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界“最強CP”：《自然》期刊因他們而創(chuàng)辦 | 我在科學界認親（2）

1860年6月30日，牛津大學博物館，空氣悶熱的令人窒息，仿佛一場暴雨正在醞釀。大廳里擠滿了上千人，縱使火爆如此，看客們也沒有意識到，這將會是載入人類歷史的場景。

這是一場針對《物種起源》的審判。牛津主教威爾伯福斯問出了一個帶有羞辱的問題：“赫胥黎先生，請問您是通過您的祖父，還是通過您的祖母，才覺得自己是猴子的后代呢？”赫胥黎具體回應了什么已經(jīng)不得而知，但留下了一個傳奇的斷言：他并不以擁有一只猴子作為祖先感到羞恥，但他會羞于與一個用巨大天賦掩蓋真相的人聯(lián)系在一起。全場嘩然，甚至有貴婦當場暈厥。

▲《名利場》中描繪的兩位辯論的主角，威爾伯福斯（左）與赫胥黎（右）

與一般敘述不同的是，這場辯論并沒有根本上改變進化論的地位，只是斷絕了扼殺進化論的可能，因此會后雙方都覺得自己贏了，但仍然是進化論發(fā)展史上的關(guān)鍵時刻。故事講到這里，有些人突然反應過來，《物種起源》的作者達爾文在哪里呢？答案是抱病在家，或者說，正躲在幾百公里外的鄉(xiāng)下莊園里，裹著毯子瑟瑟發(fā)抖，根本不敢面對這場風暴。在之后的時光里，赫胥黎更是在多個戰(zhàn)場上秉持科學自然主義和進化論的旗幟，也因此獲名“達爾文的斗牛犬”。雖然這一親密關(guān)系被許多人熟知，但這其實只是兩人乃至兩個家族關(guān)系的起點罷了。

▲今天來看赫胥黎當然贏了，英國有80%的人相信進化論，而美國只有一半人相信進化論（science，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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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家翁與窮小子

如果剝離掉科學的光環(huán)，達爾文與赫胥黎在維多利亞時代的階級光譜上，原本是處于兩極的存在。

達爾文是標準的富家子弟。父親羅伯特·達爾文作為英國頂尖醫(yī)生，每年收入有上千英鎊，外祖父喬賽亞·韋奇伍德作為一名陶瓷商人更是富甲一方。這讓他擁有一項當時（其實現(xiàn)在也是）最昂貴的奢侈品——閑暇。他不需要工作，可以花八年時間去研究藤壺的分類，或者花一下午觀察一只蚯蚓的蠕動。

▲喬治·里士滿繪制的達爾文年輕時的肖像（wiki）

赫胥黎則是妥妥窮小子。雖然出生于一個中產(chǎn)家庭，但是經(jīng)濟十分困難，這種困難隨著求學還不斷加強，因此年輕的赫胥黎不得不去軍艦上做助理外科醫(yī)生。回到倫敦后，他不得不像個陀螺一樣瘋狂旋轉(zhuǎn)：教書、寫專欄、做鑒定、在大眾講壇上科普。縱然年紀輕輕就成為皇家學會會士，但依舊疲于生計，因此赫胥黎在給朋友的書信中吐槽: 在英國做科研，啥都能有，就是沒薪水。能賺來滿肚子稱贊，卻填不飽肚子。

▲21歲的赫胥黎(wiki)

但赫胥黎最終靠才情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他可能是那個時代最厲害的自學成才者，不僅學會了德語、拉丁語等多門語言，還得出了鳥類由恐龍進化而來的結(jié)論。憑借這份才智，他很快結(jié)識了約瑟夫·道爾頓·胡克，這是達爾文一生的密友。也是通過胡克，赫胥黎得到了達爾文的賞識。

▲約瑟夫·道爾頓·胡克（1871-1911）（NIH）這位胡克也是那場辯論的參與者，立場是維護達爾文的觀點，并認為自己表現(xiàn)也很不錯，但是歷史一般只記住了那兩位，他和那位胡克一樣，也被歷史“遺忘”了

赫胥黎一開始并不認同進化論，但達爾文依舊對他有著一種特殊的直覺，他非常焦慮的想要改變這個年輕人的想法。因此，赫胥黎成為了極少數(shù)在《物種起源》發(fā)表前就知曉核心機密的內(nèi)部人士之一。當赫胥黎終于完全弄懂了達爾文的理論時，他的反應既懊惱又坦率，留下了那句名言：“我真蠢，竟然沒有早點想到這個！”

