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比對使用作品行為的著作權侵權規制路徑——以相似度檢測查重工具為例

張嵐霄 ，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以該論文為基礎的同名文章詳見《電子知識產權》 2025年第 6 期

摘要：傳播、出版及教育領域多采用智能學術不端檢測系統進行查重檢測，檢測過程中需要使用大量學術作品用作算法檢測對象。實際上，算法檢測查重中使用作品行為并不屬于用稿或收錄合同中約定的信息網絡傳播行為，而是一種文本數據挖掘行為。由于檢測數據庫的建立未完全獲得著作權人授權，著作權人未授權查重機構使用其作品用作檢測比對，查重機構也未向著作權人支付合理報酬，由此算法檢測比對使用他人作品存在侵權之嫌。基于使用作品的目的、數量及后果等因素，以營利為目的使用他人作品的行為并非合理使用。為了對查重中使用作品的行為進行規制，應當將以營利目的的查重行為排除在合理使用之外。要求查重機構開展營利性業務時，與著作權人簽訂作品使用許可協議，對算法檢測查重使用進行約定并保障著作權人的合理獲酬權。

關鍵詞：算法；查重；文本數據挖掘；信息網絡傳播權；合理使用

一、問題的提出

伴隨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發展，智能抓取和生成文本技術也漸趨成熟，潛在抄襲等學術不端行為逐漸增多。為了保障學術誠信，學校、期刊和出版單位普遍引入了人工智能查重系統，通過對論文的檢測來確定論文中是否存在抄襲或剽竊行為。人工智能查重系統使用了先進的文本匹配算法，將待查論文與數據庫中已有文獻進行比對，以尋找相似之處。如果待查論文與已有文獻存在明顯相似，系統將對相似之處予以標注，并作出相應的報告。由此可見，查重系統的使用，有利于保障學術誠信，減少學術不端行為，因此近年來提供查重服務的機構數量激增，查重費用高漲，一篇畢業論文的查重價格上升至幾百到上千元不等，且利潤較大。查重服務成為網絡市場上的熱銷商品，并成為一種牟利的手段。但查重在為一部分商業主體帶來不菲商業利潤的同時，也潛藏著較大的侵權風險。

算法檢測查重涉及對已有文獻的廣泛使用，查重方需要事先獲取他人作品并組建數據庫，然后將待查重論文與數據庫中的已有文獻進行比對，然后輸出查重報告并提供給客戶，一些查重報告中復制了被比對的論文片段。可見，查重涉及對現有文獻的使用。近年來，已有學者對于查重中使用作品的合法性產生了懷疑，如有學者質疑一些網絡學術資源平臺在碩博學位論文和期刊論文文獻來源方面存在問題。對使用他人作品查重行為進行定性，要判斷查重中使用作品行為是否合法，首先需分析查重中使用作品行為的性質，其次分析查重中使用作品行為是否獲得了著作權人的許可并向其支付了相應的報酬。如未獲得許可，則應判定查重中使用作品行為是否屬于合理使用，進而判定查重行為是否存在侵權之嫌，并提出通過完善出版合同的方式規制此類行為的法律路徑，以實現出版主體、著作權人與查重機構之間的利益平衡。

二、行為厘清：算法檢測查重使用作品行為的法律性質

查重機構在開展業務時，首先需要獲取他人作品并組建查重數據庫，隨后根據查重用戶的請求，將用戶提供的論文與數據庫中的已有文獻進行比對，再將比對后的結果以查重報告的形式提供給用戶，查重報告中往往復制了已有作品的部分或全部內容，并進行了相似性標記。因此，查重中使用作品的行為的法律定性主要包括：文獻比對環節和向用戶提供查重報告環節兩個方面的內容。

