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齡修：紀念商鴻逵師逝世十周年

我的老師、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商鴻逵先生，于1983年11月10日凌晨，突發腦溢血，從二樓摔下，不省人事，不久就與世長辭。乍聞噩耗，極為震驚。因為9月間先生還赴沈陽參加第二屆全國清史討論會，會上安排在討論大部進行完時，與會者依自愿原則赴新賓參觀，那里有歷史上名為赫圖阿拉的古城(今存遺址),是努爾哈赤的“龍興”之地。在先生啟程赴沈陽前，師母鑒于先生的年事漸高，怕他活動太多，過分勞累，不得休息，不同意他參加外地考察，囑咐一同與會的學生、助手徐凱留意照辦，如果先生不聽，可拉何齡修幫忙阻止。當參觀時間臨近，先生也較興奮，躍躍欲試。徐凱擔心勸阻無效，后面工作難做，我只得出面踩剎車。我們都知道，把先生孤孤單單留在沈陽不是辦法。我雖然沒有去過新賓，看看努爾哈赤興云作雨、騰空而起的地方，也必須陪先生提前回京，路上還可以與先生暢談，這可不是很容易就能獲得的機會。想想，這些才過去幾天呀！

時光荏苒，到1993年，便是先生逝世十周年。先生在高等學校傳道授業大半生，桃李芳菲。他為人低調，正直熱誠，學識豐富，深受學生愛戴。值此十周年忌日臨近，北京大學歷史系行政、家屬、學生積極推動舉辦重要的紀念活動。

1993年11月10日，北京大學歷史系召開商鴻逵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會。到會的有校內外專家學者張岱年、鄧廣銘、周一良、王鐘翰、田余慶、許大齡、袁良義等先生共百人左右。多位先生講了話，有實事求是的褒揚，有情深誼長的懷念，有痛定思痛的反思，有熱情洋溢的回憶，聽者無不為之動容。郭松義先生代表他和我發言，講了受教于先生的情況，和我們對先生的感激。會后，家屬宴請來賓。

紀念會前，記得是1993年夏天，那時大家心中對為紀念先生出一本文集的愿望很強烈，這實際上就是立一座持久的紀念碑。先生哲嗣傳、全兩師弟皆有成就，籌措了應有的費用。此事確定后，傳弟來向我傳達師母的決定：紀念文集由何齡修、郭松義主編。我很意外，但馬上就能理解師母的心情，她老人家不愿麻煩先生那些白發蒼蒼的朋友、同輩，只能“有事弟子服其勞”。我對傳弟說：“師母的決定使我感到意外。我發表點個人意見，不代表郭松義，我認為這是師母對我的信任，給我的榮耀，我很感激。但我資格不夠，聲譽、地位都不夠格，我參加主編不足為先生增光。”傳弟問：“那怎么辦呢?”我接著說：“雖然我和松義都是商先生的學生，但兩人都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完全讓北京大學歷史系以外的人主編此書，恐怕也不行。我的意思是，請王鐘翰、許大齡兩先生主編，許先生由你自己登門去請，王先生由我去請。我想，王先生與商先生是舊交，許先生與商先生在北大同事三十余年，他們會欣然同意的。這樣，北大歷史系的人也有了。當然，王先生八旬高齡，許先生身體還不好，不能要他們做任何具體工作。具體工作由我們做，我和松義負責。我們根據需要，將工作進度、稿件質量評價、存在問題，由我們登門向兩先生匯報，聽取他們的指導。這樣，各方面妥當，似應都無話可說。”傳弟聽了，顯然覺得我的方案更穩當可行，就去向師母說了。師母大概認為順理成章，也就同意。

我覺得我們動手已經晚了，任務很重，必須努力工作，爭取以較好質量完成，盡快出版。

王、許兩先生對主編一本紀念商鴻逵先生逝世十周年的文集，慨然一諾無辭。

也是商先生學生的李尚英，以其豐富的編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的經驗，自告奮勇承擔全書統一體例、閱看清樣（出版社承擔責任校對）等工作。我和松義集中精力審讀、挑選稿件。先生的助手和學生徐凱因為科研、教學兩忙，無暇顧及紀念文集，便與家屬共同負責聯系出版社的工作。由于我和松義負責編選稿件，松義同年級同學、中國人民大學李鴻彬教授曾質疑這本書“為什么由社會科學院的人編”?不過，我們只是協助主編做具體工作，也就沒有發展成問題。大家都想為紀念敬愛的老師多做些工作，這種心情是積極、美好和可以理解的。我們只有高興的份兒。在整個工作過程中，我和松義、尚英等兩次到王、許兩先生府上匯報工作。兩先生垂問殷殷，反復囑咐重視稿件質量，注意仔細校對，并對工作表示滿意。

我們努力工作半年多，于1994年5月或6月交稿。全書在1995年3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書為深咖啡色漆布面十六開精裝，共四二四頁，硬封皮靠右一行直題書名《商鴻逵教授逝世十周年紀念文集》,著名書法家啟功題簽，燙金。有軟護封，底色為輕輕淡淡一抹綠色，靠右仍為書名，題在稍稍溢出三公分的淺紅底色上。護封色調明亮。護封靠左為一棵繁茂挺拔的蒼松，占封面面積之半，象征先生的人格和學格。整本書的外觀突顯典雅、高貴、大方、美觀，意境深遠，十分可愛。全書有照片、手跡、題詞、文章五十八篇，附錄先生《學術年表》。也有紕漏，如在《前言》中倒填年月日、漏寫遼寧省社會科學院謝肇華副院長的工作單位等等。至于論文質量，鄧恭三(廣銘)師親自對我說：“那本論文集不錯，頗有好文章。”聽到這個評價，我就很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