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死亡賽跑的故事，在《中國醫生3》中具象化了

《中國醫生3》里的急診室故事不是奇跡，但比奇跡更樸素，也更真實。

作者|陽光

編輯|丁宇

審簽|黑玉紅

每個醫院的急診科都是集嘈雜、忙碌、緊張于一體的空間，在這里，每天都在上演著人間最極致的悲歡離合。

前不久，《中國醫生》系列紀錄片的第三部《中國醫生3：急診24小時》播出，用11集的篇幅聚焦急診室的故事。作為一檔持續關注中國醫療體系與醫務人員真實工作的紀實影像作品，《中國醫生》前兩部獲得專業認可和廣泛的社會反響。

在總導演張建珍看來，《中國醫生3：急診24小時》（以下簡稱《中國醫生3》）將鏡頭對準急診室，是因為其在中國醫療體系當中承載的重要意義。它不僅僅是一個搶救病人的診室，更是一個國家醫療體系最直觀的“脈動”窗口。急診這張覆蓋城鄉、分級協作的急救網絡，織得密不密、轉得順不順，直接關系到無數家庭的完整與未來。

《中國醫生3》播出后，很多觀眾被急診科“和死亡賽跑的故事”所打動，也被全國不同層級醫院的專業化和高效運轉所震撼。片中真實記錄了從鄉村衛生所、市縣級醫院、省級三甲醫院到國家醫療中心，從院前急救到術后康復的全鏈條協作，通過一系列扣人心弦的急診急救故事，展現了中國醫護人員在生死瞬間的專業、勇氣與人文關懷，揭示了中國急診急救網絡如何高效運轉，守護每一位患者的尊嚴與希望。

攝制組歷時3年，深入全國10家不同層級的醫院，累計拍攝超過140天，單次最長連續跟拍27小時，都在試圖回答一個核心問題——當生命進入倒計時，我們的醫療體系如何與時間賽跑，那些日日夜夜守候在搶救一線的急診醫護，靠什么贏得患者的托付，在生死關頭，信任究竟從何而來？

紀錄片《中國醫生3》的誕生，源于總策劃呂傳柱教授的一個樸素的初心：“用影像呈現中國急診醫學的全貌。”

作為中華醫學會急診醫學分會前任主委、國家杰出醫師、二級教授，他投身急診一線30余年，熟知急診工作的強度、風險和重要性，這是一個與社會認知之間存在巨大落差的工作。“我們有責任將急診人員的真實狀態記錄下來。”他覺得，“不能讓個別極端案例遮蔽了全國數十萬急診醫護人員日日夜夜的奮斗。”

從一個想法到落地執行，這一棒最終交到總導演張建珍的手里。張建珍博士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特聘教授，長期從事影視傳播與實踐，媒介與社會研究。作為《中國醫生》系列紀錄片導演，張建珍長期關注中國的醫療體系，并對行業敘事極為熟悉，急診室是她此前未曾深入拍攝的故事，她覺得這個角度是有價值的。

正式拍攝《中國醫生3》之前，張建珍問了自己一個問題：“如果你只停留在把急診室里那些社會問題、個人困境都暴露出來，那你的解決之道是什么？”她始終覺得紀錄片應該有某種使命感，一部醫療紀錄片的價值遠不止于講述幾個動人的故事，它更應當將故事置于那支撐生命、精密協作的體系。

為什么是體系？張建珍解釋：“急診不是某個專業科室，而是一個平臺科室。這意味著它跟醫院里所有科室都有交叉，更重要的是，它串聯起不同層級的醫療機構。比如，鄉鎮衛生院遇到重傷病人處理不了，要往縣醫院送，縣醫院處理不了，要往更上一級送。”

張建珍說：“急危重癥特別講究時間，搶時間對醫生的要求非常高。這是一個體系，一個適用于急危重病人的特殊體系。”