（一）算法比對中使用他人作品的行為的定性

進行算法比對時，需要將數據庫中的文獻調入計算機內存，這種行為涉及對論文的復制。所謂復制，是指將作品制成一份或多份的行為，復制時往往需要制作作品的載體，但復制的最本質特點在于對作品的“再現”。然而，將論文調入計算機內存并不需要制作作品的復制，而是只需要再現作品的內容，因此該行為屬于“臨時復制”行為。有學者認為，“臨時復制”是否屬于著作權法意義上的復制尚不明確，理論界存在爭議。就論文比對中的臨時復制而言，該行為僅是比對輸出的準備行為，也是生成查重報告的一個中間步驟，論文內容也未向查重用戶全部公開，對被使用的論文的著作權人利益無實質損害。查重中為文獻比對而將論文在數據庫中存儲的“臨時復制”行為不構成侵權。因此，僅在文獻比對中使用他人作品的行為尚不存在侵權問題，進一步需要判定后續的向用戶提供他人作品內容的行為定性。

（二）向用戶提供他人作品內容的行為的定性

作者在發表論文之前，往往會與雜志社簽訂一個用稿出版合同，將作品的復制權、發行權、信息網絡傳播權等權利許可給雜志社，并授權雜志社許可其他數字出版機構以數字化方式復制、發行、匯編、信息網絡傳播稿件。同樣，大學生在畢業之前也會根據學校的要求與數字出版機構簽訂學位論文收錄合同。這樣一來，數字出版機構由此便獲得了他人的作品并開展查重業務。查重機構經論文比對后，查重軟件自動生成查重報告并向用戶提供，該報告摘抄了與用戶論文相近似的他人論文的內容，通常包括若干篇不同論文的部分內容或全部內容，這涉及對已有論文的復制及信息網絡傳播。但是，這種提供作品的方式與用稿合同或論文收錄合同約定的信息網絡傳播行為存在明顯的區別，其理由如下：

其一，傳播的內容不同。用稿合同一般約定，數字出版機構可以以數字化方式信息網絡傳播該作品，即以有線或者無線方式向公眾提供、使公眾可以在選定的時間和地點獲得作品。根據約定，數字出版機構應當根據用戶的請求全面完整地提供作品，而不能對作品進行肢解。但是，查重報告并非將論文完整地提供給用戶，而是僅將論文中的相似內容摘抄出來提供給用戶，用戶得到的往往是論文的個別段落或語句。其二，使用目的不同。根據用稿合同的約定，數字出版機構可以通過網絡傳播作品，其行為僅限于傳播目的，不對作品進行其他利用。而查重機構并非原封不動地傳播作品的內容，而是將作品與待查重內容進行比對，然后將比對結果提供給查重用戶來營利。就此而言，作品被作為查重機構的數據資源，查重機構對作品的使用屬于一種衍生性利用。其三，使用作品支付的報酬不同。數字出版機構在從著作權人手中獲得信息網絡傳播權許可時支付了較低的報酬。但是，查重機構進行查重時，并未就查重獲得的收益向作者另行支付報酬。其四，傳播作品的前提不同。在通常情況下，網絡期刊數據庫根據上網用戶的請求向其提供特定的作品，而不是主動提供作品。在查重業務中，查重用戶首先提交自己的論文，查重機構將該論文與數據庫中的論文進行比對，并向用戶提供查重報告，此時數據庫中的論文被查重機構主動提供。

綜上所述，查重機構向用戶提供他人作品內容的行為與出版合同中約定的信息網絡傳播行為存在明顯區別，屬于一種新型的作品使用行為。從行為特點看，查重中使用他人作品的行為是一種文本數據挖掘行為。所謂文本數據挖掘，是一種從文本數據中抽取有價值的信息的計算機處理技術，其過程涉及數據輸入、機器學習與數據輸出三個階段。查重機構所使用的數據，就是從期刊作者或學位論文作者那里收集的論文或著作。查重機構在使用作品時，“作品只是作為工具或數據被使用，以便獲得其他相關信息。作品的表達性特征并未被使用，也沒有公眾能夠直接欣賞作品。”具體而言，查重機構并非簡單地根據用戶的請求而將他人的論文完整地提供給用戶，而是將收集的作品組建成數據庫，隨后將數據庫中的作品與待查重內容進行比對，查重軟件自動識別重復內容、予以標注并計算重復率，這屬于對他人作品的一種衍生性使用。該使用也不屬于對他人作品的匯編。這是因為，匯編的對象是他人作品或作品的片斷，且在內容的選擇或者編排上要體現獨創性。而查重報告僅僅是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將重復的論文片斷簡單地排列在一起，任何人利用查重軟件完成的報告內容都相同，因此該報告不能體現內容選擇或編排上的獨創性。

