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能緩解就業壓力嗎？日本30年前的失敗，撕開了一個殘酷真相

圖：《以日為鑒——衰退時代生存指南》

到了歲末年終，各地的返鄉潮似乎比以往來得更早一些。

于是，農業農村部在今年11月13日召開的一個專題會議，引起了大家的關注。這次會議上，明確提出“防止形成規模性返鄉滯鄉”，核心是應對“短時間內大量人口集中返回，農村就業、公共服務承接不住”的問題。

眾所周知，今年中國青年失業率一再高企，超2億農民工仍在城鄉間輾轉流動。

當城市就業疲軟，似乎鄉村振興策略就被寄予破解就業擠壓的厚望。不過，針對這個問題，我們還是要從歷史的視角來看。

30年前，日本也曾面臨泡沫經濟破裂后的就業危機。

面對這樣的危機，在日本，一場聲勢浩大的鄉村振興計劃與“返鄉就業潮”同步上演：日本地產泡沫破滅后的6年間，有420萬都市人涌向非都市圈，1997年農村家庭收入反超城市26%，700座滑雪場、上百個度假村在鄉村遍地開花。

然而這場看似成功的“就業轉移”，最終以地方債務突破180萬億日元、返鄉青年大量失業回流、鄉村再度空心化告終。

日本的前車之鑒，恰恰撕開了一個殘酷真相：

鄉村振興從來不是“就業壓力轉移”的臨時容器，若陷入“短視投資-虛假繁榮-債務崩塌”的邏輯閉環，不僅救不了就業，反而可能引發更復雜的經濟社會問題。

下面，我透過最近大熱的一本書，那就是《以日為鑒——衰退時代的生存指南》里第三章的內容來復盤一下當年的日本，我們或許能從中讀懂鄉村振興與就業的真正關系。

第一輪返鄉潮：鄉村大基建計劃，用債務堆砌的“臨時崗位幻覺”

1992年，泡沫經濟破裂后的日本經濟增長率下跌到了0.9%，高速增長的城市經濟被迅速按下了暫停鍵。增長的戛然而止，讓泡沫經濟時代吸納海量年輕人就業的東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大都市圈，即刻迎來了嚴重的勞動力過剩。

到了1993年，三大都市圈的求職人數是需求崗位人數的1.46倍，即所有崗位都招聘完成也只能消化70%的求職者。

于是，日本都市失業率開始迅速攀升至3.2%。

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啟動了一系列舉措用以分流城市人口，鼓勵年輕人返鄉就業，后來這些舉措被統稱為“日本的鄉村振興計劃”。

而日本政府的辦法也非常直接：他們首先將鄉村打造成“基建蓄水池”，在1992年推出《鄉村基建振興法案》，此后3年間投入25萬億日元啟動鄉村大基建，道路、橋梁、防波堤成為鄉村的“標準配置”，甚至有55%的海岸線被混凝土覆蓋。

于是，巨額資金注入瞬間催生了就業繁榮：建筑業崗位從510萬人飆升至1997年的700萬人，6年間超420都市人口向非都市圈遷移，失業率一度降至2.1%。

但這種繁榮從一開始就帶著致命缺陷。

日本1995年日本經濟白皮書已明確指出，過量基建投資的作用快速下降，公共支出的乘數從80年代的2.5降至1，對國民經濟的拉動效應趨近于零，大量項目完全脫離民生需求：偏遠鄉村的高速公路車流量不足設計標準的10%，山區隧道建成后常年閑置，部分鄉村甚至為爭奪預算修建“無人使用的橋梁”。

同時，全日本55%海岸線被混凝土覆蓋，被戲稱為“用混凝土包裹鄉村”。

更嚴重的是，基建投資淪為利益集團的“提款機”，地方政府與建筑業形成利益捆綁，資金挪用、權錢交易等亂象頻發。

這些“人造崗位”沒有任何產業支撐，完全依賴政府持續輸血。

但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政府為救助瀕臨崩潰的城市企業和銀行體系，緊急抽離鄉村基建資本。于是，30%的在建項目停工，建筑業崗位一年內減少120萬個。那些被政策吸引返鄉的工人，瞬間失去生計，鄉村振興的就業根基轟然倒塌。

第二輪返鄉潮：鄉村旅游的狂歡，缺乏造血能力的“就業空中樓閣”

基建刺激失靈后，日本政府于1995年推出《鄉村休閑促進法》，將鄉村振興重心轉向旅游投資。

于是，在銀行低息貸款的加持下，鄉村旅游項目迎來“大躍進”：6個月內109個大中型度假村集中開工，長野市借冬奧會東風吸引超1萬億日元投資，全國滑雪場數量在1998年達到峰值700座，幾乎每個鄉村都在發展特色旅游項目。

