。

不得不說，編寫組面臨的約束遠不止篇幅。以魯迅為例，他的作品早已納入統編版的“整本書閱讀”，高年級會系統研討其思想與藝術手法；霍去病雖不再單設一課，但“他出塞六千里”的事跡依舊散見多處章節，與張騫出使、西域都護府的設立串成一條線；至于陳勝吳廣，初中歷史篇幅雖縮減，高中《史記》選讀中依舊完整呈現。

因此，“移除”與其說是徹底刪番號，不如說是“分流”與“重組成”。幾段文字的更替背后，是教學理念的周期性調整，也是不同年齡階段閱讀難度的分層安排。教材不是博物館展柜，而是墊腳石。少年可以先爬樓梯，四十歲再回頭時，魯迅的針砭、霍去病的鐵騎、陳勝的吶喊，都還在原處，只是與讀者隔著更豐厚的閱歷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