三、現實風險：使用作品進行算法檢測行為構成侵權

使用他人進行算法檢測行為涉及他人的著作權財產性權利，若未經著作權人許可，則存在著作權侵權的現實風險。在判斷算法檢測中使用他人作品的行為是否構成侵權時，應當首先判斷該行為是否具備合法性，包括是否獲得授權和支付報酬等。其次需要判斷該行為是否符合法定的權利限制情形或合法抗辯事由，即是否屬于合理使用情形，包括行為是否具備營利性質、使用程度等。

（一）侵權必要條件達成：算法檢測行為不具備合法性

查重機構開展查重業務需要對他人的論文進行使用，在該過程中，著作權人是否授權查重機構使用其論文是判斷查重行為合法性的關鍵。這需要判斷用于查重的數據庫是否合法建立，著作權人是否授權查重機構利用其作品進行查重，查重機構是否向著作權人支付了合理的報酬。

1.查重數據庫的建立未完全獲得著作權人的授權。開展查重業務的前提是建立論文數據庫以進行數據比對。從實踐看，查重數據庫中的論文多來源于期刊數據庫、高校碩博論文庫、會議論文庫、報紙庫、專利庫、互聯網資源等。期刊數據庫、高校碩博論文庫、會議論文庫等數據庫在收錄論文時往往與作者簽訂了授權合同而獲得了以數字化方式復制、發行、匯編、信息網絡傳播作品的權利，但作者并未授權上述數據庫開展查重業務的權利。此外，一些查重機構在未獲得著作權人許可的情況下，利用網絡爬蟲或學術搜索引擎在網絡上收集大量的學術論文經處理后形成查重數據庫，侵犯了著作權人的權利。

2.查重使用他人作品開展查重業務缺乏授權基礎。查重機構要開展查重業務，應當事先獲得著作權人的授權，但實踐中往往缺乏此類授權。首先，作者與期刊簽訂的用稿合同中并未授權查重機構在查重業務中使用其作品。在用稿合同中，作者通常將作品的復制權、發行權、信息網絡傳播權等權利許可給雜志社，并授權雜志社許可其他數字出版機構以數字化方式復制、發行、匯編、信息網絡傳播稿件。查重機構獲得的是作品的復制權、信息網絡傳播權等權利。如前所述，查重機構向用戶提供他人作品內容的行為與用稿合同中約定的信息網絡傳播行為存在明顯區別，是一種新型的作品使用行為。因此，用稿合同并未授權查重機構在查重業務中使用作者的作品。在提供查重服務的商家網站上，也未公布與作品著作權人的授權使用協議。其次，高校碩博論文庫在收錄碩士或博士論文時，著作權人通常允許其論文被公眾檢索、查閱或傳播，但未明確授權查重機構在查重業務中使用其作品。再次，期刊雜志社與數字出版機構簽訂了《數字出版合作協議》授權其以數字化方式復制、發行、匯編、信息網絡傳播稿件，但并未授權查重機構在查重業務中使用稿件。

3.查重使用他人作品開展查重業務時未支付相應的報酬。期刊雜志社與作者的用稿合同中一般約定，期刊雜志社在稿件刊發后可以授權其他學術數字出版機構以數字化方式復制、匯編、發行、信息網絡傳播稿件，其稿酬中已包含上述使用費。甚至在一些用稿合同中，并未就稿酬做出明確約定，勿論查重費用。從上述約定看，向作者支付的稿酬中并不涉及查重費用。同樣，高校碩博論文庫在收錄碩士或博士論文時也未就查重業務支付相應的報酬。因此，在查重機構使用他人作品開展業務時，沒有明確的報酬支付依據和實際支付行為。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查重機構使用他人作品開展查重業務時缺乏著作權人的授權，存在侵權之嫌。查重業務給查重機構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個別查重機構壟斷了查重業務向用戶收取高昂的查重費用，但著作權人并不能從上述收益中獲益。之所以導致這種結果，一方面是因為人們對于查重行為的性質認識不足，另一方面是因為著作權人與期刊雜志社或數字出版機構簽訂的合同存在不公平問題。

