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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智遠 | ID:Z201440
前幾天寫了一篇關于「創始人IP與業務組織」的研究,案例是追覓。
文章發出去沒多大一會兒,當天晚上,追覓一位媒介同學就加了我微信;第一條消息特別客氣,說看到了咱們發布的內容,想跟老師溝通一下。
我以為給對方提供了什么增量價值,能夠幫到追覓PR部們,畢竟他們最近輿情也蠻多了。
結果,第二天,她給我發了一長段話,不放截圖了,太長了。大概意思是三件事:
文章里有好幾處沒公開的財務數據存在不實情況、希望幫忙做全網下架處理,后面還補了一句以后有活動也可以邀請我去現場。
事實糾錯、刪內容請求、活動邀約,三件完全不同性質的事,塞在了同一段話里。
我的回復原話:
文章里有事實性的數據錯誤,你具體指出來,我核實后可以修正。觀點部分屬于個人分析,不調整。下網不太合適。數據準確性我很重視,你把你們認為不準確的地方列一下,我看看。
活動的事,感謝邀請,有機會可以聊。
本來以為對方會把有問題的數據發過來,改完之后各自收尾,這事兒就過去了;沒想到,對方把我們有什么共同好友都搬出來了,幾次對談,核心訴求始終沒變,就是想把文章刪掉。
我沒再回應。沒過多久,文章直接被投訴了。
看到投訴的時候我確實挺生氣的。我跟她說,難道我表達得不夠明確嗎,有數據問題你立馬告訴我,我可以修正。
后來我把文中有偏差的數據改了,平臺投訴也沒有被支持;我把這件事發到社群里,想聽聽大家怎么看,結果大家聊了一圈,基本達成了一個共識:
我和那位媒介同學,從頭到尾壓根不在一個頻道上。
01
我在意「內容準確性」,你覺得哪里不對,指出來,我核實修改就行,她在意「工作任務有沒有完成」,只要文章還掛在網上,她的工作就不算收尾。
有個做品牌的朋友一句話點透了:你在跟她講道理,她只想趕緊擺平麻煩。你,就是那個麻煩。好扎心。
后來想想,這話確實說到點子上了,我在意的是對錯、修改、核實,這些跟她的工作任務毫無關系,她過來的目的,從第一句話開始就是刪文章。
群里也有人站在她的角度,分析了她的處境。
一位做運營的朋友說:媒介同學完全是兩頭受氣的夾心角色,對上要應付領導的要求,對我這邊又要低頭求人處理內容,兩邊都不好交代,做事自然束手束腳。
還有位做危機公關的,說得更直白:
公司根本不會為單篇內容額外花精力處理;那么多內容,追覓最近又一直在輿情上,只能先來加微信試著好好溝通,能談成最好,談不攏就直接走投訴流程。
也有人提了一點,其實她要是真想把這事辦成,方法特別簡單:
做點小讓步,示個好,拉近距離鋪墊一下,最后再提刪內容這種為難人的請求,大概率會好談很多;就像那位朋友說的,我已經主動留出臺階了,她全程滿口客氣話,姿態放得極低,事情還是沒辦成。
聊到這里,我想認真拆一下這次溝通到底失敗在哪,不是為了批評誰,這幾個錯誤太典型了,很多企業做媒介的同學幾乎每天都在踩。
從專業角度看,發現至少有三點:
第一:把三件不同性質的事,塞進同一段話里。事實糾錯(數據不實)、刪內容請求(全網下架)、利益交換(邀請活動),這三件事需要的溝通方式完全不同。
事實糾錯可以就事論事,刪內容是一個重大訴求,利益交換是關系層面的事。
只要把它綁在一起,換成任何創作者都會認為:怎么上來就要談條件?我做錯什么了嗎?溝通還沒開始,信任就已經沒了。
再看第二步,臺階擺在面前,她沒接。
我的回復已經留了空間;數據有錯可以改,觀點不動,活動有機會可以聊;三句話分別回應了她的三個訴求,而且給出了一個可以落地的方案:你把認為不準確的地方列出來,我來看。
這是一個臺階,對方只要接住,列出具體的數據問題,文章就會變得更準確,回去跟領導也能交代,「對方已經修正了不實數據」。
可對方沒接,她始終只盯著一個結果,刪內容,我給了她一個「小贏」的機會,她放棄了,一直在追那個「大贏」。
最后小贏和大贏都沒拿到,還弄的很尷尬。
最要命的是第三點,她手里自始至終用了黑白、對立的兩張牌。實際上,很多決策屬于灰度的,中間有N種牌可以打。
比如:
先接受改數據這個方案,回去跟領導匯報「對方愿意修正事實部分」,這件事的性質就變了。再比如,聊一聊文章里哪些表述可以調整措辭,找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位置。
甚至,提出在文末加一段官方說明,讓品牌的聲音也在場。或者什么都不做,先放一放,過兩天熱度自然就下去了。
這些選項她一個都沒用,可能沒有人分享給她如何用,亦或根本沒耐心。
這三個錯誤,任何一個單獨出現都還好,加在一起,就把一場本來可以合作的溝通,變成了零和博弈。
02
錯誤拆完了,光知道「別踩坑」還不夠,假設時間倒回去,如果是我,我會如何做?
