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隨性不是每個人都適用的，而紀律能夠決定損益下限

作者：逸柳的知行之路

來源：逸柳投研筆記（ID：ealiu_investment）

因為史學家和文學家的渲染，李廣的名氣很大，而跟李廣同時期，還有一個將軍經常被拿來跟李廣做對比，那就是程不識。這兩個將軍的風格是截然不同的，兩人身處同一時期，并且都被派往邊關駐守，因此從古至今都有很強的比較價值。

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屯云中；中尉程不識為車騎將軍，屯雁門。六月，罷。廣與不識俱以邊太守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

臣光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兇。”言治眾而不用法，無不兇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材，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為法。何則？其繼者難也，況與之并時而為將乎！夫小人之情，樂于安肆而昧于近禍，彼既以程不識為煩擾而樂于從廣，且將仇其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非徒廣軍無以禁虜之倉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為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效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效李廣，鮮不覆亡哉！

——《資治通鑒·漢紀九·漢世宗孝武皇帝元光元年》

李廣的帶兵方式是比較隨意的，沒有什么固定的隊列和陣型，他們出征在外，碰到水源和草地，就自由休息，士兵們各自活動，也不進行巡邏，不用敲打刁斗以提醒士兵保持警戒，當然，也會派哨兵監視敵軍動向，在李廣歷次帶兵經歷中，也未曾遭遇突襲。總的來講，李廣的隊伍在比較大的程度上依靠士兵們的自律。

而程不識則不同，他很講究軍隊紀律，隊列和陣型都規規矩矩，行動十分整齊，安營扎寨的時候，士兵們輪流巡邏，敲打著刁斗以隨時保持戒備，軍隊中的文官晚上一直忙到天亮，部隊都不能隨便休息。但是敵軍也不敢進犯程不識的部隊。

不過由于人們普遍喜歡輕松的環境，所以久而久之士兵們都更加樂意跟著李廣，而不愿意跟隨程不識。

司馬遷和司馬光對于這兩位將軍的評價可以說是截然不同的。司馬遷對于李廣給予了高度評價，還單獨給他立傳，而程不識則沒有獨立的篇章，太史公對李廣是不乏溢美之詞，說他的行為體現了“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也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司馬光則從紀律性的角度來看待李廣和程不識二人，他認為李廣的那種風格只適合他自己，不能夠被其他人效仿，否則很容易對偷襲失去防御力，并且實際上，李廣后期或許就是受了這種風格的累，因為不適合大兵團作戰，出現了幾乎全軍覆沒和迷路等狀況。

此外，司馬光還認為李廣的做法不利于整體的兵制建設，人性傾向于身處舒服的環境，因此漢軍當時就更喜歡跟著李廣，而不愿意跟程不識，也就是說，李廣的做法讓程不識等其他將軍更難管理士兵。司馬光總結兩人的風格，認為程不識的做法具有復用性，模仿他的嚴明軍紀的做法，即便是不能夠取得戰功，也不至于大敗；但是如果模仿李廣的做法，讓隊伍完全依賴士兵的自覺，最后就很容易面臨全軍覆沒。

不同的風格適合不同的人、不同的時期。對于我們大多數人而言，就如司馬光所言，李廣都并非一個好的學習榜樣，他的風格對于條件的限制太苛刻了，涉及的變量太多，一旦某個條件不滿足，就容易遇到危險，并且會帶來很大的損傷。李廣本人在前期能夠支撐這樣的帶兵方式，可是到了后期，隨著對匈奴的作戰由被動防守轉入進攻，而且開始大兵團作戰，李廣帶兵風格的弊端也就逐步體現出來了。

歷史上很多名將、良將都講究軍隊紀律的建設，不管是司馬穰苴、孫武，還是韓信、周亞夫，取得成績的將領無一不是重視軍隊紀律的。而紀律的目的就是盡可能降低不確定性，戰局本就是瞬息萬變，如果再加上部隊本身具有不確定性，那這戰就沒法打了。

不僅是軍事上，對于做事情或者搞投資，紀律性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股票市場的變化不比戰場少，而且有無數的行動方，雖然說絕大部分人都是背景板，是價格接受者，但是每個主體都會或大或小影響到價格，面對如此不確定性的場景，如果還因為自身行為缺乏紀律性讓決策者自己具有不確定性。

只不過股票市場中，這個“紀律性”有著不同內涵，并且其本身也包括著對不同場景的應對方式，而為了弄清楚什么是“紀律性”，則可以參考李廣和程不識的案例，使用找反例的方式，與“紀律性”相對的，就是由著自己的性子做決策，不思考、不謹慎，散漫而隨機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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