作者在發表論文之前，需要與期刊雜志社簽訂用稿合同，從法理上講，這種合同應當遵守自由與公平原則。但是，隨著近年來版權產業的飛速發展，著作權法合同規則呈現了匱乏的狀態，包括許可和轉讓在內的著作權合同都存在著偏離實質公平的現象。普通作者相較于傳播者在議價能力上處于弱勢地位，因此在合同自由原則下容易導致著作權合同呈現利益失衡狀態。在這一背景下，期刊雜志社或數字出版機構往往事先擬定好格式合同交作者簽字確認，作者為了發表論文或畢業等需要，被迫接受期刊社或數字出版機構的格式條款，獲得少量的報酬或放棄報酬。這雖然提高了合同簽訂的效率但也剝奪了作者討價還價的權利。此外，期刊社或數字出版機構在與著作權人簽訂作品收錄協議時只將復制、信息網絡傳播等幾種傳統的作品使用方式進行了約定，而未就查重這種新型作品使用方式進行約定，其支付的報酬根本無法涵蓋對作品的查重使用。由于用稿出版合同及期刊雜志社與數字出版機構簽訂的合同尚未提及查重使用，因此作者難以從查重業務中獲得報酬。同理，高校碩博論文庫在與作者簽訂論文收錄合同時也未提及查重使用，因此作者也無法從查重業務中獲得報酬。

（二）侵權抗辯理由缺失：算法檢測行為不符合合理使用

著作權法中的合理使用制度，往往被認為是一種侵權時的辯護依據。如前所述，查重機構開展查重業務時需要對他人的作品進行使用。由于未事先獲得著作權人的許可，因此查重機構存在侵權之嫌。對此，查重機構會以合理使用作為抗辯，認為查重報告僅僅是對他人論文進行了引用，提供了作品的片斷，且著作權人事先已同意其對作品進行信息網絡傳播。我國也有學者認為CNKI查重系統為教育科研目的進行文本數字挖掘而復制他人作品的行為屬于合理使用。

因此，要判斷查重中使用他人作品的行為是否屬于合理使用，需要結合我國著作權法的規定來判斷。根據我國《著作權法》第24條的規定，合理使用應滿足如下條件：在法律規定的條件下使用作品；應當指明作者姓名或者名稱、作品名稱；不得影響該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損害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這與《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規定的“三步檢驗法”一致。此外，該法第24條列舉了13種合理使用情形，但未包括文本數據挖掘行為。根據上述規定可知，查重中使用他人作品的行為不在第24條列舉的合理使用情形之中。該行為是否影響了作品的正常使用并不合理地損害了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分析：

其一，查重中使用他人作品的行為具有營利性。根據《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等條約的規定，合理使用的目的一般限于非營利性使用，而不能為商業目的而使用作品。例如，歐盟于2019年通過的《歐盟數字化單一市場版權指令》第3條將以科學研究目的的文本數據挖掘納入合理使用范圍，允許科研機構以及公共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等文化遺產機構在實施文本數據挖掘時可以復制、提取、儲存他人的作品，而不被視為侵權行為。但是，營利性的文本數據挖掘行為不被視為合理使用。英國、法國、德國的版權法也有類似規定。這對我國有借鑒意義，如果查重者以非營利目的開展查重，可以將其視為合理使用。但是，在實踐中，查重機構在開展查重業務時，往往以低價收錄他人作品或學位論文為名義而給學校或其他科研機構提供少量的免費查重機會，隨后將收集來的論文大量用于付費查重業務，其營利目的極為明顯。從查重行業整體收入來看，查重帶來的利潤和收益是巨大的。就營利的判斷標準，一些學者指出，營利與非營利的主要區別并不在于使用者是否以賺錢為動機，而是在于使用者能否不支付正常價格而從版權作品的使用中獲利。例如，查重機構查重一次3萬字論文的價格約450元，而收錄一篇3萬字畢業論文支付的稿酬約60元，二者相差7-8倍，這些論文收錄后被大量用于查重業務。顯然，查重機構支付給論文作者的費用極低而因此獲取的收益極大，這顯然是一種非常不合理的現象。所以，面對查重高價這一問題，用戶表示并不贊同。