她和創作團隊走遍了全國不同層級的醫院。從內蒙古的村衛生室、浙江的縣級醫院、陜西的省級醫院，一直到北京和杭州的國家級醫療中心，每一級都是這張急救網絡上的一個節點。

《中國醫生3》通過對不同層級醫院急診的立體呈現讓觀眾看到，當急危重癥發生時，從院前急救到多學科手術的“生命接力”如何展開，基層醫生如何第一時間識別風險，并借助系統力量開啟綠色通道。“急診，是國家醫療體系脈動最直觀的體現，它考驗的是一個從鄉村哨點到國家醫學中心環環相扣、協同作戰的系統能力。”張建珍說。

內蒙古的村醫李俊義的故事讓她印象很深。他總是背著全科診療包，包里裝著價值500元的設備，能測血壓、心電圖、血糖。他給村民做慢病管理，近5年村里沒發生過一例心梗、腦梗死亡，成了村里的“活招牌”。腦卒中患者發病，村醫一個電話，就打通了奔向大醫院的“生命高速”。

“中國的鄉村醫療已經數字化了。”張建珍在接受采訪時表示，“500塊錢的診療包就能解決村民對基礎疾病管理的需求。心梗、腦梗這類急癥可以提前篩查、提前預防。”她是在拍攝《中國醫生3》的時候才真正理解這件事的，“14億人口的大國能做到這樣已經很了不起了。”

在北京協和醫院，她拍到了另一個層面的體系。“協和很厲害，但床位有限，有些病人病情危重，但治療方案已經很成熟，就會被轉到醫聯體醫院去。”這不是放棄，而是承接。張建珍說，大醫院的醫生去新疆、喀什做對口幫扶建醫聯體，“你會發現，中國的醫療從各個角度解決14億人的（看病）問題。”醫聯體的情節播出后，很多觀眾被其中的細節戳到了，醫院為了減少患者和家屬的焦慮，要反復對接病情和溝通，讓大家明白，轉診不是放棄治療，而是更多的希望。

《中國醫生3》首映禮上，聯合出品人許培海用四個檢驗來概括這部紀錄片的價值：檢驗了分級診療體系的完整性；檢驗了各級醫療機構的高效協同；檢驗了前沿醫療技術的實戰水平；檢驗了醫護人員的職業信念與人文精神。

張建珍覺得，這四個檢驗其實都在說同一件事，那就是急救這張網是織起來的。

《中國醫生3》的第一集名為《生命接力》，內容上并沒有強調沖突性和戲劇性，而是通過展現急診科如何快速地接收病人，評估患者病情，提前做好方案，以多學科協作和跨院轉運的案例，來說明生命是如何在分秒之間被一棒接一棒地傳遞的。

關于要不要把這個內容放在紀錄片第一集，張建珍其實猶豫過。她坦言“第一集的故事比較弱，不夠吸引人”，但在成片時還是把它放在了第一集。總臺紀錄片頻道（CCTV-9）給出的建議是，開篇需要讓觀眾知道這部片子是從什么角度、什么高度來談這個問題。

張建珍找到的角度是信任，醫生和患者之間的這種信任背后往往承載著很多東西，信任不是靠口號建立的，“只有我理解了你背后的所有想法，知道你是在能力范圍內盡力為病人考慮，我才會相信你，這是一個非常人文的邏輯。”

她講了一個在《中國醫生3》里被剪掉的故事。病人的女兒和主管醫生發生了爭執，父親是爆發性心肌炎，上了ECMO（體外膜肺氧合）。后來發現父親還是腫瘤晚期，生命可能只剩3到4個月。女兒反復問醫生，你能給我做保證嗎？醫生不能，醫學有局限性，這家醫院ECMO的存活率已經是全國第一，但沒人能保證活下來的就是你。

女兒要做決定，這并不容易。醫生也要等待決定，因為從醫院的角度來說，后續治療如何進行都需要提前做準備。張建珍能理解女兒的崩潰，也能理解醫生的考慮，兩邊的角度都有道理。

這件事帶給她最深的感觸是溝通的重要性，“很多醫療問題是因為溝通不足產生的”。醫生的性格各有不同，有直白的、有委婉的，有時候既要考慮患者的承受力，又要把專業的部分講清楚，而不是夸大其詞。

