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鳳瀚：追念劉澤華先生

朱鳳瀚（后排中）與張政烺（前排中）、王玉哲（前排左三）、吳榮曾（前排右三）、王敦書、劉澤華（前排左一、左二）等先生合影

劉澤華先生已仙逝一年多了，但他的形象一閉目即在我眼前，連著他那非常熟悉的語音，也會響在耳旁。但這個形象并不是我在照片上看到的——他近幾年在美國那個老者的樣子，而是他仍在壯年時的樣子。這一則是由于離開南開后二十多年來我回去得少，二則是他近十余年來也不常在國內，接觸不多，所以我頭腦中保留最深的他的音容笑貌還是二三十年前的樣子。

他與你說話時，目光會直視你，聲音深沉有力，語調堅決，帶著較濃厚的河北家鄉(xiāng)口音，其話語和語氣使人會感到他是一個不善客套且充滿自信、辦事堅決的人。憂慮時，他會目光停滯，長久陷入一種沉思狀態(tài)；高興時，他會仰天大笑，喜樂全在臉上。

劉先生——當面我一直叫他劉老師，他和我是同門師兄弟的關系，可以說既是老師也是師兄。我1978年春進入南開歷史系讀本科，那時他已是歷史系老師中的“少壯派”,當時的系主任魏宏運先生和老先生們都很器重他，甚至是尊重他，這不僅是因為20世紀50年代末他進入歷史系讀書時即已是黨員，有相當強的馬列主義水平，在那時，黨員教師是受到同事們天然尊敬的，包括他的老師們，而且(也是主要的)在于他業(yè)務上也是當時少壯老師中的佼佼者。記得我們的專業(yè)課本是藍皮的《中國古代史》,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很高檔，主編者即是劉老師，而作者有許多是老先生。劉老師曾謙虛地說，這是老先生們在抬舉他，但他確也是眾望所歸、名副其實的學科帶頭人。我之所以也可以稱劉老師是師兄，是因為他進入南開后，曾作過王維商師的助教，所以劉老師一貫對維商師持弟子禮，恭敬備至。我在1979年考入維商師門下攻先秦史，所以劉老師也具有我?guī)熜值纳矸荩@種特殊的亦師亦兄的關系，加之又是在先秦史這個大學科范圍下的同行，平時得以有較多的來往。

劉老師治先秦史的重點在春秋戰(zhàn)國史，發(fā)過很重要的研究文章，比如關于春秋戰(zhàn)國的封建主的研究，論述戰(zhàn)國授田制、封君制與大夫、士的文章等，都極富有理論性的見解，但他真正感興趣的是政治思想史。他最有名的被后來學者們稱之為“劉澤華學派”之代表性的學術觀點，是認為中國古代是王權主義，一切問題都應從專制王權來考慮。記得好像是1981或1982年左右在讀碩士期間，聽了劉老師關于清官問題的講演，大意是講對清官戲的評價，認為“清官”比貪官對維護皇權的作用更強，宣揚“清官”的危害性很大。當時我和幾個同學私下議論說，劉老師是不是太激進，從歷史主義角度看，對社會與民眾來說，清官怎么也比貪官要好一些。后來感受到其實劉老師這個看法并不是簡單地否定清官個人的行為，而是更深刻啟發(fā)大家來思考背后的王權主義的危害，他由清理“文革”的流毒而追溯至歷史上的專制主義，非常尖銳地看到了中國歷史上的王權主義、王權崇拜影響至深，歌頌清官，反貪官不反皇帝，企盼明君圣主，是王權主義、專制主義在中國歷史上長存不息的原因。還記得曾看劉老師的文章，他非常強調要促進“公民”意識的成長，他在《八十自述：走在思考的路上》中回顧自己思想轉變的經歷后，語重心長地說：“如果能從我的經歷中看到一點公民意識的萌生、成長，就算我沒有白活到八旬；如果還在臣民觀念中盤桓，那肯定是我的悲哀。”我覺得，劉老師努力建立的批判中國“王權主義”的思想，他所倡導的公民意識，是他對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最重要的貢獻。

劉老師在自傳中說他是系里老師投票選出的系主任，他當時在全系教師中享有無人匹敵的聲譽確是事實。南開歷史系的學術傳統(tǒng)是，治學勤奮而嚴謹，年輕學者基本上皆能承繼老先生們的傳統(tǒng)，踏實做學問，不好聲張。但也有一些問題，即文章發(fā)表不多，有專著者無幾。劉老師提出沒有專著或系統(tǒng)的文章不能作教授，這對提高南開歷史系的學術標準，培養(yǎng)出學術能力強的學者是起到推動作用的。此外，在20世紀80年代中葉以后，上級教育部門開始不斷地搞各種測評、考核，一個系在教育界、學術界所謂“排名”如何，不僅關乎到可否爭取到對你這個學科的支持，而且影響到學校自身對你這個系、所的投入力度，影響到能不能吸引有才干的教師安心在這里工作。這當然對系主任(后來好多系發(fā)展成院，那就是院長)造成壓力。劉老師雖然在本質上是個帶書生氣的學者，遇到上述情況也不得不把很大精力放在改變南開大學歷史系關門做學問的傳統(tǒng)，他積極地加強南開歷史系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與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的關系，邀請外校名學者來南開歷史系講學，與《歷史研究》等有影響的雜志社聯(lián)合舉辦各種學術研討會，目的都在于密切南開歷史學科與學術界的關系，擴大影響，這真有點像“改革開放”的勁兒。應該說，劉老師任系主任的幾年，是相當辛苦的，使南開歷史系不僅保持了原來的治學傳統(tǒng)，而且進一步奠定了在中國高校歷史學科的地位，其標志之一即是1986年南開歷史學科評上了三個重點學科，這在全國歷史系中也是居于前列的。直到約1997年我在北京開教育部學科評議組會議時，公布全國高校歷史學科考核排名，南開歷史系居于第二名，僅次于北大，我想這一成績與劉老師在位時所奠定的基礎是分不開的。

凡是與劉老師有過一段接觸的人都會感到他有做領導的氣魄，他所認定的有道理的事情，會堅決去推動，而老師們的思想往往跟不上他的思路，因此也不免會有些矛盾。記得大約在1987年左右，他在努力推動歷史系各項改革時，想做一些事而又不好做，相當為難的心情我看得很清楚，現(xiàn)在想起來，不管他的想法是否一定有道理，最后是否能實現(xiàn)，更重要的是展示了他對事業(yè)、對工作之熱情，這是許多居于領導職位又不想有所作為的人所不可能具有的可貴精神。

約在20世紀90年代初，南開歷史系中國古代史支部討論恢復劉老師的黨組織生活(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被暫停),記得我當時在會上說“劉老師比我們革命多了”。這是我心里話，我不相信這樣一位一直以非常純正的心理信奉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人，一位從心理上從未脫離黨的共產黨人會有什么政治上的問題。

(本文系2019年12月在天津召開的劉澤華先生紀念會上的發(fā)言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