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當下最需要的經濟學思維？

為什么說一知半解的經濟學思維，恰恰是一顆毒丸？

曾經聽到不止一位來自社會學、歷史學系的學生抱怨：

那些經濟系的人研究的都是什么問題！他們根本不懂，卻什么都敢寫！

從心理問題、犯罪現象，到家庭教育、王朝興衰、制度演變等等，在學術研究領域，令“經濟學帝國主義”摧城拔寨的是經濟學的分析工具、假設和邏輯。

平心而論，如果看得夠多，會發現，在原生學科從業者看來不無錯漏、腦洞大開的模型，也許真的能抓到事情發展的主線。

“經濟學帝國主義”是學術上的事兒，更多人熟悉的是社會上的批評。

在實干派看來，學院經濟學家皓首窮經不及企業家的兩頁經驗一眼洞察；而廣大民眾對經濟學“磚家”則更為熟悉，大家已經習慣那些令人大跌眼鏡的建議，反而建議專家不要建議。

其實經濟學家很少有大錯特錯的時候，只是這個世界太過復雜，人們往往只能抓住問題的某些面向。

化用其他學科的抗議，我們可以提出第一個靈魂拷問——

如果信息材料的疏漏情有可原，那么經濟學的思維還足夠能打嗎？

再進一步追問：

什么是經濟學的思維，經濟學家之間有足夠的共識嗎？

具體一點，通俗地問——

產業政策到底有沒有效果？是否有好的產業政策與壞的產業政策之分？是否有這個階段是好東西下個階段是壞東西的區分？一個產業的發展有產業政策的幾分功勞，怎么測算判斷？

應對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我國采取的強刺激的宏觀經濟政策是最好的選擇嗎？在當時的情況下，所謂的其他選項可能會導向怎么樣的其他后果？

高水平經濟學家有時候會互相爭論，都是高水平，為什么會雞同鴨講？雙方的分歧在于看問題的側重點不同，造成這種分歧的究竟是信息差，還是思維差？

人口和資源的自由流動，是否不可避免帶來區域發展的不平等與差異？

如果客觀條件永遠不可忽視，那么我們是否只能追求無數個“特殊的經濟學”？

大師們經常說，問對了問題，學問就做成了一半。但對普通人來說，這個世界的線索還是太多了。

比如，不成熟的經濟學思維，往往是更進一步的危險——

把短期刺激當長期優勢：地方政府喊著“招商補貼”就以為項目穩了。結果補貼一到期，市場、人才、配套都走了，留下一座空蕩的園區和爛賬。

毒性來源：把“政策窗口”誤讀為“制度性比較優勢”。

把經驗等于普適規律：做過幾個成功投資，就以為模式可以復制。碰到不同城市、不同行業，結局很可能是失敗。

毒性來源：忽視空間（城市）與歷史路徑差異，混淆幸存者偏差與因果。

把數理模型當真理：看到漂亮的回歸系數和模型結論，就把復雜社會問題簡單政策化。現實中非量化因素（信任、歷史包袱、文化習俗）往往是關鍵。換一種更常見的表現，就是“數字不會騙人，但騙人的人會操弄數字”。

毒性來源：能量化的不一定是最重要的。

用單一論證替代具體情境分析與制度分析：熱衷于用供需曲線、博弈論描述所有問題，忽略歷史細節與執行機制。

毒性來源：霸權的思維不能代替思維的霸權。

更多泛泛而談的案例：看到大城市堵車、房價高，就覺得必須出臺管制性措施；看到某個行業火熱，就認為國家應該重點扶持；覺得企業家就是唯利是圖的商人，不如科學家和官員有遠見……

如果你在日常生活、企業決策、家庭資產或與任何對手談判時犯了上面任何一種錯誤，你就是被膚淺的經濟學思維毒到了。

用局部的“常識”掩蓋了全局的“真實”，結果就是拿著錘子，看什么都像釘子，卻不知道經濟系統是一個精密的有機體，牽一發而動全身。

然而，對于習慣反轉、有大局觀的中國人來說，經濟學思維可能是一顆毒丸，但在這個信息爆炸又常識匱乏的時代，成熟的經濟學思維仍然是任何現實思考想要“登堂入室”所不可或缺的。

經濟學思維，遠不止是供需曲線、GDP增速或者貨幣政策這些術語。與其把經濟學思維視為藥方，不妨視之為“特制眼鏡”，在復雜的真實世界中識別出關鍵的信號與噪聲。透過度數不準、充滿散光的鏡片，可能看得越“清楚”，反而離真相越遠。

適配的鏡片很多，有限的思維難以窮盡世界上看問題的所有角度，但以下五個基礎面向是不能不考慮到的。

第一塊鏡片是“全局觀”，在一個基礎意義上，也可以理解為“理解共性與特殊性的綜合框架”。

跳出“做題家思維”，這可能是謀事者首先要告誡自己的準則。我們已經足夠熟悉普適的經濟學原理要扎根于獨特的國情與制度背景這一點，但具體而言這意味著怎么樣的思考？《大國經濟學》一書提出，理解中國就必須從起點獨特、規模巨大、轉型劇烈的大國性質入手，“大”不是簡單的規模概括，而是會本質性地決定社會經濟的運行的具體機制，例如央地關系、所有制結構、財政和金融體系、國內外貿易平衡等等。形式與本質有時候是融通的。反過來說，中國的特殊性是否走出了一條既有經濟學難以解釋的路徑呢？答案是否定的。只有放入了足夠的變量，摸準了問題本身的容量，才能理解中國經濟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大國經濟學：面向長期、全局、多維的中國發展》

