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歲名校海歸博士求職無門：不上班最難受的不是沒錢，是精神失重

• “不上班”真正難熬的地方，往往不是錢。
• 最折磨人的，是一種精神上的失重感。
  

有時在朋友家聚會，聊起新聞、時事，或是娛樂八卦，我還能說得挺來勁。那一刻會忘記自己的處境。可一旦話題拐到工作上，或者有新認識的人很隨意地問一句：“你現(xiàn)在在做什么？”那種輕松感瞬間就碎了。我能清楚地感覺到，自己一下子矮了半截，連說話的聲音都跟著往下掉。

一個再平常不過的問題，打在我身上卻像一顆子彈。中彈之后，我通常含糊地應付幾句，然后趕緊找個借口離開，躲到廚房、陽臺，或者洗手間旁邊某個角落待一會兒。

躲什么呢？是在躲那個剛剛讓我現(xiàn)了原形的人，也是在躲那個突然不知道往哪兒擺的自己：一個大齡失業(yè)者。

這不應該是我

我原本不像那種會“不上班”的人。

高中一直是全班第一，本科讀的國內頂尖大學，之后去英國念了碩士，畢業(yè)后進了一家知名的管理咨詢公司。按常規(guī)敘事，這幾乎是一條標準得不能再標準的路：好學校，好學歷，一個體面的職業(yè)起點，一副看上去持續(xù)向上的人生圖景。那時候，如果有人問起我的將來，我給出的答案大概和多數(shù)人差不多：工作，晉升，攢經(jīng)驗，過一種普遍被認可的“不錯的生活”。

至少那時，我完全沒想過，有一天會被“你現(xiàn)在做什么”這種問題追得狼狽逃竄。

我并非天生排斥上班。恰恰相反，在咨詢公司那三年，我甚至有點喜歡工作。我喜歡那種清晰的節(jié)奏，也喜歡和同事配合的狀態(tài)，跟周圍人處得也還不錯。工作本身沒有讓我厭倦，只是如今回頭看，也不得不承認，自己當時的發(fā)展算不上多好。那份工作給了我漂亮的履歷和一個不錯的起點，但我并沒積累下什么扎實的、可遷移的能力。很多時候，我完成的只是體系交辦的任務，卻沒有構筑起足夠穩(wěn)固的職業(yè)內核。這也是后來在求職中我慢慢意識到的困境之一：我不是沒有工作經(jīng)驗，但這些經(jīng)驗沒能自動轉化為當今就業(yè)市場上那種特別明確、特別有競爭力的“本事”。

后來，我離開咨詢業(yè)，自己創(chuàng)業(yè)三年。那一段經(jīng)歷很難簡單地用成功或失敗來概括。我嘗到了一點自己做事的成就，攢下一些經(jīng)驗，也算小有成績，但離“創(chuàng)業(yè)成功”還很遠，更不用說財務自由了。換言之，它讓我走出了原來的軌道，卻沒能把我送上一條新的路。

為了擺脫這種“不上不下”的局面，我又申請來英國讀博。起初，我對博士生涯有過一些期望。那種期望不完全源于學術理想，也夾雜著現(xiàn)實的考量：或許再經(jīng)過幾年訓練，靠一個海外博士的經(jīng)歷，我能夠重回一條更穩(wěn)定、更體面的軌道。

但現(xiàn)實沒有往那個方向走。博士期間，研究并不順利，成果也不多。臨近畢業(yè)，問題一層層壓過來：年紀漸長，英國這幾年經(jīng)濟低迷，崗位本來就少，AI對很多行業(yè)的沖擊也越來越直接，而我始終沒找到一份長期、穩(wěn)定、能讓我重新站回“正常軌道”的工作。

就這樣，在一個看起來最不應該“不上班”的人身上，“不上班”這件事發(fā)生了。我2024年2月博士畢業(yè)，向國內國外投了幾百份簡歷，至今工作還沒著落。而更沉重的現(xiàn)實是，我已經(jīng)36歲了。

錢，并不是最緊迫的問題。因為先前工作和創(chuàng)業(yè)，手里還有一些積蓄。同時，我在英國也會做些兼職和小生意，基本能覆蓋日常開銷，算是收支打平。當然，這種平衡是建立在支出很低的基礎上。我沒結婚，沒房貸，也沒養(yǎng)孩子的壓力，平時生活簡單，花銷不多。再加上父母經(jīng)濟狀況還不錯，眼前他們的養(yǎng)老問題并不需要我過多操心。所以從生存層面看，我還沒被逼到絕境，不上班也沒有讓我的物質生活迅速崩掉。

