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在消失？韓國青年放棄結婚生子，只求管好自己一個人

樸志秀剛過完人生的第27個生日。

除了高三時一段僅維持了3個月的戀愛，她的情感長期空白。不是沒有對人心動過，但一想到要進入親密關系，甚至可能走入婚姻，她就從心底里排斥。“維持好朋友的關系就足夠了。”她說。

樸志秀有一頭微卷的短發，大大的黑框眼鏡下是一張可愛的圓臉。從小聽著父母的爭吵聲，看著母親為家庭所犧牲的一切，她很早就對婚姻產生了恐懼，決定既不結婚，也不生育。談到未來，她格外堅定，“我希望只管好自己一個人就好”。

與樸志秀不同，1994年出生的金素英在充滿愛意的家庭氛圍中長大，她有一個哥哥，但父母完全不重男輕女，支持她的每一個決定。“韓國的多數中產家庭，男孩小學時會被送去學跆拳道，女孩學鋼琴，但我和哥哥可以一起學跆拳道。”雖說如此，金素英也堅定地拒絕生育。對于結婚，目前單身的她懷著“遇到合適的人會考慮，沒有也無所謂”的態度。

在韓國的“90后”一代中，不結婚、不生育已成為不少人的選擇。韓國智庫朝鮮半島未來人口研究所2024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在受訪的2000名20—49歲男女中，42.6％表示“沒有生育意愿”，女性遠遠多于男性。

金素英和樸志秀都是典型的韓國Z世代年輕人，這一群體更關注自我，習慣且享受獨處，很多人拒絕戀愛、結婚與生育，韓國社會用“三拋世代”形容。深入他們的故事會發現，選擇背后是一個個現實困境：就業、住房、私立教育……韓國的年輕人，到底怎么了？

2025年8月8日，韓國首爾市，漢江盤浦大橋附近。

“穩定性，在一點點消失”

李民河走路颯爽，能看出來是個很酷的韓國女孩。她今年30歲，說話時習慣眉毛上挑，相信個人努力比什么都重要。2019年，從私立名校弘益大學本科畢業后，李民河住進了距離首爾大學不遠的新林洞，開始準備公務員考試，夢想是成為刑警。

作為韓國知名的“考試村”，新林洞的時間和空間都被壓縮到極致。遍布街區的考試院由一個個只有2—5平方米的格子間構成，每間只能放下一張窄床和豎著堆到天花板的備考用書。從早上7點到晚上10點，考生們擠在培訓機構和自習室里，“除了學習什么都不做”。“但競爭實在太激烈了，大多數人都會失敗。”李民河說。

她就是“失敗者”之一，準備了三年都沒有成功“上岸”。從2022年起，26歲的李民河轉而尋求在企業工作。她組織了一個“求職小組”，由25—30歲的求職女性構成，每天只做兩件事：互相修改簡歷、給對方面試。“平均的求職時間至少要1—2年，每投出十幾份簡歷，能得到一個面試機會就很幸運了。”這樣的狀態持續一年多之后，李民河終于順利入職韓國的一家經濟類媒體。

隨著韓國的經濟增速放緩、老齡化加劇，以及人工智能對大量中低層白領崗位的替代，年輕人的就業競爭變得愈發殘酷，無論大企業還是小企業，都不愿意招聘缺乏經驗的大學畢業生。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干脆放棄求職，選擇成為“休息青年”，結婚、生子等順理成章的人生階段也隨之“暫停”。

韓國統計廳2026年2月發布的數據顯示，該國15—29歲的“休息青年”已達70萬人，同時，那些已找到工作的年輕人也不再相信自己可以持續穩定地工作下去。韓國企業有一種說法叫“自愿退休”，本質上是企業為了降本增效，以各種手段強迫老員工提前“退休”。過去，“被退休”的人群以40—50歲為主，現在，越來越多的企業正將20—30歲員工納入“自愿退休”計劃。

“穩定性這種東西，好像正在一點點消失。”李民河說。她注意到一個非常特殊的趨勢：最近兩年，公務員職業對韓國年輕人的吸引力在明顯下降。她說，公務員薪資相對較低，過去，年輕人想要追求穩定才去考公，但現在，人們似乎對穩定的未來已不抱希望，更追求短期的即時性回報，因此，很多年輕人都把錢投入股市。這進而影響了年輕人的婚姻與生育選擇，“連我自己都照顧不好，怎么去養孩子”。

確定感的另一個重要來源，是擁有自己的住房。但首爾不斷攀升的房價，讓“穩定住房”的目標遙不可及。

金素英獨自住在仁川，每天去首爾上班的通勤時間都在3小時以上，她不覺得辛苦，“因為大部分年輕人都是這樣”。在經濟發展極度不均衡的韓國，首爾聚集了頂尖大學、大型企業和絕大多數就業機會，2021—2024年，首爾已連續三年迎來年輕人凈流入。即使在首爾的邊緣地區，單間（13—20平方米）的月租金也要50萬—80萬韓元，約合人民幣2500—4000元。