但最耐人尋味的是，這位“斗牛犬”其實從未完全對主人臣服。在學術(shù)上，赫胥黎一直對自然選擇是否是進化的唯一動力持保留態(tài)度（他性格急躁，更傾向于那種劇烈的、跳躍式的進化，覺得達爾文的漸變論太慢了，也就是所謂的保守派覺得激進派太保守了）。但這恰恰證明了這段友誼的偉大：赫胥黎沖進戰(zhàn)場，捍衛(wèi)的不是每一個細節(jié)的絕對正確，而是科學解釋世界的權(quán)利。他意識到，達爾文正在把神權(quán)從自然界剝離，為了這個大前提，他愿意把個人的學術(shù)分歧暫時擱置。

▲1859年物種起源的書影(美國國會圖書館)

然而，這種單方面的沖鋒陷陣并不能長久維持。有7個孩子的他要像永動機一樣瘋狂工作，當然永動機不可能存在，終于在1873年，這臺機器終于崩壞了。赫胥黎一直因過度勞累而受苦，最近還因新房施工被鄰居起訴，此外，他還欠建筑商一大筆款項。經(jīng)濟壓力與身心壓力從各個方面向赫胥黎襲來。這時候，一直躲在幕后的達爾文出手了。

他太了解這位朋友那強烈的、甚至有些刺人的自尊心。于是，達爾文沒有直接像施舍乞丐那樣給錢，而是秘密聯(lián)合了一些老朋友（又是那位胡克從中斡旋），在極短的時間內(nèi)湊齊了2100英鎊（約赫胥黎3年綜合收入）。隨后，達爾文寫了一封信，連同支票一起寄給了赫胥黎。這封信寫得如此小心翼翼，字里行間充滿了對朋友尊嚴的維護和近乎懇求的深情：

如果不把你當成一位備受尊敬和摯愛的兄弟，我們就不會對你懷有這樣的感情……我相信你會回應這份感情，并因此樂意給我們一個在某種程度上幫助你的機會，因為這將是我們余生中快樂的源泉。

信中，達爾文特意強調(diào)這筆錢來自“18位最親密的朋友”，絕無任何陌生人的施舍，并懇求道：“我們這樣做，確信是符合公眾利益的……也是為了讓你能獲得徹底的休息。”

▲信件原文（Darwin Correspondenc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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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quán)力的護城河

如果說1873年的那封信見證了私人的溫情，那么赫胥黎為達爾文構(gòu)建的X俱樂部，則展示了他在公共領(lǐng)域冷酷而高效的政治手腕。

讓我們把目光重新拉回1860年。雖然赫胥黎在牛津大辯論中一戰(zhàn)成名，將威爾伯福斯主教駁得啞口無言，但他清醒地意識到，這只是一場慘勝。那個擁擠的大廳讓他看清了一個殘酷的現(xiàn)實：舊世界的勢力依然強大得令人窒息。他們將進化論視為對神定社會秩序的冒犯，正準備發(fā)起反撲。赫胥黎痛感科學不僅僅是真理的辯論，更是權(quán)力的游戲。想要讓進化論真正站穩(wěn)腳跟，他不能只做一只狂吠的斗牛犬，他必須成為一名組織者。

1864年，為了防止朋友們在繁忙中疏遠，更為了在不受宗教教條束縛的情況下推動科學的專業(yè)化，X俱樂部在赫胥黎的組織下誕生了。

俱樂部只有9名成員，且不再擴招。這份名單囊括了當時英國最頂尖的大腦：除了赫胥黎和胡克這兩位達爾文的左膀右臂，還有物理學家廷德爾、數(shù)學家赫斯特、社會哲學家斯賓塞，以及身兼銀行家與生物學家雙重身份的盧博克等（當然不包括達爾文，這個俱樂部可以理解為達爾文的應援團）。他們不僅智商超群，更重要的是，他們都是堅定的自然主義者，是一群致力于將科學從神權(quán)手中解放出來的“新教徒”。

從1864年到1893年，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四晚上6點，這些人聚會在一起，晚餐后一起參加皇家學會會議。在這些推杯換盞的晚宴中，他們在這里協(xié)調(diào)立場、分配資源、制定策略，像一道銅墻鐵壁，將達爾文嚴嚴實實地護在身后。

在輿論陣地，他們于1869年扶持諾曼·洛克耶創(chuàng)立了《自然》（Nature）雜志，創(chuàng)刊號首頁文章正是由赫胥黎親自撰寫。X俱樂部的成員們負責供稿、審稿，并用他們巨大的學術(shù)聲望為這本連年虧損的雜志做信用擔保。這本雜志成為了進化論最堅固的宣傳陣地，直到今天依然是科學界的圣經(jīng)。在榮譽體系上，X俱樂部通過精密的運作，成功沖破阻力，將皇家學會的最高榮譽科普利獎?wù)拢–opley Medal）掛到了達爾文的胸前。這一舉動極具象征意義，它迫使主流科學界不得不正式承認這位“離經(jīng)叛道者”的地位。