說具體方法之前,有一個前提得先想明白:為什么第一步應該是「改」,不是「刪」。
脫口秀演員李誕講過一個段子,大意是,你談了一段感情,好不容易走到最后,突然有人告訴你得從頭來過。你能重來嗎?能。你還想嗎?不想了。
寫文章也是一樣的,一個作者花了好幾天查資料、理邏輯、反復改措辭,終于寫完了,你上來第一句話就是「幫忙刪一下」。
他能再寫一篇嗎?能。當初那份投入已經被你一句話抹掉了。哪怕你態度再好,「老師」喊得再勤,這種溝通從起點上就是死的。
所以,第一步,開口只談一件事。
加了微信之后,第一條消息不要急著把所有訴求倒出來。就聊最緊急的,比如,我寫的數據層面。
可以這么說,類似于,你好,我是某某,看到了你發的那篇文章,寫得挺專業的,有幾處涉及我們財務數據的部分,跟實際情況有些出入,方便的話我把具體的地方列給你,你看看是不是可以修正一下?
這段話只做了一件事,指出數據問題、提出修正,沒有提刪內容、活動,對方收到之后的感受是「這是一個具體的、可以解決的事」。
這是溝通的入口。入口越窄越具體,對方越容易接。
第二步,先拿到「小贏」,再考慮下一步。假設我回復了「可以,你把具體的數據列出來我看看」,這時候她應該做什么?
趕緊把有問題的數據整理好發過來;一條一條列清楚,哪個數字不對,實際是多少,最好附上來源。
這一步提出,她回去跟領導匯報也會有所交代,雙方沒有不舒服,而且,兩個人之間已經有了一次正向的合作經歷;沒有這個基礎,上來就提刪內容,等于跟一個陌生人借十萬塊錢。
第三步,手里至少準備三個方案再上場。
做媒介的同學在出門之前,應該先想清楚:這件事有幾種可能的結果,我能接受的底線是什么。
最理想的結果是對方改了所有你認為有問題的地方;次優的結果是改了核心數據,觀點部分保留;再次一級,那就觀察幾天,看看這篇文章的傳播量到底有多大,值不值得繼續投入精力處理。
說到底,好的溝通是一步一步走,每一步都讓對方覺得「這個事可以聊」。
03
道理說起來簡單,可她為什么一條都沒用上?我跟幾個做過品牌公關的朋友聊了這個問題,大家的反饋出奇一致:大部分公司在處理外部內容時,根本沒有分級標準。
什么意思呢?
不管文章是惡意造謠、數據寫錯了、正常行業分析、還是正面報道里某句話不夠滿意,到了媒介同學手里,指令都是同一句:「把這個給干掉。」
在他們眼里,一篇幾百閱讀量的行業分析,和一篇全網都在傳的負面新聞,走同一套流程。
媒介同學被派出來,只被告訴「把這事搞定」,至于怎么搞定、用什么方式、該不該搞定,沒有人跟她商量過。
這是大部分公關組織層面的缺失。
公關界一直有一個非常成熟的、針對輿情處理的框架,叫「情境危機傳播理論」(SCCT),它是美國學者Timothy Coombs在2007年提出的。
核心邏輯是:把危機按責任歸屬、嚴重程度分成不同等級,每個等級匹配不同的響應策略。
我試著把它簡化一下,拆成四檔,對應媒介同學日常最常遇到的四種內容情況:
第一檔,惡意造謠、捏造事實。比如:有人編了一個完全不存在的產品事故到處傳,這種該投訴就投訴,該走法律走法律,沒什么好聊的,你甚至都不用加對方。
第二檔,事實性的數據錯誤。
文章分析邏輯沒問題,某幾個數字寫錯了,或者引用了沒公開的內部數據。這種最合適的做法是聯系作者修正,指出具體哪里有誤,提供正確的信息,如果沒有改,再上手段。
第三檔,正常的行業分析、觀點表達。
數據沒錯,邏輯也說得通,只是觀點你不喜歡,或者角度對你不利。這種不需要處理。如果實在覺得有價值,可以主動聯系作者聊一聊,提供你的視角,爭取在下一篇里被更完整地呈現。
第四檔,正面報道,某些表述不夠滿意。人家在夸你,只是夸的方式不是你想要的,這種更不需要處理。
