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州西原，廬陵文化之源點

作者：劉英敏

壹

歷史有根，文化有源。“西原，燦爛的廬陵文化詩意之源點。”蓋因偉大的唐詩曾有一抹青芽，平平仄仄地在那里破土、綻放，搖曳廬陵文化詩意基因。這是一個自豪的詩意大發現，對于唐詩，特別是對于吉安。

江右吉安古稱廬陵、吉州，素有“江南望郡”“吉州福地”“金廬陵”之譽，本文的這個欣喜“發現”，又是一個佐證。歷史上的“金廬陵”之“金”，有“三金”：金燦燦的稻子；金榜題名（三千進士冠華夏）；金閃閃的金銀（繁華商埠）。

廬陵的主風水，廬陵的文化，兩千多載，在泰和縣邑到吉水縣邑這兩百來里寶地之間流光溢彩、長發其祥，擴大到所屬縣邑。

悠久的廬陵文化，其歷史有四個重大“節點”。其一，在今天的泰和：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廬陵縣始立，縣治最初在泰和縣城西三里處。東漢建安四年（199年）始設廬陵郡，郡治在泰和縣塘洲鎮洲頭村白口城。這500年，是廬陵文化發軔期。因此，我說泰和縣是廬陵文化的“發軔之地”。

其二，在今天的吉水：西晉太康元年（280年），廬陵郡治從泰和縣白口城遷至石陽城（今吉水縣）。東晉咸康八年(342年)，廬陵郡治從石陽城，遷建于今吉安市區。吉水文人說，吉水縣是廬陵文化的“淵源之地”，良有以也。

其三，在今天的吉州：從東晉咸康八年(342年)，郡治從石陽城遷建于今吉州市區，到2025年的1683年間，廬陵的郡、州、府、行署、市的行政機關一直在吉安市區。吉州是廬陵文化的千年“燦爛之地”。這三個“節點”的廬陵文化，指廣義的廬陵文化。

其四，在古城的西原：這里是狹義的、詩意的廬陵文化的源點——“源發之地”。

西原在哪里？對于古城吉安來說，她偏于西南一隅。古人用“城、郭、郊、野、鄙”來指代距離與方位。城：城市的核心區域，城墻圍繞，具有防御功能。郭：城市外圍區域。郊：城市外圍之外的廣闊區域。野：更遠的鄉村或荒地。 鄙：邊境或荒涼地帶。唐代的西原，大致在吉安古城的郭、郊之間。

古代城市，由“城”和“市”兩大部分組成。城內主要是行政、軍事、學校與祭祀等場所，稱為城，有城墻和護城河圍護。城外則是集市、作坊與民居等等，稱為市。

古城吉安在物理空間上有“四大中心”。一是北面（今北門街一帶）城里的“政治、軍事和官方教育中心”。二是城外西南面的“市井中心”。三是“市井中心”西南方向的西原一帶的“民間文化中心”（相山詩社、西原會館在此）。四是白鷺洲上的白鷺洲書院的“書院文化中心”。

西原，即西原山，古名相山、城隍崗，位于今吉州高風坡與太平橋之間偏西一帶，古能仁寺附近，地勢平衍幽曠、泉林動人，自古為文人雅士追跡之地。其東面瀕臨贛江細畔古南塔，西北毗鄰能仁巷、水巷文化街區，古時連通后河，“舟楫繁忙、人影比肩”。詩意的廬陵文化，最早萌芽、長久搖曳在吉州城的郭、郊之間，大有意味。

今日能仁巷一角

貳

唐代的吉安，乃至江右，經濟文化還不發達，被視為蠻荒之地，常有官員被貶謫到此。直到南唐，江右才繁華起來。在吉安的例子是，南唐952年，廬陵出了第一位狀元王克貞。在南昌的例子是，南唐曾在豫章遷建國都。

白居易貶到今天九江（比杜審言貶到吉州更晚），大發“江州司馬青衫濕”的哭腔。中唐詩人劉長卿有《重送裴郎中貶吉州》詩：“猿啼客散暮江頭，人自傷心水自流。 同作逐臣君更遠，青山萬里一孤舟。”吉州在九江更南處，更荒涼，貶到吉州是很重的懲罰，憂傷無比。

杜審言被貶吉州，無疑地成為第一位廬陵文化詩意的偉大播火者。吉州西原，有幸成為唐詩的濫觴之原、廬陵文化的詩意之源。

杜審言（645-708年），唐代近體詩的奠基人之一，其五言律詩，格律謹嚴，高華雄整，成就很高 。他與李嶠、崔融、蘇味道并稱“文章四友”，代表作有《和晉陵陸丞早春游望》：“獨有宦游人，偏驚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照綠蘋。忽聞歌古調，歸思欲沾巾。”杜審言是杜甫的祖父，杜甫自豪地說：“吾祖詩冠古”。