據韓國不動產院統計，2025年1—11月，首爾公寓的月租金漲幅達3.29％，為近十年來最高。截至去年12月，首爾的月租中位價格甚至突破了100萬韓元，相較而言，周邊地區的租金還不到首爾的一半。因此，“住在京畿道，工作在首爾”成為年輕人的普遍選擇。

由于婚后難以負擔購房成本，韓國“90后”多選擇以“全租”作為過渡。這是一種韓國特有的租賃模式：租客一次性向房東支付相當于房價50％—80％的高額押金，在通常為兩年的合同期內無須支付房租，期滿后押金全額退還。“但一次性至少要支付兩三億韓元押金，年輕人很難湊齊，一般都會背上貸款。而如果考慮生育，為了住房的穩定，則一定會在孩子出生前買好房子。”金素英說。

而住房——只是一切的起點。

“承擔不了這么高的教育成本”

與新林洞令人窒息的安靜相比，首爾江南區大峙洞的傍晚卻過度喧嚷。不寬的街道上，持續涌入的汽車被堵在原地，伴隨著喇叭聲、兒童的吵鬧聲與媽媽們一路小跑進各種補習班的匆忙腳步聲，一股躁動的情緒飄浮在空氣中。

大峙洞聚集著上千家私立培訓機構，被譽為韓國的“私立教育圣地”。從數學、英語等學科培訓，到面向小學生的“醫科大學預備班”，一些知名的培訓機構一位難求，申請者甚至達到錄取者的5倍以上。為此，又衍生出為準備補習機構“入學考試”而誕生的專門輔導班。據韓國育兒政策研究所統計，養育一個孩子至大學畢業的成本約3.1億韓元——這還是只上公立學校，不考慮私立補習班的情況下。韓國媒體測算，如果疊加補習費用，支出將超過5億韓元。

“我肯定承擔不了這么高的教育成本，所以選擇不生。”樸志秀說。在韓國保健社會研究院2024年的一項針對20—40歲人群的調查中，女性不愿生育的原因前兩位，分別是育兒的經濟負擔和教育負擔。

歷屆韓國政府都嘗試整頓私立教育，但收效甚微。多位受訪專家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雖然隨著少子化加劇，總體學生規模在減少，但從根本上說，整個韓國社會高度競爭的結構并沒有改變。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韓國的階層流動性減弱，進入名校成為極少數仍然有效的上升通道。

這一背景下，以改變“一考定終身”為目標的一系列高考改革引入了綜合評價等多元化招生模式，卻讓教育競爭從“單一的標準考試”變成更加依賴家庭資源與人脈的“多維競爭”，而私立教育接住了這一波需求。根據韓國教育部發布的《2025年小學、初中和高中私立教育費用調查》，中小學私立教育平均參與率已達到75.7％，月均支出在70萬—100萬韓元的家庭占比最多。

樸志秀曾在補習班短暫工作過，她發現，現在的孩子比她那時更累，不少小學生不僅一周要補習七天，每天還要連上兩三個培訓班，為了大學申請時可以“加分”。而且，極端的教育“內卷”還在向學齡前延伸。韓國教育部2025年發布的調查結果顯示，5歲后，每10個韓國兒童中就有8人參加課外補習班。

育有多名子女的“80后”媽媽崔有珍在韓國主流媒體工作，長期報道低生育率問題，還曾參與政府的政策咨詢。她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大峙洞的問題不只是費用，更是一旦進入這種環境與體系，家長會變得更加焦慮。“隨著出生率下降和獨生子女家庭增多，父母的所有資源集中到唯一的孩子身上，還會進一步強化對私立教育的依賴。”

“勸退”年輕一代的教育“成本”，還不只是經濟意義上的。韓國高考改革的關鍵推手是曾任韓國教育部長、政府總理的李海瓚，參與首屆改革的學生出生于1983—1984年，被稱為“李海瓚一代”。同樣身為“80后”的崔有珍觀察到，改革帶來了一個意料之外的影響：隨著中學成績在大學入學考核中的權重增加，校內競爭加劇，同學之間變成了直接的競爭對手，原本的人際關系“崩塌”，個體變得更加孤立。這一問題一直延續至今。

“00后”女生鄭恩智從小就在校園中感受到高度競爭帶來的冷漠與歧視。她記得，初中時，一位“雖然很努力但成績不好”的同學因感冒錯過了作業，去問同學，對方拒絕了，并嘲諷說：“即使知道了（作業），你的成績也不會變好。”她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孩子成長于這樣的環境，為此，她一度認真考慮過和外國人結婚，“這樣可以讓孩子移民”。

2026年3月16日，韓國仁川市，人們排隊申請“千元住房”。仁川市推出“千元住房”低生育住房政策，每日租金1000韓元，面向本市結婚7年內的家庭或新生兒家庭提供租賃住房。

“總之，不會留在韓國”

在韓國，生一個孩子，父母究竟能從政府手中領多少錢？

面對不斷攀升的育兒成本，近年來，韓國政府持續擴大與育兒有關的現金補貼。2026年3月，韓國政府宣布從4月起擴大兒童津貼范圍。作為韓國育兒福利最重要的普惠性制度，兒童津貼的發放始于2018年7月，最初僅針對0—5歲兒童，每月發放10萬韓元現金補貼，2022年擴大到8歲以下，今年的新政決定進一步逐年提升年齡上限，到2030年覆蓋至所有13歲以下兒童。