▲Figure 諾曼·洛克耶（1836-1920）一直擔任《自然》主編到1919年（Notables of Britain）

而到了19世紀70年代，這個小圈子的權(quán)力達到了頂峰。他們幾乎壟斷了英國科學界的最高權(quán)力機構(gòu)。從1873年到1885年的整整12年間，皇家學會的會長職位就像X俱樂部的內(nèi)部傳家寶一樣，在胡克、斯波蒂斯伍德和赫胥黎手中輪流傳遞。他們決定了誰能獲得資助，誰能發(fā)表論文，誰能進入權(quán)力的核心。

在這個俱樂部的運作下，達爾文不再是那個孤軍奮戰(zhàn)的老頭，而是成為了一個龐大科學權(quán)力網(wǎng)絡(luò)的核心圖騰。赫胥黎用這種精妙甚至有些霸道的政治手腕，為他的朋友打造了一件刀槍不入的鎧甲，確保了進化論在驚濤駭浪中安然著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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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的藤蔓

X俱樂部只是明面上的權(quán)力堡壘，而在它的地基之下，是一個更為盤根錯節(jié)的親緣網(wǎng)絡(luò)，其滲透進了唐屋每一個迎來送往的午后。

赫胥黎的造訪總帶著一種特有的生命力，往往能把常年虛弱的達爾文從沙發(fā)上喚起。兩人會并肩踏上那條著名的沙徑（Sandwalk），那是達爾文獨自沉思的領(lǐng)地。在這里，赫胥黎像開香檳一樣傾倒出倫敦科學界的最新戰(zhàn)況與趣聞，而達爾文則在這些時刻里，奇跡般地忘卻了那時刻糾纏他的胃部絞痛。

這種私人信任甚至打破了達爾文的一貫怪癖。晚年的達爾文極度厭惡被人盯著看，更討厭長時間坐著當模特，無數(shù)專業(yè)畫師都在他這里吃了閉門羹。但他唯獨為赫胥黎的女兒瑪麗昂·赫胥黎破了例——1878年，她捕捉到了晚年達爾文最放松的姿態(tài)。

▲瑪麗昂·赫胥黎達爾文肖像（英國名人肖像館）

這種父輩的親密，讓兩家的后代產(chǎn)生了一種天然的混同感。達爾文的孫女，藝術(shù)家格溫·拉維拉在她的回憶錄《一去不返的時光》（Period Piece）中記錄了這種獨特的氛圍：在她的童年記憶里，赫胥黎家族的孩子們和達爾文家族的孩子們是不分彼此的一群人。他們共享同一個夏天，在劍橋的同一個花園里爬樹。

▲達爾文的孫女格溫·拉維拉描繪的家庭時光（Period Piece: A Cambridge Childhood）

兩家通用的教育環(huán)境，制造了一種奇特的智力混血。赫胥黎的孫子朱利安·赫胥黎，在這個圈子里耳濡目染，順理成章地繼承了達爾文的衣缽，成為了著名的進化生物學家及教科文組織首任總干事。而赫胥黎的另一個孫子阿道司·赫胥黎，雖然成為了作家，但他那部曠世名著《美麗新世界》，探討的全是生物技術(shù)與人類未來的關(guān)系。

這種深度糾纏，最終在1964年迎來了一個極具宿命感的結(jié)局。那一年，喬治·彭伯·達爾文（達爾文的曾孫）迎娶了安吉拉·赫胥黎（赫胥黎的曾孫女）。這也剛好是x俱樂部成立100周年。

這正是歷史學家所說的智力貴族的核心運作模式，達爾文-韋奇伍德-赫胥黎-凱恩斯這幾個家族，通過互為教父、互相入學推薦、互相審閱手稿，編織了一張也許是英國歷史上密度最高的智力網(wǎng)絡(lu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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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的“適者生存”

人們習慣把進化論的勝利想象成真理的自然顯現(xiàn)，仿佛時間一到，錯誤就會自行退場。但達爾文和赫胥黎的故事提醒我們：事實從不會自動勝出，真理也需要盟友。

如果沒有赫胥黎的咆哮、X俱樂部的算計、家族網(wǎng)絡(luò)的層層加固，進化論也許依舊正確，卻未必能成為今日世界的常識。所以進化論的發(fā)展也不是一個關(guān)于“科學對抗宗教”的簡單故事，其中也蘊含著思想如何通過友誼、權(quán)力與代際傳遞，完成自身進化的征程。在這個意義上，達爾文與赫胥黎，不只是百年長青的科學CP，他們更是現(xiàn)代科學最早的一次成功的“物種適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