我和追覓這件事,屬于第二檔和第三檔之間;如果當時有人告訴那位媒介同學這篇文章屬于第二檔,后續溝通會順暢很多。
她想專業,可沒有被賦予專業的條件,這就不是一個人的問題了。
04
這兩年我觀察下來,類似的事在國內太常見了,尤其集中在幾個行業。
新能源汽車是重災區,最近幾年,多家頭部車企密集設立法務部、懸賞打擊黑公關,幾百萬的舉報獎金往外撒。
打擊惡意造謠當然該做,可問題是,很多正常的行業分析、用戶反饋也被一起打包處理了。
據公開報道,河南澤槿律師事務所主任付建在接受采訪時說過一句話,大意是:車企一味采取法律手段而不是積極解決問題,可能會引發消費者反感,公眾往往會同情弱者。
汽車行業一些專家也提到過:法務部如果總是強勢維權,從長遠看可能削弱用戶好感。
國家網信辦違法和不良信息舉報中心的處長衛文新說得更直接:車企在輿情應對上投入了過多資源,分散了專心謀發展的精力。
律師、行業專家、監管層,三個不同角度,都指向了同一個結論:一刀切地刪內容、投訴、起訴,短期看好像把問題壓下去了,長期看,用戶信任在一點一點被消耗。
公關行業里有個經典案例,叫「史翠珊效應」。
2003年,美國歌手芭芭拉·史翠珊起訴一位攝影師,要求刪掉一張拍到她家房子的照片;這張照片是加州海岸線記錄項目里的,一共拍了一萬兩千張,目的是記錄海岸侵蝕。
起訴之前,那張照片總共被下載過六次,其中兩次還是她律師下載的。
起訴之后,一個月內超過42萬人訪問了那個網站,最后她敗訴了,還被判支付對方大約15.5萬美元的律師費。
2005年,科技博客Techdirt的創始人Mike Masnick說:你越想藏,反而越會被很多人看到。
我相信我這次經歷,很多人遇到過,哎,本來沒什么事兒的一篇內容,一被媒介同學溝通,反而出現了好幾篇分析,這不是徒增煩惱呢?
所以,與其琢磨怎么讓內容消失,不如想想怎么跟寫內容的人好好聊。
說完反面,也想聊聊我見過的另一面。
說實話,追覓這種處理方式,在我的經歷里反而是少數;我寫過不少企業的分析文章,對方有PR、業務負責人,老板也不少,大多數人看到內容后的反應都不是要求刪除。
他們覺得分析有價值,會主動約我聊。聊聊他們的業務怎么看、傳播怎么做、哪些地方可以修正。我提的建設性看法,不少都被采納了。
雙方有收獲覺得交流值得,關系就自然地往下走了。
之前有家頭部公司問過我,簽年框能不能有「保護」,意思是寫其他家做對比時不加他們;我當時說,簽不簽年框跟這件事是兩碼事,我做內容的底線是不黑別人,這是基礎。
你花了錢,你覺得我要配合你,這叫交易;你邀請我來了活動,你覺得我得給面子,這叫人情債,真正能持續的關系,是雙方都覺得對方有價值。
我提供的東西你認可,你做的事情我尊重,大家愿意繼續聊下去;把交易、人情、關系這三樣東西分明白了,媒介這份工作的很多困惑就自然解開了。
聊了這么多,做個總結,尤其給做輿情溝通的伙伴:
拿到任務先分檔,再決定怎么做;先分清「事實」和「觀點」,分開處理;永遠不要把「修正」和「交換」放在同一句話里;手里至少準備三個選項再出門;最后想清楚「投訴」會帶來什么。
這五條想清楚了,大概知道該怎么開口了。
昨天我聽別人講,媒介是一個很卑微的工作,求爺爺告奶奶的,很難;我并不這么認為,媒介本來是品牌與外部世界最靈活的連接點。
一個優秀的媒介,能分得清哪些聲音要管,哪些不用管,哪些聲音對品牌有幫助,哪些人情世故需要自己去做,這些判斷力才是最稀缺的能力。
不卑微前提是,有專業判斷力,有方法,有被組織授權的空間;能想清楚這些的人,從來不需要低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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