其二，查重中使用他人作品的數量超出了合理使用的范圍。在判斷使用他人作品行為是否屬于合理使用時，還需要從數量和實質兩方面進行分析，即看使用的部分同整個有版權的作品相比所使用的部分的數量和內容的實質性，也即從整體上去衡量被使用作品的狀況。我國《著作權法》第二十四條第6款中規定了“少量”復制的使用方式才可被納入合理使用范圍，所謂“少量”是對作品復制作品次數的限定。各國著作權法凡是規定合理使用制度的，都大體包含個人使用、課堂教學、圖書館保存與替代目的的復制少量作品。換言之，使用他人作品的篇幅或實質性內容越多，越有可能不符合合理使用的要求。所以，只有對他人作品的少量使用才符合合理使用規則的要求。在開展查重業務時，幾乎所有的查重數據庫中的文獻都被查重軟件自動掃描，與請求查重論文相關的文獻都被掃描，其相似部分被軟件自動摘錄、標注并提供給用戶。通常而言，一篇論文被摘錄和提供的數字往往在幾百字至幾千字，甚至是全文。而且，一些引用率高的論文，更是被多次摘錄和提供。就此而言，查重中使用他人作品的數量已超出了合理使用的“量”的程度。

其三，查重中使用他人作品的行為不是一種創作新作品的行為。如果作品使用人以他人作品為基礎進行演繹創作，將會產生新的作品，這種使用通常也屬于合理使用。查重報告中不僅包括了待查重的內容，還包括了許多與待查重相似的他人作品的片段，并根據重復程度進行了不同標記。表面看來，查重報告似乎是對在先作品進行匯編而創作了新的作品，其實不然，查重報告僅僅是利用查重軟件對于重復的論文內容進行了自動排序和標注，任何人使用這一軟件都會得到同樣的結果，該報告未體現出內容選擇和編排上的獨創性，因此查重報告不屬于有獨創性的作品。

其四，查重中使用他人作品影響了作品的正常使用。通常而言，論文作者與期刊雜志社簽訂用稿合同或數字出版機構簽訂論文收錄合同的目的是同意其以復制、信息網絡傳播等方式使用作品，著作權人往往希望數字出版機構以公益目的來提供這些作品供公眾學習或研究。但是，查重機構將收錄的論文作為原始數據資源，利用軟件開展查重業務，并向用戶提供論文的部分或全部內容，這已超出了用稿合同或論文收錄合同約定的作品使用方式，且以營利為目的，這種使用方式是著作權人始料未及的。從經濟學角度出發，復制性使用增加了某一給定作品的復制件數量，減少了作者的總利潤，并降低了有關創作作品的激勵，而復制性使用更難構成合理使用。盡管查重使用作品的行為是一種新的作品使用行為，其使用的效果與復制性使用相同——同樣是對作品的再次展示呈現。保羅·戈德斯坦所說“連接作者和讀者的最佳方案是，將權利擴展到消費者從文學和藝術作品中獲得價值的每個角落”。因此，可以認為作者對其作品的所有使用都有權利，這些使用可以從中獲得價值，而這些使用不一定是向公眾展示內容的使用。因此，查重中使用他人作品的行為不在著作權人授權范圍之內，影響了作品的正常使用，查重機構獲利巨大，而著作權人并不能從查重中獲益，這對著作權人利益造成了不合理的損害。