杜審言字必簡，其字取自《禮記·樂記》“大樂必易，大禮必簡”的典故，寓意言辭平易簡練。進士出身有才的杜審言，長年在京城做清閑文化小官，只會“審詩”，不懂“審言”，崢嶸傲骨，常出狂言，無端引發旁人嫉恨，因言獲罪，幾乎要了自己的老命。

杜審言曾宣稱：“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意為屈原、宋玉只配做他的屬官，王羲之的書法也需向他學習。因此，他先是被貶出長安，到洛陽做洛陽丞。這一小挫，讓杜審言愈發忿忿不平，言語得罪權貴，50多歲時被貶到吉州做司戶參軍。唐代，中等州的司戶參軍為正八品下至從八品下，負責戶籍、賦稅、田訟等事務。

被貶到吉州，杜審言不吸取教訓，不把州縣小吏放在眼里，得罪不少同僚。最終，吉州司馬周季童受人蠱惑，將他下獄，準備處死。次子杜并為父報仇，刺殺周季童并當場被殺。周季童臨死前嘆道：“我不知杜審言有如此孝子，郭若訥誤我！”杜并以死為父雪冤，州司乃將杜審言釋放，但因其子擅殺仇人，免去他的官職，放歸東都。士大夫及友人都哀憐杜并的孝烈。武則天聞其事，召見杜審言，對杜并的行為大加感嘆，提拔他做修文館直學士（六品以下）。后病逝。

杜審言臨終對文友說：“甚為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云。” 意思是：（我）被造化小兒（指命運）折磨得太苦了，還有什么可說的！然而只要我活著，就一直壓制著你們這些人。如今我將死，（對你們）固然是極大的安慰，只遺憾見不到能替代我的人才呀。

被譽為“初唐之冠”的詩人宋之問在《祭杜學士審言文》中感嘆杜審言：“名聲高而命薄”。杜審言被貶吉州只有一兩年時間。于杜審言而言，被貶吉州是為不幸；于吉州而言，得杜審言之任是為大幸。

宋代江西大詩人黃庭堅《寄舒申之戶曹》曰：“吉州司戶官雖小，曾屈詩人杜審言。”滿懷景仰和追想。

被貶吉州的杜審言引領廬陵文風的興起。他崇尚文雅，身體力行，教化吉州子弟。他在西原山修建一座茅屋，創立詩社，與儒士們談古論今、讀經吟詩。他見城里讀書風氣不濃，自掏腰包添置書桌、購買文具，不收學費，在詩社招收學生讀書學詩，親自授課，傳播讀書種子。相山詩社實際上是吉州最早的具有書院性質的教學場所，對吉州乃至唐代文學界有著深有影響。

相山詩社不僅為當時的文人提供了一個交流思想、切磋技藝的平臺，還培養了不少有才華的年輕人，成為學人心中的文化圣地，更重要的是促進了吉州乃至整個南方地區文化的發展。

杜公井，民國《吉安縣志》記載，為杜審言在吉州做司戶參軍時所鑿，位于馬鋪前驛路旁，清光緒年間邑人劉杰改名為“詩人井”，名副其實，滋養千年廬陵古城。

南宋廬陵人周必大的《趙正則司戶沿檄而歸玉蕊已過追賦車字韻詩奉答》詩中有句：“今得審言詩勝畫，傳神何必趙昌花。”詩末自注：“唐詩人杜審言為吉州司戶，正則嘗刻其詩于廨舍。”可見吉州官府曾刻杜審言詩。明代吉水人、內閣首輔解縉《西游集后序》云：“至唐杜審言為吉州司戶，始大興詩學，廬陵之律詩尤盛，吉詩人堂之作由是也。”大贊杜審言對吉州詩學的開創性貢獻。清代胡友梅編撰的《廬陵詩存》序言云：“自杜司戶創詩社而詩學興，自宋建詩人堂而詩學盛。”歷代有關文人學者莫不將杜審言看成是吉州詩學興起的源頭。

水巷古宅“西原會館”

叁

西原詩意、廬陵文風，薪火相傳。

杜審言在唐武則天圣歷元年（698年）被貶為吉州司戶參軍后僅僅68年，唐大歷元年（766年），已經五十八歲的顏真卿貶為吉州司馬（從五品，州刺史的重要佐官）。顏真卿因上了一道《論百官論事疏》，得罪當朝宰相元載，被貶吉州。

年近花甲的顏真卿因平定安祿山叛亂有功，已官至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本來可以“吃老本”，屆時安穩致仕。但他本性忠義，性格剛正，“多管閑事”，不但被貶出京城，最后還忠至滅身，死于叛將之手。