旅游產業的爆發式增長，確實帶動了服務業就業的短期繁榮。

1997年，日本鄉村服務業崗位增長37%，餐飲、住宿、導游等崗位成為返鄉青年的主要選擇，農村家庭收入首次超過城市。

但這場狂歡的背后，是難以承受的債務壓力——鄉村旅游項目的平均負債率高達85%，多數度假村依靠銀行續貸維持運營，自身根本無法實現盈利，本質上是“用貸款支付工資”。

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成為壓垮鄉村旅游的最后一根稻草。

城市企業破產潮導致市民消費能力銳減，鄉村旅游客流量暴跌40%，大量度假村因資金鏈斷裂倒閉，僅1999年就有150座滑雪場停業。

銀行體系崩潰后，不僅停止發放新貸款，還開始追繳舊債，讓本就艱難的鄉村旅游項目雪上加霜。短短兩年間，鄉村旅游相關崗位減少80萬個，曾經熱鬧的度假村淪為“鬼城”，返鄉青年再次面臨失業困境，被迫回流都市。

返鄉潮的終局：財政崩塌下的“就業釜底抽薪”

持續的基建和旅游投資，讓日本地方債務陷入失控。

1999年，日本各地債務總額飆升至180萬億日元，是1989年的3倍，相當于每個日本人背負144萬日元債務。此時，20%的鄉村每年財政收入中，中央政府援助占比超過50%，完全喪失財政自主權。

中央財政同樣捉襟見肘。

為救助城市破產企業和穩定金融體系，日本政府投入巨額資金，財政赤字占GDP比重突破10%，已無力持續承擔鄉村基礎設施運營和財政補貼。

很顯然，這樣無法創造現金流的債務擴張無以為繼。為了縮減開支，日本啟動了著名的“平成大合并”，將全國3232個市町村合并為1821個，這樣一來，直接導致鄉村一半的基層行政崗位消失。

這輪財政收縮的連鎖反應迅速蔓延：鄉村學校、醫院因資金不足關閉，公共服務崗位大幅減少；政府無力補貼農業生產，農產品價格波動加劇，農業就業崗位穩定性下降；曾經依賴財政補貼的鄉村企業紛紛倒閉，進一步擠壓就業空間。

當外部投資中斷、財政補貼取消，鄉村既沒有足夠的產業支撐就業，也沒有能力維持公共服務崗位，返鄉就業潮徹底逆轉，大量年輕人被迫回流都市。

而此時的城市正遭遇企業破產潮，1999年城市失業率突破5%，海量返城人口與城市失業潮疊加，最終引爆2000年日本超級就業危機。

沒有產業升級和模式創新的返鄉，本質就是“就業供需錯配”

日本鄉村振興計劃的核心誤區，在于將“創造崗位”等同于“解決就業”，卻忽視了人口流動與鄉村承載能力的匹配性。

在政府政策引導下，大量缺乏農業技能、不適應鄉村生活的都市人口涌入鄉村，他們集中在基建、旅游等臨時崗位，并未真正融入鄉村產業體系。

數據顯示，1992-1998年返鄉的420萬人口中，僅15%從事農業生產，60%集中在建筑業和服務業，且超過80%的人沒有接受過相關職業培訓。

這些人口對鄉村資源的消耗遠大于貢獻：他們推高了鄉村房價和生活成本，加劇了公共服務資源緊張，卻未能為鄉村產業升級帶來技術、資金或創新模式。

當臨時崗位消失，這些返鄉人口既無法在鄉村找到合適的工作，也難以適應鄉村的生產生活方式，只能選擇回流都市。這種“鄉村無法容納、城市難以消化”的人口流動困境，不僅讓鄉村振興的成果化為烏有，更加劇了全國的就業危機。

本質上，日本的鄉村振興沒有解決“就業質量”問題，只是在短期內完成了就業崗位的空間轉移，一旦外部條件變化，整個體系便會崩塌。

中國啟示：鄉村振興不是就業“避風港”，而是產業“增長極”

當前中國鄉村振興推進過程中，部分地區已出現日本式的風險苗頭：一些地方盲目上馬鄉村基建項目，道路修到無人區、辦公樓建在村中央；部分鄉村旅游陷入“同質化陷阱”，千村一面的民宿、度假村面臨經營困境；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壓力加大，依賴財政補貼的鄉村項目難以持續。

所以，認知日本鄉村振興的歷史經驗，對我們的鄉村振興有著極大的借鑒意義。

日本30年前的失敗，本質上是將鄉村振興視為“應對就業危機的短期政策”，而非“促進城鄉協調發展的長期戰略”。

鄉村振興從來不是要把都市人口強行留在鄉村，而是要通過產業升級、公共服務完善、要素流動暢通，讓鄉村成為宜居宜業的“第二空間”，讓就業選擇更加多元，讓城鄉之間形成良性循環。

對于中國而言，鄉村振興與就業保障的良性互動，關鍵在于把握“可持續”三個字：

產業要可持續，避免短期炒作；

就業要可持續，確保崗位質量；

投入要可持續，防范債務風險；

人口流動要可持續，實現人產適配。

唯有如此，鄉村振興才能真正成為穩定就業、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撐，而不是短暫繁榮后的鏡花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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