陸銘 楊汝岱 等 著

第二塊鏡片，是“直面真問題的批判性思維”。

掌握了宏觀框架后，更需要去找到真正的問題與破局的思路，有勇氣去挑戰那些可能錯誤的“共識”。以《大國大城》為例，作者面對城鄉發展的困頓，以充滿問題意識的思維和扎實論證指出，認為“限制大城市人口”就能解決城市病的觀點，就像以為減少吃飯就能治愈消化不良——搞錯了對象。一方面轉變“平衡”的理念，從總量平衡轉為倡導人均平衡，另一方面參考國際經驗與內部差異，重新思考城市真正的容量，提出城市化與鄉愁的新解。從橫空出世時激起大范圍爭議與討論，到見證政策轉變開始切實重視個體公平權益，《大國大城》運用經濟學工具紓解問題而非管制問題，開啟了有關區域平衡、城市規模、戶籍制度、社會保障等議題的新篇章。可以看到，好的經濟學思維不是接受現成答案，而是找到真正的問題，叩問成見，打開視野。

《大國大城：當代中國的統一、發展與平衡》

陸銘 著

第三塊鏡片，是正視無處不在的“約束條件”。

永遠在現實重力下思考，正如我們在現實重力中生活一樣。任何選擇都意味著代價。以2021年以來經濟學在公眾領域影響力斷崖式領先的《置身事內》一書為例，其實就是說明白了何謂約束條件下的中國發展。以現實條件更新發展話語，一定程度上就是充分理解約束條件。

《置身事內：中國政府與經濟發展》

蘭小歡 著

從內容上說，這本書探討的是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扮演的角色、作用和機制；從視角上講，這本書是將一切參與者和因素平等地置入發展經濟學。

我們知道，政府是經濟世界的監管者，也是參與者，經濟發展既存在市場建設目標，又需要在條件不達標的情況下謀求可行或可接受的做法，加之對官員行為、土地財政、產業政策背后的具體激勵與限制的分析，這一脈經濟學思維的長處，就是將經濟現象所涉的各種約束條件掰開、揉碎、攤平。正如作者謹慎的表態，“是什么”和“為什么”遠比空談“應該怎樣”更重要，真正理解現實世界的復雜性，透視問題本質的第一步就是讀懂“約束條件”。

第四塊鏡片，是洞察關鍵的“激勵相容”，是識別企業家精神之所在。

沒有一位經濟學家會忽視激勵。蘭小歡曾提到，無論是制度也好、戰略也罷，終究離不開人事關系。事在人為，理解這其中所蘊含的隨機性，是理解所謂“entrepreneurship”的起點。他認為，相比于“企業家精神”，這個詞更應該被翻譯為“進取精神”，不僅企業家、官員、科學家，社會各界都離不開這種精神。

在中國社會談論企業家精神，張維迎無疑是一位繞不開的學者。學界內外對張維迎教授的質疑聲從來沒有停息過，但這不妨礙市場精神對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指導意義。或許現實世界有無數的“約束條件”，但是經濟增長歸根結底還是需要看向激勵。要理解能夠“創造不均衡”的企業家精神，張維迎教授從1989年、1993年、2013年、2014年至今不斷再版的經典之作《企業家》是當仁不讓的選擇。

《企業家：經濟增長的國王》

張維迎、盛斌 著

此書雖然成書于30多年前，但它的內容不僅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變色，而且對當下的中國更具有理論和現實的針對性。換句話說，這本書記錄的是經濟史中大浪淘沙的精華，是超越時間的，因而也不因改革開放局面的變化而過時。企業家是市場經濟的靈魂之一，而非簡單的商人。書中不僅區分了“套利者”和“創新者”，指出經濟的未來取決于后者能否不斷涌現，還用豐富的案例和論證，說明了為什么試圖代替企業家去“挑選贏家”的策略常常失敗，因為真正的創新是無法被預見的。激勵與企業家精神，是經濟學思維最具鋒芒的利器。

第五塊鏡片，也是不可或缺的一塊，是“歷史縱深感”，或者說是一種對歷史發生機制的敬畏感。

經濟學家變得越來越喜歡研究歷史題材，不論是借此聲張自己的觀點，還是借此找到適合自己的主題，歷史作為經濟學思維的富礦，從來也不應被忽視。如今，經歷了作為社會科學的學科發展，歷史學也已然主動與經濟學聯手。善用歷史的縱深，關鍵不是以經濟學的思維去看歷史，而是帶著經濟學的思維去組織歷史認識。

以《大分流》聞名的加州學派代表歷史學家彭慕蘭，與他從事美洲史研究的同事共同推出并不斷修訂的《貿易打造的世界》，是幫助讀者建立歷史認識的上佳之選。這本書通過砂糖、白銀、稀土等具體商品跨越數百年的全球旅程，生動展示了經濟力量如何潛移默化地重塑社會、政治與文化。比如，你會看到一塊1896年的墨西哥銀元，如何最終在中國江西的山區流通，從而理解全球貿易網絡的韌性及其對本地社會的深刻影響。當代社會每天都在發生新的事情，也每天都在重復歷史的韻腳，了解一個貿易打造的世界，不僅將充分拓寬時間視野與空間視野，治愈“歷史短視癥”，也能深度啟發思想者對于約束、激勵與線索的想象。

《貿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會、文化與世界經濟》

[美]彭慕蘭、[美]史蒂文·托皮克 著

黃中憲 譯

（電子版敬請期待）

經濟學思維不會提供簡單的答案，而是一套應對復雜世界的工具。在這個眾聲喧嘩、各顯神通的時代，在這個經濟趕超的確定路徑走到盡頭，國民開始品嘗世界新鮮的時代，看清本質，獨立判斷變得尤為重要。告別一知半解的認知陷阱，培養與中國現實緊密相融的經濟學思維。這個世界終將回饋有進取精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