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繳獲電臺不會用，一名國軍俘虜選擇效力，新中國成立后授中將

紅軍俘獲電臺卻不會操作，一名國軍俘虜自愿加入效勞，后在新中國獲授中將軍銜

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懷仁堂里燈火通明。授銜名單念到“王諍”二字時，臺下不少老戰友相視而笑——這位穿著嶄新將軍服的中年人，當年可是在戰場上被俘后“自投羅網”的無線電高手。誰也沒料到，昔日那臺沒人會用的繳獲電臺，會把他的命運徹底改寫。

再往前推六年，1930年春，江西瑞金。紅一方面軍在山林間截獲一部完整電臺，卻因操作門檻太高，只能當作戰利品擺設。毛澤東急得直問：“有誰能讓這家伙開口？”同一時間，郭化若押著幾名俘虜返回根據地。一位二十一歲的湖北青年突然開口：“這玩意兒，我懂。”他叫吳人鑒，原國民革命軍第二路軍某通信分隊技術骨干。彼時大雨磅礴，他舉著被雨水浸透的軍帽，說愿留下來修好設備，以免它“一輩子當廢鐵”。一句話救了那臺電臺，也救了自己。自此，他改名“王諍”，取“儆我忠誠”之意。

修復僅用三天，通訊聲浪重新在群山回蕩。我軍第一次能夠實時截收、破譯、轉發情報。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次反圍剿前夕，王諍破譯的“圍殲贛南主力”密電送到前線指揮部，毛澤東迅速調整兵力布陣，一戰殲敵兩師。戰后慶功宴上，主席當眾稱他是“千軍萬馬中的眼睛”，并允以“最大的獎章”。當時沒人知道這“獎章”究竟有多大，直到二十五年后那身中將軍服才給出答案。

長征途中，無線電器材是“生命線”。雪山之巔，氣壓低到難以點燃火柴，王諍抱著電臺，一步一滑。有人勸他扔掉減負，他搖頭：“扔槍都不能扔它。”最后一段冰坡，他和徒弟劉達瑞干脆用背帶把電臺吊在胸前爬行，硬是將信號帶出草地。統計下來，長征路上共發出一千三百多份電報，無一漏失。

抗戰全面爆發后，王諍調往八路軍總部，自己挑選十幾名文化程度不高卻反應靈敏的通訊兵，親手教認國際摩爾斯電碼。課堂搬到窯洞，打下手的石匠把廢舊飯盒敲成簡易“拍發鍵”，聲音脆亮。半年后，直羅鎮、百團大戰的命令，憑這些“小黑盒”安全穿越敵后千里。有人統計，在搶修線路、發報譯碼的崗位上，王諍連續通宵超過兩百次，咖啡喝不到，只能嚼茶葉提神。

1948年遼沈戰役開打。電訊臺搬到一處荒廟，夜里炮聲震得瓦片亂落，報務員仍照常拍發。王諍蹲在門口接地線，“啪”地被電火花彈起，他回頭咧嘴：“線路通了，千萬別停！”三大戰役結束，數千份戰果電報傳遍全國。周恩來在西柏坡為他和劉達瑞各寫三字評語：“好耳目”。

新中國成立，軍委決定以通信兵團為基礎組建通信部。部長人選名單遞到毛主席桌上，圈出的正是王諍。那幾年，國內滿目瘡痍，卻要在最短時間內搭起國防通信網。銅材、鉛皮緊缺，他帶隊奔走東北老工廠，把廢舊蒸汽機上的銅管拆下來熔煉；磁鋼更難，他親自去鞍山鋼廠磨口舌，拿到一爐合金試料。不得不說，這種“拆東墻補西墻”的土辦法，硬是撐起了新中國最早的微波通信鏈。

1973年，國務院決定建設第一座對地衛星通信站。時年六十三歲的王諍再度披掛。老伴埋怨他：“你身子骨還扛得住嗎？”他擺手笑答：“年輕人還不會呢，只能我來催工期。”選址、測風、勘地形，他天黑了還拄著竹杖踱在山頭。三年后，華北深山里，一面拋物面巨盤昂起脖子，對準赤道上空的同步軌道。周總理在病榻前聽到點火成功的消息，輕聲說：“有王諍，心里踏實。”

1978年春，王諍病情惡化，腫瘤已擴散。病床旁那只老舊耳機仍嗡嗡作響，他讓警衛記錄下每條測試數據。11月，病榻移入病房窗邊，外面是北京初冬的灰藍天。他看著遠處的通信塔，低聲囑咐：“設備升級得跟上，別讓信號掉鏈子。”留下最后一口氣。這一年，他才六十九歲。

技術之于戰爭，看不見硝煙，卻能左右勝負。王諍從一個俘虜，到紅軍的“千里眼”，再到共和國通信事業的奠基人，他的軌跡說明一件事：真正的硬功夫，無關出身，只問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