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兵司令”朱瑞：在山東是羅榮桓頂頭上司，為何到東北上下倒轉

1948年10月1日，遼沈戰役的硝煙正濃，東北野戰軍司令部在這天下午收到一個噩耗——炮兵司令員朱瑞不幸觸雷犧牲了。

他的離去，讓很多人罕見地失態，像被醫生反復叮囑戒煙的羅榮桓都忍不住問身邊的人要了一根煙，在煙霧繚繞中，回憶跟老戰友間的往事。

朱瑞是解放戰爭中我軍犧牲的最高級別將領，而他早年其實地位更高，高到什么程度呢？還是拿羅榮桓來對比，土地革命、抗日戰爭，朱瑞長期都是羅榮桓的直屬上級，甚至曾經嚴厲批評過羅帥。

既然如此，為何到解放戰爭兩人卻反了過來，羅帥變成野戰軍首長，朱瑞卻只是麾下的兵種司令員呢？說起來直接原因在于抗戰時期兩人的遭遇，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背后的理念之爭。

朱瑞1905年出生于江蘇宿遷，受過良好的教育，曾進入國立廣東大學（現中山大學）就讀，后又赴蘇聯留學，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克拉辛炮兵學校深造。

這段經歷對朱瑞很重要，不僅在于讓他跟炮兵結下不解之緣，更重要的是讓他回國后就迅速得到提拔。沒辦法，當時中央根據地是“留蘇派”掌權，像朱瑞這種同一個“戰壕”的就會被高看一眼。

1934年9月，朱瑞調任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長征途中羅榮桓曾擔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副主任，屬于朱瑞的直接部下。

1935年懋功會師后，朱瑞擔任過紅一方面軍政治部主任，這時的他比羅帥以及101職務都高。

1936年三大主力會師后，朱瑞又調任紅二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兩次成為方面軍級別的首長，可見朱瑞當時的地位有多高。

待全面抗戰爆發，朱瑞先是離開軍隊，在北方局、第一戰區工作，后被派去山東擔任第一縱隊政委。

這個第一縱隊組建的初衷，是為了解決山東部隊的統一指揮問題。彼時我黨在齊魯大地有著山東縱隊、八路軍115師兩支平行武裝，都直接歸總部指揮，雙方相處得并不愉快，還時不時有矛盾發生。

所以，中央讓徐向前、朱瑞帶著一批干部前往山東，負責指揮山東及蘇北的八路軍。從這個定位能看出來，朱瑞的職務是在羅帥之上的。

并且朱瑞后來陸續兼任了山東分局書記、山東軍政委員會書記，而羅帥在這兩個機關都是委員，確實存在著差距。

1940年9月召開的桃峪高干會議，朱瑞就以領導的身份，批評115師“工作除衛生外無甚進步，需要前面有人拽、后面有人推。”羅帥聞之愧疚不已，很快就打電報給中央，提出要回去學習。

從這些事情來看，朱瑞當時地位相當高，既然如此，為何在1943年是羅榮桓身兼了山東分局書記、山東軍區司令員兼政委、115師政委兼代師長，實行一元化領導，而朱瑞卻被調回延安呢？

這背后涉及到的是本土派和留蘇派的理念差別。本土派有著實打實的根據地建設經歷，懂得如何發動群眾、依靠群眾，對中國國情理解得更深刻，并始終認為應該獨立自主發展。羅帥就是典型的代表。

留蘇派視野開闊，理論知識豐富，但容易理想化，多推送蘇聯正規化作戰，沉不下心來從零開始干起，經常會犯教條。這些優點和不足，朱瑞也有。當然，我沒資格去評論朱瑞前輩，是毛主席說的：“朱的毛病在浮”。

朱瑞在山東當一把手期間，精力更多放在了統戰方面，他和本土的開明紳士、國民黨里的進步軍官打交道多，想團結更多力量抗日。

這并不能說錯，但光靠統戰、沒有充分發動群眾力量，根據地是不穩的，從幾次日寇“掃蕩”導致山東損失慘重就能看得出來。

這也不能怪朱瑞，他1930年才從蘇聯回國、1932年初才抵達中央蘇區，并且一到蘇區又是進入紅軍總部任職，根本沒有根據地建設的經驗。所以，他無法感同身受開辟根據地的不易。

到了山東，他標準高、要求嚴、性子急，這樣難免會對羅榮桓及115師在創建根據地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看不慣。

而毛主席知道問題的所在，山東是我黨極為重要的根據地，如果交給朱瑞，那他的側重點大概率還是無法放在發展群眾之上，長此以往，是不利的。羅榮桓則不同，他可以將軍事、群眾工作、政權建設等方面捏到一塊，更適合挑大梁。

從39年到43年，中央試過很多方法都沒有解決矛盾，那只能是調人了。基于上述的考慮，最終朱瑞回到了延安。

他返回后方的兩年，羅榮桓將整個山東統籌得很好。日本投降后，山東部隊幾乎占了出關人數的一半。所以，羅帥的地位就超過了朱瑞。

不過朱瑞和羅帥之爭，都源于公事，兩人并沒有私怨。朱瑞的人品也很值得稱道，他回到延安后趕上整風運動，就靜下心來梳理了自己參加革命以來的一些過失。

哪些做得對、哪些沒做好，都寫得明明白白，有不足之處也勇于當眾做檢討。他在延安碰到了以前的秘書毛鵬云，對其說：

“以前你們年輕人認為我厲害，甚至崇拜我，其實不少地方是我的缺點，你們卻當成了優點，這會影響你們。現在整風了，你們得用新眼光看我，別被以前的印象騙了。”

這段話讓毛鵬云幾十年后仍記憶猶新，說從沒見過哪個領導如此坦率地跟下屬說自己的缺點。

日本投降后，中央本打算讓朱瑞擔任副總長，協助葉劍英去談判，但他親自找到毛主席，堅決要求上前線。主席聽后笑著說：“蘇聯有炮兵元帥，你就做我們中國的炮兵元帥吧”。

其實組織最開始也覺得朱瑞有專業技術，只協助談判有點“屈才”，可又擔心朱瑞會因為“從地方一把手調去搞技術”沒面子，就不好開口。這下朱瑞主動提出，皆大歡喜。

隨后身兼炮校校長的朱瑞，率炮校師生抵達東北。這次他沒有按部就班在一個地方辦炮校，而是一邊教學，一邊“撿洋落”，親自帶人走村串巷，盡一切努力組建炮兵；同時還開展炮兵正規化建設，親臨前線戰前和指揮等。

也就是說，到東北后，他徹底改掉“浮”的毛病，靜下心來從零開始了。正因為朱瑞完全沉了下去，東北炮兵建設才有那么快的發展。身處高位，能夠認識并改掉自己的“毛病”，這一點非常難得。

并且朱瑞絲毫沒有介意自己和羅榮桓身份調轉，東總有什么命令，炮兵一定會執行。以往的恩恩怨怨，都隨風消散了。

只可惜1948年10月1日，在攻取義縣的戰斗中，解放軍首次使用繳獲而來的美國榴彈炮，朱瑞對這批武器非常看重，想了解其性能威力如何。

因此在戰斗尚未結束時就從指揮所里走了出來，親自到前線觀察，之后不幸觸雷身亡。還有一年啊，新中國就成立了，他倒在了黎明之前，令人萬分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