顏真卿到吉州沒幾年，一個裴姓郎中也被貶吉州，被貶隨州的劉長卿寫了一首《重送裴郎中貶吉州》（見前文）。到吉安的顏真卿當無劉長卿的傷感，只有浩然忠義、闊雅文風。他是繼杜審言之后廬陵文化的主要播火者，開創詩意廬陵的先驅之一。

南宋白鷺洲書院山長、廬陵人歐陽守道在《吉州顏魯公祠堂記》中恒念顏真卿對廬陵的功德：“今此州俗化，受公之賜多矣。”元代學者、吉安人周巽在《魯公祠序》中稱贊顏真卿：“以興起斯文為己任，益廣學舍，聘賢士以淑我吉人，自此廬陵聲名文物卓為江表冠。”清光緒《吉安府志》載:“吉州多忠節士，蓋魯公流風遺俗。”

顏真卿在吉州僅約兩年，時間久遠，目前沒有發現文獻記載他到過西原山，觀覽過相山詩社遺跡，但西原這個吉州的著名“民間文化中心”，那里山水清幽，還有能仁（“能仁”，梵語的意譯，即釋迦摩尼）寺、先農壇等佳處，作為州長官、大文人、大書家的顏真卿， 道理上是應該對西原山，對相山詩社的有關人事有關注、有聯系、乃至有詩詞唱和的。顏真卿在吉州的“流風遺俗”，有記載可歸納的是詩集一部、墨寶兩處、摯友仨倆，以及遺風千載。

詩集一部。顏真卿在吉州，與儒、釋、道各界友人詩酒講論所寫詩文輯成的《廬陵集》十卷，可惜散軼不存。墨寶兩處。顏真卿在青原山凈居寺所題的“祖關”二字，以及在永新禾山題寫的“龍溪”二字，至今猶存。摯友仨倆。比如。顏真卿被貶吉州時的吉州刺史叫梁乘，曾是顏的下屬。梁因得罪宰相元載，先一步遷為吉州刺史。現在顏成為梁的下屬，但梁沒有把顏當下屬看，而是各方面便利他，還為其建雅舍三間，題曰“舟隱沙灘作小憩，待到風來作大帆”，讓顏真卿有寬裕時間做學問、辦教育。

顏真卿過化吉州，吉州有了顏氏血脈，例如，南唐初期永新人顏詡，青原區值夏元朝死節的顏浩、明初死節的顏伯瑋父子，明代永新人顏鈞……廬陵文化播下顏真卿博學多聞、堅毅忠貞的學問和風骨的基因。

周必大（1126年—1204年），字子充，自號平園老叟，南宋吉州廬陵人，官至左丞相，為南宋文壇盟主，與陸游、范成大、楊萬里等交厚。

周必大告老回鄉后，在相山詩社舊址建祠堂祭祀杜審言，詩社改稱“司戶祠”。后續階段，廣置田地，增建房屋，更名“詩人堂”，每年舉辦詩會。西原山成為紀念杜審言、推行崇文重教的重要場所。

周必大賡續相山詩風，為官為文多有建樹，是廬陵文化發展的重要推動者之一。

明隆慶元年（1567年），理學名臣、吉州人陳嘉謨，與王時槐（安福人，明代教育家，歷官至陜西參政）在能仁寺創立“惜陰會”，后擴建為西原會館，發起西原講會，振興廬陵學風，其學術以心學為宗，崇尚“息機忘世”的學人風范，聚眾傳播王陽明心學，與白鷺洲書院、青原會館并稱“廬陵三大文化高地”。講會吸引眾多學者，形成“文人接踵、詩風興盛”的局面，助推廬陵文化進入鼎盛期。

清代后，西原山下的街巷，因能仁寺、能仁會的歷史貢獻，得名“能仁巷”，成為吉安城著名文化古巷。盡管原始建筑已湮沒，西原山下的能仁巷文化街區經改造后，再次成為廬陵文化的一個代碼，仍然承載大家對廬陵文化詩意之源的記憶與認同。

今天，人們徜徉舊韻新景的能仁巷，市井煙火里，慕然發現，這幾年的吉州，勇擔歷史責任，張揚廬陵文化可謂“四重奏”：城區，科學“挖掘、展示”廬陵文化之源西原（修復、打造能仁巷、水巷歷史文化街區）；鄉村，引進全國著名文旅品牌“十里芳菲”，保護、開發中國歷史文化名村釣源；教育，還原廬陵縣學歷史風貌神韻；宣傳，線上線下大辦《廬陵講堂》。如此大手筆、好文章，斯文在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