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wèi)斯理大學校長為Z世代學生正名：不要給學生貼上 “玻璃心” “富家特權消費者” 標簽

FRASH MAN

送給大學新鮮人的第一本書

文明伊始，孔子、蘇格拉底、耶穌與他們的學生塑造了三種師生關系模式：追隨者、對話者和門徒。從中世紀到18世紀，經(jīng)過盧梭、康德等啟蒙領袖重新定義教育和成人的關系，“學習自由”逐漸替代“生計獨立”，成為學生理念的核心。19世紀的美國，新式教育觀念、黑人與女性學校的涌現(xiàn)，為現(xiàn)代大學的形塑注入生機和活力。20世紀60年代至今，校園生活風起云涌，教育、社會和經(jīng)濟緊密結合，優(yōu)績主義興起，學生成為改變世界的力量。

一代代青年長大成人，做學生的方式有許多種，但其核心都是通過向他人學習來培養(yǎng)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學生，就是通過學習使自己成為更自由的人。

關于作者

邁克爾·羅斯（Michael S. Roth）

歷史學家、作家和通識教育倡導者。美國衛(wèi)斯理大學校長、克萊蒙特研究大學斯克利普斯學院人文研究所創(chuàng)始人，曾任加州藝術學院院長、洛杉磯蓋蒂研究所副所長。著有《作為歷史的精神分析》《認識與歷史》《諷刺者的牢籠》等，近年出版的《超越大學》（2014）、《足夠安全的空間》（2019）與本書（2023）構成他擔任大學校長至今對“務實的通識教育”理念的倡導。

關于譯者

孔祥瑞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生，本科畢業(yè)于清華大學新雅書院，碩士畢業(yè)于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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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篇幅不大的小書很值得所有大學老師們看看。作為美國文理學院名校的校長，作者對學生深有同情的理解，特別反對把當今學生標簽化，例如“玻璃心”或“富家特權消費者”之類，也反對“一代不如一代”的懷舊心態(tài)，全書以西方教育史論述從來不存在“理想學生”時代，任何時候大學都存在“博雅教育取向”與“職業(yè)教育取向”這一根本張力，前者以培養(yǎng)學生成長和批判性思維為目的，后者以職業(yè)技能與經(jīng)濟潛力為目標，二者只能并存而求平衡。當然，作者更偏重的是前者。

——甘陽，清華大學新雅書院講席教授

教育是人類存在的根據(jù)，也是天底下最難的事情。文明的源脈皆來自教育：孔子和蘇格拉底首先是教育家，才有奠基文明的思想。所以，思想本身是在師生之間興發(fā)的。可迄今寫成的思想史，常常只有“師”的面貌，缺少“生”的樣子。可如果“生”不能學以成人，如何成為“師”，如何使人類之精神代代傳續(xù)呢？本書所講述的學生的歷史，揭開了教育史的另一面真相，也是思想史的另一重真相所在。

——渠敬東，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追隨者、對話者、門徒：從游成全的人格自主，電鰻刺痛的智力警覺，對話挑戰(zhàn)出的精神自由，馴獸師鞭下的服從與野心，智術師誘惑的成功學GPS導航……“學以成人”既是水到渠成的自然成長，又是充滿陷阱的自省歷程。

——劉云杉，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這本書向我們展示了如何將經(jīng)典文本變成“活”的教學現(xiàn)場。無論古今中西，好老師總是能夠觸發(fā)性情際遇各異的學生，并且把其中一些人變成同行者。在這個意義上，老師也是一個學習者，師生共同學以成人。

——周飛舟，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最好的教學是邀請一個人始終保持學生狀態(tài)

邁克爾·羅斯，衛(wèi)斯理大學校長

長久以來，我都既當老師，又做學生。20世紀70年代初，我還在讀高中，那時就做過兒童家教，暑假還當游泳教練。開始教本科生則是在我攻讀歷史學博士學位的時候。那真是令人心醉的經(jīng)歷！我當時渾身冒著幾乎要溢出來的興奮勁兒，幾乎每次都是一路蹦到教師休息室，打算在這個我原來只能透過窗戶看看的地方找人認真討論一下教學。好吧，這通常收獲甚微。毫無疑問，更有經(jīng)驗的教師會選擇把自己的熱情留到課堂上。那時候的同事有沒有被我的熱情嚇到過？至少我自己是的。我驚訝于自己如此享受處在教師的位置上。那之前我已經(jīng)意識到自己非常喜歡做學生，但不確定這種感受是否適用于公式的另一邊。師生關系的確在某種意義上是個公式——好學生能讓老師變得更好，好老師也能夠以一種出人預料，甚至是超過學生自己預料的方式激發(fā)他們的學習。讀書那會兒，我是那種求知若渴的書呆子。除此之外可能就是希望博得老師的歡心，尤其是在衛(wèi)斯理大學讀本科期間。那時候我發(fā)現(xiàn)，良師不僅不以學生的挑戰(zhàn)為忤，甚至“聞忤則喜”。我一直喜歡做學生的感覺。即使后來當了講師，我也繼續(xù)通過參加講座、旁聽研討會、問同事問題來保持這種感覺。我的第一份學術工作在斯克利普斯學院，我在那里創(chuàng)辦了一個人文研究所，目的是讓同事、高年級本科生和邀訪學者都可以從彼此身上互相學習。現(xiàn)在回想起來，那也是我使自己保持學生狀態(tài)的一種方式。多年后，我在蓋蒂研究院擔任學者項目負責人。我和同事一起挑選出我們認為既有趣又充滿開放性的問題，然后邀請世界各地的知名研究人員和藝術家來洛杉磯，共同探討。雖然由我“主持”每周的研討會，但我的內(nèi)心仍然充滿了在衛(wèi)斯理大學讀本科時那種智識探險的興奮感。在蓋蒂，我仍然同時處于公式的兩側。甚至在我2000年擔任加州藝術學院（當時叫加州工藝美術學院）院長時，我依然保持著學生身份。因為我不是藝術家，所以我毫不掩飾自己需要向同事和學生學習。他們寬容地接納我為學生，幾乎像他們在作品中展現(xiàn)的創(chuàng)造力一樣給了我極大啟發(fā)。

2007年，我作為校長重返衛(wèi)斯理大學，并繼續(xù)在教課的同時盡我最大努力保持學生身份。雖然從一所加州的藝術院校回到一所新英格蘭地區(qū)的精英文理學院讓我再次感受到傳統(tǒng)學術等級制度的深刻影響，但我發(fā)現(xiàn)，無論是校長還是新生，保持開放學習的最佳方法是一致的，那就是承認自己的無知。而在衛(wèi)斯理大學，有很多人愿意幫助我保持這一點！

我有幸與一些學生共事，他們的認真和喜悅、游戲感和目標感，讓我更深刻領會了一些偉大的哲學、文學、歷史和電影作品。我們不僅一起研讀了盧梭的《論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礎》、伍爾夫的《到燈塔去》，觀看了斯特斯奇的《淑女伊芙》，還一起體驗了在和睦的伙伴關系中獨立思考的樂趣。我在本書中提出，這種體驗讓我們對自主性、糾纏關系，以及最終的目標——自由，有了更深的理解。最好的教學是邀請一個人始終保持學生狀態(tài)，做一個對新知、發(fā)現(xiàn)乃至自我轉變持開放態(tài)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