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章程懸疑：董事會人數靈活規定合法合規嗎？

導語

公司章程不明確董事會的具體席位數，實際是公司股東會不負責任地將董事會組成人數的現實決策權讓渡給了董事會或董事長個人

撰稿：王志剛 策劃：陳 捷

公司法規定，股份公司章程應當載明“董事會的組成、職權和議事規則”。可見，董事會組成是股份公司章程的絕對記載事項，必須在公司章程中明確規定。但是，董事會的組成如何在上市公司章程中“明確規定”，卻在個別公司出現了不同的理解。

滬市上市公司和元生物（688238.SH）2025年1月7日召開董事會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變更公司注冊資本、調整董事會人數及修訂〈公司章程〉并辦理工商變更登記的議案》，擬將公司本屆董事會成員人數由9人調整為7人，同時將公司章程關于董事會由“9名董事組成”的規定，改為“由不超過9名董事組成”。深市上市公司三鑫醫療（300453.SZ）2016年1月修訂至今的各版公司章程和上海瀚訊（300762.SZ）2023年5月修訂的公司章程，均在董事會一節規定，“董事會由7—9名董事組成”。

2023年12月修訂的新公司法規定股份公司適用有限公司相關條款，即董事會成員人數在3人以上。而原公司法對股份公司董事會人數規定為5—19人。以上三家公司的章程關于董事會成員數量的區間式規定，看起來并沒有違反公司法的強制性規定，其條款似乎也滿足了公司章程應載明董事會組成事項的法律要求。但中國證監會《上市公司章程指引》關于董事會組成的示范性條款是，“公司設董事會，董事會由【人數】名董事組成……”，并在該條款下注釋，“公司應當在章程中確定董事會人數”。

公司章程中沒有規定董事會成員的一個確定人數，而是規定7—9人或不超過9人，也就意味著公司章程規定，該公司董事會席位可能是區間內的任何一個數字。于是問題出現了，公司董事會席位的最終確定由誰執行、執行何種程序？如果在多種可選的席位安排中進行變更，應當履行什么程序？如果7—9人和3—9人的規定合法合規，那直接采用原有法律規定的5—19人是不是也合法合規，公司章程對公司法條款的具體應用究竟如何體現？

三家公司的章程對董事會成員數量如何具體確定，均沒有做出規定。從三家公司增減董事席位的實際操作來看，都是由董事會有形或無形地提出調整董事會席位的議案；不同的是，三鑫醫療兩次調整均由董事會直接決策，而和元生物、上海瀚訊則由董事會和股東大會兩次審議通過。

2015年5月上市的三鑫醫療，在上市后遭遇了1名獨董去世、兩名副總退休（其中1人為董事）、董秘和兩名監事辭職，連續的人事變動導致公司董事會在當年6至7月由8名董事變成實際的6名，12月增選1名獨董后，公司董事會增至7人，但仍較公司章程規定的8名董事會成員缺少1人。

2016年1月，三鑫醫療董事會提請修訂公司章程，將董事會組成改為7—9名董事，2月股東大會通過修訂的公司章程，相關規定一直沿用至今。此后，公司第二屆董事會成員人數從原來的8人變為7人，但董事會和股東大會均未公告過第二屆董事會的組成。公司第三屆、第四屆董事會均為7名董事，其組成人數實際是通過換屆選舉的候選人數量確定的。2023年3月公司第四屆董事會在換屆選舉議案中，增加1個董事會席位并提名1名副總經理為董事候選人，4月股東大會通過換屆選舉議案，最終第五屆董事會由8名董事組成。

2023年4月和7月，上海瀚訊先后公告稱，有兩名非獨立董事辭職。或許是為了從制度層面保持董事會調整的靈活性，5月15日，上海瀚訊股東大會修改公司章程，將董事會“由9名董事組成”改為“由7—9名董事組成”。7月3日上海瀚訊召開董事會會議，審議通過《關于調整董事會人數及專門委員會成員的議案》，為進一步提高董事會運行效率，公司擬將董事會人數由原來的9人調整至現在的7人，并相應調整專門委員會組成。上海瀚訊將董事會人數的調整作為一個重要事項來決策，在董事會審議通過后提交7月20日的臨時股東大會審議批準。

或許是解決了董事會人員變動帶來的合規問題，或許是意識到董事會組成靈活規定存在的問題，在修改公司章程3個月后，上海瀚訊于2023年8月28日再次召開董事會會議，提請將公司章程中董事會“由7—9名董事組成”改為“由7名董事組成”，但未說明修訂理由。似乎“由7—9名董事組成”，就是董事會人員從9名減至7名的一個過渡安排。

公司章程作為公司對內約束股東、董事和高管的組織“合約”，對外公示明確公司治理主體權責的“企業憲法”，保持其內容的確定和穩定是必需的。在公司法關于董事會成員人數和結構的紅線之上，在中國證監會關于上市公司董事會人員構成的規則之下，公司章程對董事會規模與結構做出確定和清晰的規定，公之于眾，決之于股東會，是以董事會為中心的公司治理的基本要求。

上市公司在面臨董事離職的現實問題時，通過公司章程的靈活規定，看似解決了公司在人事安排上的現實問題和治理上的合規問題，實則違反了公司法明確的關于董事會組成的強制性要求，也不符合中國證監會的相關規定，將本應交由股東會特別決議決定的公司章程修改事項，變成董事會自行決策的一般事項。通過公司章程的靈活規定，完成對公司股東會和董事會法定職權的變動，這種不是授權的“制度性授權”，對公司治理體系的負面影響是系統性的。

這種對董事會組成人數做區間規定的做法，盡管給公司實控人帶來董事會人事安排上的一點靈活便利，但卻也給公司治理體系帶來了潛在的危害性。其危害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方面，導致公司董事會規模與結構處于不確定狀態。由于公司章程未規定董事會的確定人數，每次董事會換屆都面臨著確定董事席位的問題，每次出現非獨立董事辭職都難以確定是否需要增補董事，作為公司治理基本因素的董事會人數居然是一個變量，公司股東的權利保障自然可想而知。董事會組成的不確定性，導致董事會的內部結構也存在著不確定性：雖然7—9人的董事會中獨董必須在3人以上，但3—9人的董事會則無法根據三分之一的規則來確定獨董的人數；此外，兼任高管的董事有幾名，職工代表董事如何安排，都會成為董事會組成中不確定的問題。

另一方面，公司章程不明確董事會的具體席位數，實際是公司股東會不負責任地將董事會組成人數的現實決策權讓渡給了董事會或董事長個人。由于公司章程未規定如何確定和調整某屆董事會的組成人數，董事會的組成就可能變成一個隱含問題，或者由被提名董事候選人的數量直接決定，或者與董事會會議組織人員安排合并、由董事會直接決策。董事會是否提交股東會審議，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董事長的個人意愿。

“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讓權力各歸其位，本是一個組織正常運轉的基本要求，在上市公司的治理體系中沒有理由不予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