但“不上班”真正碾人的地方，往往不是錢。最難的一部分，是一種精神上的失重感。

失重的人生

失重的人生里，日子沒了骨架。

沒了固定工作，時間的質地會變得很奇怪。上班的人當然抱怨工作侵蝕生活，但工作也在無形中為每一天搭起骨架：起床、通勤、會議、同事、項目、周末，甚至是對假期的期待，都是這套節(jié)奏的一部分。

這套骨架一旦消失，日子就變輕了，輕得讓人握不住。你可以晚一點起床，今天做不完的事可以拖到明天，而明天不做似乎也不會馬上有什么后果。短期來看，這種松弛是一種饋贈；可時間一長，它就悄悄地變成另一件東西：一種沒有重量的流逝。很多天會在一種好像很充實、又好像一片茫然的狀態(tài)中飛速滑過，等你回頭望，很難說清自己到底沉淀下了什么。

這種失重感，一部分來自對事業(yè)的渴求。我的本科是國內名校，周圍相當一批同學，如今已經(jīng)駛入人生的快車道。有在大公司一路晉升的，有創(chuàng)業(yè)做得風生水起的，有人甚至已經(jīng)摸到了某種意義上的財務自由。

偶爾會在新聞報道里看見熟悉的名字，更多的時候，是在朋友圈里瞥到他們越來越成形、越來越體面的生活。那種感受不只是單純的嫉妒，更像是一種被時間甩脫的感覺。仿佛別人都已經(jīng)穩(wěn)穩(wěn)地站在了人生的領獎臺上，而我還在起跑線附近，想找個能落腳的地方。

大齡失業(yè)最讓人焦慮的，不是年歲的增長，而是技能與價值的增長速度追不上年齡。剛畢業(yè)時，經(jīng)驗不足還能被理解成“有潛力”，別人愿意相信你以后會更好；可到了我這個階段，用人單位通常默認你應該已經(jīng)有了更成熟、更清晰、也更不易替代的專業(yè)能力。一旦沒有，這個落差就會被迅速放大。

你不再被看作一個可以慢慢培養(yǎng)的人，可你又還沒有成為那個能立刻證明自身價值的人。某種意義上，這正是我當下求職困境的一部分：年齡已經(jīng)把我推到“應當更強”的位置上，而我此前的幾段經(jīng)歷，并沒能自然而然地沉淀出那種足夠硬、足夠專業(yè)、足夠即時兌現(xiàn)的能力。

另一部分失重感，來自社會身份的懸置。

工作在現(xiàn)代社會里首先指向收入，但同時也是一個公共標簽。你做什么工作，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別人如何快速理解和定位你。過去我對這一點并沒有這么清晰的意識，因為當自己始終走在“正常軌道”上時，這套機制是自動運轉的。名校畢業(yè)、留學、進入知名公司，這些詞本身就能拼出一套足夠清晰的自我說明。可一旦沒了明確、穩(wěn)定的工作，你會突然發(fā)現(xiàn)，自己在很多場合都變得很難被人安放，就像俄羅斯方塊游戲里忽然掉下一個圓球。

這種尷尬會逼著人做一點小小的修飾。為了避開自己目前的狀態(tài)，我有時會把畢業(yè)時間往后說。明明已經(jīng)畢業(yè)兩年了，話到嘴邊卻變成“我是去年剛畢業(yè)”。這樣的改動并不大，失業(yè)一年也并不比失業(yè)兩年體面多少。這更像是一種本能掙扎，與其說是騙別人，不如說是在安慰自己。只要在語言和現(xiàn)實之間拉起一層薄紗，現(xiàn)實的猙獰就能模糊得不那么刺眼。可隨即，這種微調反而讓人更難受：你會察覺到自己已經(jīng)開始下意識地替自己打補丁，而補丁不過是另一種對底下破洞的提醒。

還有一部分失重感，來自社會關系中的不自在。

社會標簽的缺失，讓我更難維系舊關系，也更難建立新關系。那些以前的同學、同事，尤其是后來職場發(fā)展順利的人，似乎會在不知不覺中離我越來越遠。那種疏遠未必擺到明面上，更未必是惡意的，但確實能感覺到，比如微信回復變得越來越慢，話題越來越少，彼此之間好像被什么東西輕輕隔開了。