綜上所述，查重機構以營利為目的使用他人作品開展查重業務的行為并非合理使用，存在侵權之嫌。

四、規制路徑：完善出版合同內容

未經著作權人許可以營利為目的在查重業務中使用他人作品的行為影響了作品的正常使用，侵犯了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例如在趙德馨訴知網一案中，法院認為僅憑網絡知識平臺與期刊雜志社之間的協議尚不足以證明從作者處獲得傳播授權，未經作者許可使用其作品并用以營利的行為構成侵權。學術期刊網站未經作者同意收錄其論文并向公眾提供有償閱讀和查重等服務構成著作權侵權，重要的是，很少作者在該營利過程中獲得應有的收益。多數查重工具依托于使用國內外期刊數據庫，而在當前的文獻授權機制下期刊數據庫或平臺并不直接面向作者取得授權。因此無論是在期刊數據庫或平臺層面還是獨立經營的查重機構層面，均缺乏作者的直接授權。鑒于當前查重市場中的混亂狀況，迫切需要對查重業務進行法律規制。關于法律規制的路徑，主要有三種思路。第一種思路是將其視為合理使用。查重在性質上屬于文本數據挖掘，如果是查重者以非營利目的開展查重可以將其視為合理使用，反之則不能視為合理使用。從實踐看，市場上的多數查重機構以營利為目的，向用戶收取高昂的查重費用且未向著作權人支付相應報酬，其行為不宜視為合理使用。第二種思路是用法定許可制度來規范查重行為，即查重方在開展查重業務時無需獲得著作權人許可但應支付法律規定的報酬。法定許可制度的立法初衷是為了調和新傳播技術帶來的產業主體利益分歧，并在著作權市場尚未形成的階段降低權利流轉帶來的交易成本，并通過支付報酬的方式保障了創作者利益。但是，法定許可制度存在著尋找權利人的交易成本較大、權利人難以收取報酬的問題。在實踐中，許多作品使用方要花大量的成本尋找權利人，也有些使用方只使用他人作品而不付酬，著作權人很難維護其利益，因此法定許可制度并不能切實保障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第三種思路是通過完善著作權許可協議的方式來保障著作權人的權益。下面將展開討論。

在查重業務中使用他人作品是一種與文本數據挖掘相關的新的作品使用方式，因此應當將非營利目的的查重行為視為合理使用，將以營利目的的查重行為排除在合理使用之外。由此，查重機構在開展營利性查重業務時將不得不與著作權人簽訂作品使用許可協議（以下簡稱“授權許可協議”），否則將構成著作權侵權。因此，應當制定“以權利人為中心”且可兼顧權利人、期刊雜志社與查重機構三方主體的標準化授權許可協議，授權許可協議在簽訂時應當遵守如下要求：

（一）出版合同應當明確對查重使用作品條款

實踐中的查重業務之所以損害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主要是因為論文作者在與期刊雜志社簽訂用稿合同或與數字出版機構簽訂論文收錄合同時只就復制、信息網絡傳播等使用作品的方式進行了約定，而未將查重使用進行約定。查重機構往往以合同未約定為由拒絕向著作權人就查重使用而支付報酬。因此，制定科學合理的著作權轉讓或許可使用協議十分必要。論文作者與期刊雜志社簽訂用稿合同或與數字出版機構簽訂論文收錄合同時，應當就作品使用方式及使用報酬作出明確約定。如果期刊雜志社或數字出版機構授權查重機構用于查重業務，還必須獲得著作權人的授權并支付合理的報酬。為了防止期刊雜志社或數字出版機構利用格式條款損害作者的合法權益，協議內容應當由簽訂雙方約定協商確定，作者與期刊雜志社或數字出版機構在自愿基礎上達成作品用稿協議或論文收錄協議，限制格式條款的適用，并在協議落款處附有作者與期刊出版單位雙方的落款簽名。如有許可使用查重條款，協議中應明確使用論文用于查重的機構單位名稱和使用期限并附簽名。

除了授權許可協議必要條款的約定，還應當禁止在授權許可協議中明確以不合理或不公平的條件要求作者同意論文作品被授權與查重使用。授權許可協議應當遵循作者意愿，例如禁止期刊社將作者同意論文被數據庫收錄作為錄用稿件的條件，論文是否被具有商業性質的數據庫收錄應當由作者決定。學位論文的授權許可協議中，學校或培養單位強行要求學位申請人轉讓學位論文的相關著作權尚無合法依據。學校或培養單位尚無權要求學生將論文轉讓給商業數據庫，因此也應禁止學校將論文被數據庫收錄作為學生畢業的條件。

