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1637年，當英國東印度公司商船“倫敦”號緩緩駛入珠江口，船上的事務長彼得·芒迪睜大了好奇的雙眼。作為少數早期抵達中國的英國人，他詳細記錄了中國南方的風土人情，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于那些在江海間往來的各式艦船。他的筆記，如同一扇時光之窗，讓我們得以窺見明朝末年水上世界的生動景象。
蓋倫船
芒迪筆下，廣州水城的面卷徐徐展開。珠江上“船只之多，簡直令人難以置信”，這些船舶不僅是交通工具，更是無數人賴以生存的家園。他驚訝地發現，許多人“從出生到死亡都在船上度過”，形成了獨特的水上社會。這種“浮家泛宅”的景象，展現了中國南方深厚的水上文化傳統。
在船舶類型方面，芒迪的記錄尤為珍貴。他細致描繪了大型平底河船，這些船只采用平緩的弧線船底，特別適合在珠江的淺水區航行。值得注意的是，盡管當時歐洲船舶已普遍采用龍骨結構，中國船只仍保持獨特的船型設計。芒迪特別提到了一種“快速帆船”，它們能夠在季風季節橫跨南海，從事與東南亞的貿易。這些船只通常配備有“席制帆”，以竹條加強，既堅韌又便于調整。
明朝鳥船
更令芒迪驚嘆的是中國船舶的建造工藝。他詳細記錄了中國人如何不使用歐洲常見的肋骨結構，而是通過巧妙的水密隔艙設計來增強船體強度。這種技術不僅使船舶更具抗沉性，也方便貨物分裝。船舶的連接方式同樣獨特——工匠們熟練地使用榫卯結構和鐵釘，而填縫工則將麻絲與桐油石灰混合，形成完美的水密層。
明朝福船
在武器裝備方面，芒迪注意到明朝水師戰船已普遍配備火器。他在廣州見到的一些戰船上裝有“旋回炮”，這種火炮安裝在旋轉炮架上，可以調整射擊角度。然而與同時期的歐洲戰艦相比，中國戰船的火力配置似乎更側重于近程作戰。特別有趣的是，他發現一些商船為防御海盜，也悄悄裝備了火器，這反映了明末海上安全形勢的嚴峻。
芒迪還敏銳地觀察到明末船舶技術中的東西方交匯。他記載了少數中國船只開始采用歐洲的帆裝技術，同時，一些葡萄牙的船舶設計理念也正在被本地造船匠吸收。這種技術交流在澳門的船舶上表現得尤為明顯，那里出現了中西合璧的混合式帆船。
透過芒迪的記述，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仍在活躍但已顯疲態的水上帝國。明朝的船舶雖然數量龐大、種類繁多，但在關鍵技術領域已顯滯后。當歐洲船舶不斷進行革新時，中國的造船技術似乎停留在傳統的框架內。鄭和下西洋的巨艦時代已成過往，取而代之的是更實用但缺乏突破的船舶設計。
他的旅行日記被整理出版，名為《彼得·芒迪歐洲和亞洲旅行記》。在該書的第三卷中，他詳細描繪了在珠江口看到的中國船只，并繪制了素描圖。他明確記錄了一艘擁有兩層甲板、裝備28-30門火炮的中國戰船，以及另一艘較小的、裝備約10門火炮的戰船。他的素描和描述是證明明朝末期廣東水師擁有西式雙層甲板炮艦的直接證據。
實際上《兵錄》中的記載，“將此舩下層左右約開銃孔，或三十處，或二十處，安置紅夷大炮，每門重二千三四百觔者，用一車輪架乘之，便於進退裝藥。大約一舩要兵百余名，大小銃共五六十門，多多益善。”“船下層( 主甲板) 左右約開銃孔，或三十處，或二十處，安置紅夷大炮，每門重二千三四百觔者，用一車輪架乘之，便於進退裝藥。此等大炮，每船一只，或六門或八門，左右排列；余孔亦列千觔與五百觔之銃，必要五百觔為率者，方沉重不跳且送彈端直”。這段記載的意思是每艘船或者一門或者六門或者八門兩千三百明制斤左右的紅夷大炮，按現代的重量是3600斤左右，17世紀初這個重量的火炮，基本就是18磅炮，其余都是12磅炮跟6磅炮。這個火炮配置其實真的算不上頂尖，明末也是不遑多讓，而且明朝是在保持世界第一陸權帝國上依然能打造出如此規模的海軍，如此生產力真的是恐怖如斯。
紅夷大炮
歷史總是充滿隱喻。就在芒迪游歷中國后不到十年，明朝在內外交困中覆滅，而世界的海洋正迎來歐洲列強爭霸的時代。芒迪筆下的那些中國艦船，仿佛是一個時代的縮影——它們承載著悠久的航海傳統，卻在變革的前夜未能駛向新的航程。這些航行在珠江上的舟船，既是明朝海洋活動的最后輝煌，也預示著一個新時代的來臨——只是那個時代的主角，將不再是東方的帆影，而是西方的炮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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