與此同時，在認識新的人時，我也明顯能體會到，一個人身上如果沒有清晰的職業(yè)標簽，在很多關系里會迅速變得“不那么重要”。說得更直白些，很多人會下意識地判斷你是不是一個“有用”的人，能不能提供資源、信息或某種幫助。當你缺少一個明確的社會身份時，那種判斷常常很快就轉化為一種冷淡。久而久之，人會越來越往后退。不是不想交朋友，而是你在邁入他人生活的最初環(huán)節(jié)上，就已經(jīng)先感到了一點羞恥。

如果世界上只有我一個人，我也許可以“回也不改其樂”（編者注：出自《論語》，意為即使外在環(huán)境再艱苦，也不改變內心的快樂），但父母的感受，總讓人愧疚。

我老家是個經(jīng)商氛圍濃厚的地方，整體上很務實，像我這樣一路讀書、讀到很高層次的人，其實并不多。按說，讀書本該是一條被寄予厚望的路，它意味著體面、穩(wěn)定，意味著一種和家鄉(xiāng)原有活法不太一樣的人生出口。也正因如此，當我現(xiàn)在“混得不行”時，這種反差就變得格外扎眼。

父母偶爾會半開玩笑地說：“（看你現(xiàn)在這樣）以后咱們老家都沒人愿意讀書了。”我知道他們未必是認真在責怪我，玩笑里藏著無奈，甚至有一種把失落盡量說輕的努力。可越是這樣，這句話越扎心。

工作沒有進展，生活仍在繼續(xù)

沒有工作的狀態(tài)，意味著手里有大把時間。我的日常并不空洞。我會看很多書和電影，比如帶著某種惡趣味去對照一些小說的中譯本和英文原版，找出翻譯里的錯漏。

我也想過，要不要做一個B站讀書類或影視賞析類的up主。同時，業(yè)余時間我會寫些自娛自樂的詩和小說。它們不能直接換來現(xiàn)實回報，但至少讓我覺得，自己沒有在一種完全空轉的狀態(tài)里耗盡時間。現(xiàn)實中與老友、新識之間的疏離，反而讓我在文字中有了更強的表達欲和傾訴欲。

為了重新回到職場，我也在做一些努力。這段時間，我開始學習一些AI相關的東西，希望讓自己再獲得一點跟當下市場接軌的能力。現(xiàn)在我投簡歷最多的，還是學術界的崗位。一方面，經(jīng)過博士階段的訓練，我對學術界確實還保留著興趣；另一方面，更現(xiàn)實地講，以我現(xiàn)在的年齡、履歷和斷斷續(xù)續(xù)的工作狀態(tài)，學術界仍是我覺得自己相對“還有點勝算”的領域。這個判斷并不浪漫，甚至帶著幾分無奈，但也是對現(xiàn)實的一番權衡：在很多別的行業(yè)，我似乎已經(jīng)很難被自然地納入他們對“合適候選人”的想象了。

“不上班”，在有的社交媒體上會被描繪成一種輕盈的選擇：逃離內卷，不再被工作定義，低欲望地活著，給自己松綁。這當然不是全無道理，我也確實在享用這份自由。它讓我從過去一直被績效、履歷和競爭推著走的狀態(tài)里退出來。

但自由并不是唯一的價值。甚至我覺得，正因為我們現(xiàn)在生活在一個以工作為軸心的社會里，自由才顯得格外珍貴。因為有“案牘勞形”，“閑云野鶴”才成了一種令人向往的姿態(tài)。說到底，“漁樵耕讀”也只在達官顯貴的文章和酒局上被羨慕，真要讓他們去打魚砍柴，他們是不去的。

你不去工作，并不等于從評價體系里徹底脫身。更常見的是，你還在那個體系里，只不過從中心挪到了邊緣。你知道別人會怎樣看你，也知道自己其實并沒有真正擺脫那些目光。

所以，我享受自由，也羨慕秩序。有一份能提供收入和基本身份的職業(yè)，有節(jié)奏，有秩序，同時還能留下一些屬于自己的時間和空間。說到底，我真正渴望的，是一種很樸素的日常：上班有錢賺，下班有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