（二）依法在出版合同中約定作品使用對價

為了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各國合同法都要求合同在簽訂時遵循公平原則，通過“給付的均衡”的制度來實現當事人的給付之間的均衡以防止合同雙方的給付不均。但是，論文作者在與期刊社簽訂用稿合同或與數字出版機構簽訂論文收錄合同時，數字出版機構、查重機構等往往利用其優勢地位，以格式條款形式盡量少支付作品使用報酬，更未對查重使用這類新型作品使用方式進行約定。盡管面對這種一刀切式的報酬支付方式，作者們持反對意見。但迫于發表壓力，作者們還是被迫選擇接受。當作品被收錄后，查重機構未經著作權人允許而將他人作品用來查重，從而損害了著作權人的利益，這顯然違反了公平原則。為此，查重許可協議在簽訂時應當明確約定，查重機構應當就查重行為向論文著作權人支付合理的報酬。

根據2014年國家版權局頒布的《使用文字作品支付報酬辦法》，使用文字作品支付報酬由當事人約定；當事人沒有約定或約定不明的，適用本辦法。由于查重使用作品的方式并不屬于“紙介質出版方式”的使用，因此可參考第十四條的規定“在數字或網絡環境下使用文字作品，除合同另有約定外，使用者可以參照本辦法的付酬標準和付酬方式付酬”。 具體的報酬給付應當根據其查重使用的次數、使用的時間等要素來計算，以彌補著作權合同中未規定的查重付酬相關規定。此外，針對查重一類新型在網絡和數字平臺上使用文字作品的付酬辦法應當與時俱進更新，如2024年2月由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正式出臺的《知識資源平臺使用文字作品付酬辦法》，進一步完善付酬標準，以實現查重機構主動向著作權人支付合理報酬。

（三）適用合同調整機制以及時彌補作者報酬

著作權人在與作品使用人簽訂協議時往往難以預料新技術發展對于自己權益的損害，當情勢發生變更后如果再按照原合同執行，對于著作權人明顯不利。為此，《歐盟數字化單一市場版權指令》第15條創設了“合同調整機制”，即允許作者在情勢發生變更的情況下有權向合同另一方要求額外的合理的報酬。換言之，若合同商定的報酬與作品隨后使用獲取的收益不成比例，作者有權重新變更合同內容以獲取合理的報酬以實現公平價值。權利人認為合同關于報酬規定存在明顯不合理和不公平時，有權利向人民法院申請調整合同中關于報酬的內容或申請解除合同。期刊雜志社或數字出版機構應適當履行“透明義務”，即將作品的商業開發和許可情況，例如使用的方式、收益與作者應獲得的報酬定期進行披露。因此，當查重一類新技術商業性使用方式出現后，應允許作者與期刊雜志社或數字出版機構調整原有的作品使用協議，要求查重機構就查重業務支付相應的報酬。

此外，面對日益繁榮的查重業務，應當制定相應的行業規范，主要就查重的收費價格、查重的保密、查重協議的內容、向著作權人付費等問題進行規范，尤其要反對行業壟斷問題，查重機構或平臺應圍繞行業標準進行合理定價，避免以不合理的高價或低價形成壟斷。

五、結語

隨著DeepSeek、ChatGPT等人工智能一類高級算法的發展和介入，相似度檢測查重工具也將提升其自身的算法功能以實現更好的學術不端檢測，同時也將需要更多的作品或語料進行算法訓練與比對。尤其在高利潤的查重一類服務中，應當注意對使用作品作者的利益分配，以實現作者獲得報酬的權利。收錄大量期刊文獻的期刊數據庫或平臺應當積極獲得作者授權并及時按照文字著作權協會出臺的《知識資源平臺使用文字作品付酬辦法》等向作者支付相應報酬，若同時兼顧提供相似度檢測查重服務的，應考量將該部分的使用費納入報酬范圍。而其他采用算法一類工具使用文字作品的主體，也應當及時將作品使用報酬支付給作者，或依據版權補償金制度與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合作實現作者報酬的支付，減小作者財產性利益的損失。此外，對于此類作品使用率高的營利性行為，集體管理組織和期刊資源平臺應當進一步積極完善著作權授權鏈，合理優化作者報酬收付機制。有效平衡作品作者、使用者和社會公眾之間的利益，促進科學技術與文化創新共同發展。

注:因字數關系，注釋省略。如引用、轉發請注明《電子知識產權》2025年第6期(未經授權禁止轉載、摘編、復制及建立鏡像，違者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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