在第三集《跨越信任的邊界》中，四川省人民醫院，22歲的年輕患者因為車禍多處骨折。嚴重的病情在經歷手術麻醉之后，使他出現了幻覺，覺得醫生要害他。當時只有母親陪伴在他身邊，聽到兒子反復說“有人要殺我”，慌亂的她趕緊報警叫來警察處理。

四川省人民醫院急診科主任孫明偉面對這樣糟糕的處境，依然反復安慰母子倆，耐心地開導。他說：“我們肯定會保證你活著的，所以說你知道生命很珍貴，你不要再廢（調皮）了。”這位患者一周前因摩托車事故送進醫院，在手術欠費的情況下，醫院仍然給他做了兩次手術。即便這個過程中醫護人員有委屈，但他們仍然能理解家屬的做法。

張建珍說，她拍這部片子的初衷一直沒變，增進醫患之間的理解。“從講述個人到講述體系中的人，初衷從未改變。醫生為病人考慮的事情遠超我們的預期。我希望讓大家了解醫生在想什么。”

拍攝《中國醫生3》時，帶給張建珍最直接沖擊的一句話是：“急診醫護是在無常中點燃希望的人。”這句話也成為整部作品的情感底色。

她覺得希望這個詞在急診室的敘事里有它獨特的含義。希望不是簡單的安慰，不是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善意謊言，而是一種更復雜、更沉重的東西。有時候，希望是“我們盡力了”，是“你們不是一個人在面對”。

《中國醫生3》第四集《年輕的生命》中有一個細節讓人印象深刻：一個孩子的病情已經無力回天，醫生和家長做最后的溝通。醫生沒有說我們沒辦法了，而是說“我們一起經歷了這個過程，我們都盡力了”。家長聽完，沉默了很久，然后點了點頭。張建珍說，那一刻醫生和家屬站在了同一邊。疾病是唯一的敵人，他們是一條戰壕里的戰友。

這種共同經歷是希望的另一重含義。它不是對結果的保證，而是對過程的陪伴，這也是張建珍在拍攝中逐漸理解的一件事。

在后期剪輯時，看到一張張臉、一幕幕故事，張建珍常常流淚。很多畫面她在剪輯時看了許多遍，每一遍都很難受，“但必須放進去，因為這就是急診的真實。如果只放救活的案例，那就是在騙人。”

在被問到觀眾會不會覺得太沉重時，張建珍表示，她擔心的不是沉重，而是“看完之后覺得什么都沒留下”。所以在剪輯《中國醫生3》時，她特別在意情緒的出口，不能只呈現苦難，還要呈現應對苦難的方式。

那個5歲孩子的故事里，醫生們搶救了很久，最后宣布死亡時，所有人都沉默了。但鏡頭沒有停，它記錄下了醫生走出搶救室后，一個人站在走廊里發呆的瞬間。那個背影，比任何語言都更有力。張建珍說：“這不是絕望，這是一個人在承受。承受，本身就是一種力量。”

拍攝結束許久，張建珍腦海里仍常浮現那些交織的畫面。內蒙古的村醫守護著一個村莊的生命線；嘉善縣120急救醫生第一次獨立處理心臟驟停，手在發抖，但沒有停下來……她越來越理解，醫生對生命的護佑從來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由無數不同崗位的、平凡的醫護人員一同的努力。

從《中國醫生》第一季到第三季，張建珍對醫療體系的觀察越來越深入。長期做一件事，最大的收獲就是不會一頭霧水，容易找到正確的路。首映禮那天，她和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急診醫學科副主任醫師盧驍坐在一起看片。這是她第一次用一種完全放松的心態去觀看。

她希望這部紀錄片給觀眾帶來的不是絕望、不是煽情，而是一種理解之后的信任，一種看清真相之后仍然愿意相信的力量。《中國醫生3》里的急診室故事不是奇跡，但比奇跡更樸素，也更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