其他現金補貼還包括慶祝新生兒誕生的一次性獎勵與育兒補助。2024年，韓國政府一次性升級了所有福利，在維持首胎出生獎勵200萬韓元不變的基礎上，將二胎及以上的獎勵提高至300萬韓元。育兒補助僅限兒童0—1歲時發放，0歲時每月可獲得100萬韓元的現金補貼，1歲時為每月50萬韓元。

如果將這些福利疊加，除每月10萬韓元的普惠福利之外，所有“0—1歲嬰幼兒”可共計至少獲得2000萬韓元的補助。崔有珍指出，與現實的育兒支出相比，補貼還遠遠不夠。

多位受訪者指出，韓國育兒補貼政策有一個突出特點：資源高度集中于嬰幼兒早期，政府的動機很明確，要促進“生育”這一行為本身。但如果從長期育兒成本等方面來看，現有補貼未滿足育兒家庭的實際需求。“許多父母往往會感到失望，因為一旦孩子度過嬰兒期，育兒福利便會大幅縮減。”崔有珍說。

韓國保健社會研究院 2025年的一項研究表明，對于生育這樣牽涉幾十年未來的重大決策，短期的現金補貼不太可能產生決定性影響。更有效的生育鼓勵政策應轉向結構性改善，著眼于就業與住房支持，以及教育改革等長期制度優化，最終目標，是要創造一個真正有利于育兒的社會環境。

韓國保健社會研究院研究員樸鐘瑞指出，韓國的低生育率源于不斷降低的結婚率與擴大的晚婚人群，因此，提高結婚率至關重要，也就是說，政府出臺政策的時機應提前到生育之前，住房支持在這方面最為關鍵。“住房是年輕人融入社會、擁有穩定生活的基礎，尤其在首爾都市圈，如果不能提供合適的住房保障，年輕人一定會推遲結婚甚至不結婚。”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2024年以來，韓國政府推出了“新生兒特別住房貸款”，在兩年內生下孩子的家庭可以用遠低于市場的利率獲得一筆最高4億韓元的住房貸款，申請條件是夫妻年收入合計不超過 1.3 億韓元（雙職工家庭不超過2億韓元）。這聽起來很誘人，興奮奔向銀行柜臺的新手夫妻很快發現，實際申請到的貸款金額與4億韓元有很大差距，“最高貸款額”對標的擬定購房價格很高，但這又與年輕人買不起高價房的現實相矛盾。

自李在明政府上臺以來，由于更關注公共租賃住房，在2025年6—9月的短短三個月內，“新生兒特別住房貸款”的獲批數量暴跌了83.3％。

想到與育兒有關的一系列賬單，金素英就越發堅定了不生育的想法。她今年31歲，父母卻從不催婚、催生，據她觀察，身邊多數同齡人的父母也都如此。“時代已經變了，父母也清楚現在生育的經濟壓力有多大，必須是雙職工才可能承擔得起，而韓國當前的制度還無法允許人們很好地兼顧工作與育兒，孩子出生后，只能依賴祖父母幫忙照顧，對他們來說，也是很大的負擔。”她解釋。

大學畢業后，金素英先后經歷了求職與創業，幾經輾轉，落腳到一個政府公共部門，并非通過考公，而是以合同工的名義社招進入。現在，她對人生的規劃簡單清晰——認真儲蓄與投資。“由于年輕人對變老之后能否領到國民年金（韓國的養老金）抱有很大懷疑，大部分人都在提前為退休后的生活做準備。”金素英說。

換言之，韓國不少年輕人不只是對自己沒有信心，更是對整個社會的未來失去了信心。“這種悲觀正是導致低生育率的核心原因。”長期研究少子化應對的首爾國立大學經濟學副教授黃智秀在一期探討韓國未來的電視節目中這樣說。

她認為，不能孤立地看待低生育率問題，需要從整個社會的人口結構變化趨勢入手——韓國最大的問題是同時面臨超低生育率和嚴重的老齡化，到2060年左右，人口的一半將是老年人，國民年金枯竭“在現行制度下也幾乎是既定事實”。這種情況下，如果只是一味地問年輕人“為什么不生孩子”，這本身就會進一步加劇低生育趨勢。

韓國的當下確實存在一種割裂，當政府和媒體一遍遍強調人口危機的嚴峻性時，不少年輕人對這一話題根本“毫不關心”。“因為自己的生活已夠焦頭爛額了。”樸志秀說。

最近幾年，韓國的“三拋世代”已發展到了“N拋世代”——不僅拒絕婚育，還放棄了買房、工作、朋友等。樸鐘瑞認為，與老一輩相比，韓國今天的年輕人面臨著更為不利的社會經濟條件，代際差距在社會階層、性別與地域等方面明顯拉大，“N拋世代”的流行，恰恰反映出這種結構性不平等對當代青年的深刻影響。

如果不行，她計劃繼續讀博——可能去中國，也可能去美國，“總之，不會留在韓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