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那個造黃謠的陌生人

被造黃謠的三年后，一些刺耳的謾罵和不理解的聲音仍不時鉆進劉曉玲的耳朵，她還未釋懷，還在與之對抗，對她來說，這也是抗爭中最令人心痛的部分。

文丨新京報記者咸運禎

編輯丨陳曉舒

校對丨張彥君

?本文6406字閱讀10分鐘

一張照片將劉曉玲卷入噩夢。

照片中，她穿著長袖長褲，坐在公共區域的沙發上看手機。她回憶，照片拍攝于多年前，從未公開發布在社交平臺上。

但在2022年7月，這張照片被人惡意處理，背景被裁切，配上露骨文字和她的聯系方式，發布在社交平臺。幾小時內，帖子被多次轉發，微信涌進多條陌生好友申請。她甚至不知道照片是如何流傳出去的。

在此之前，劉曉玲過著普通而安穩的生活。和很多在城市里打拼的人一樣，每天上班下班，和丈夫一起養育孩子。對彼時的她來說，關于網絡謠言如何給受害者帶來創傷這件事，只出現在新聞報道里，離自己很遠。

“黃謠”，讓這個普通的女孩上了熱點新聞，也帶來了具體的改變。她刪除了手機里大部分聯系人，換了微信。白天，劉曉玲不斷刷新社交平臺查看謠言動向，夜晚輾轉難眠。辦公室里，同事的竊竊私語，朋友欲言又止……這些細微的變化像一堵無形的墻，將她與過去的生活徹底隔開。

她想討個說法。

經過一年調查，劉曉玲于2023年7月確認造謠者黃某身份。經南寧市三塘派出所調解，雙方達成協議：黃某需公開道歉并賠償20萬元。但調解后黃某拒不履行，公安機關依法對其行政拘留10日并罰款500元。

隨后，劉曉玲向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興寧區法院提起訴訟。2024年5月法院判決認定黃某嚴重侵害劉曉玲名譽權和隱私權，要求其在省級以上報刊道歉并支付20萬元賠償。但截至發稿，黃某仍未履行判決。

三年過去，她仍在為此奔走。

雙方簽署的治安調解協議書。受訪者供圖

失控的謠言

7月6日正午，廣西南寧，街道被烈日炙烤。劉曉玲輕輕掀起窗簾，熱浪夾雜著蟬鳴、鳥叫和空調外機的嗡響，撲面而來。她松開手，窗簾重新垂落，將燥熱與喧囂隔絕在外。這個不大的房間，成了她暫時躲避外界的安全空間。

劉曉玲很少出門，大部分時間待在房間里。手邊的訴訟材料堆成小山，偶爾接受記者采訪，她會用平靜的語調復述自己遭遇網絡謠言的經過。有時情緒失控，她停下來，稍作調整后，又繼續講述。這樣的日子，已經持續了三年。

2022年7月17日，劉曉玲剛起床，手機突然不停振動。微信里接連彈出陌生人的好友申請，由于工作需要，她的微信一直開啟搜索添加權限。起初，她以為是業務聯系，通過了幾條申請。但當對方發來露骨信息時，她立刻意識到——自己的個人信息被泄露了。

生活由此墜向谷底。

一個陌生人自稱某高校學生，發來好友申請，備注寫著“重要提醒”。對方告訴劉曉玲，在境外社交平臺“推特”上，發現她的照片被盜用。劉曉玲點開鏈接，看到一張自己的照片被惡意篡改，照片配文造謠她“寂寞求約”，還附上了她的真實聯系方式。

那種復雜的感受，她至今難以準確描述。和大多數網暴受害者一樣，她的情緒經歷了三個階段，先是錯愕、震驚地反復確認事實，繼而轉為強烈的憤怒，整個人不受控制地顫抖，最后，那些不實謠言像潮水般涌來，將她困在屈辱里。

直到深夜，劉曉玲躺在床上卻毫無睡意，她盯著天花板，眼睛干澀發疼。凌晨三點，她起身把手機調成靜音，推到床頭柜最遠處，試圖用物理距離讓自己冷靜下來。但不到十分鐘，她又忍不住拿回手機，點開鏈接。

那之后，劉曉玲發現，曾經熟悉的生活環境開始讓她感到不安。走在街上，她會下意識避開路人的視線；有人舉起手機，她就不自覺地繃緊身體。再后來，連日常接觸的同事朋友都讓她心生疑慮，她時常想會不會是生活工作中得罪了誰，那些熟悉的面孔在她腦海中不斷變換，與想象中的造謠者重合。“懷疑是件痛苦的事，但每個人都可能是那個人。” 她感到過去那個熟悉的世界正慢慢遠去。

找回理智后，劉曉玲決定到派出所報案，2022年8月3日，她向南寧市三塘派出所民警詳細說明了被陌生人騷擾的情況，逐條展示了收到的惡意信息。劉曉玲問民警，能不能通過技術手段，甄別鎖定造謠者。但民警坦言，涉事平臺服務器設在境外，取證和調查都會面臨較大阻礙。

報警后，劉曉玲開始了漫長的等待。她每周打電話詢問案件進展，一個月過去，案件依然沒有實質性突破。“這樣下去可能很難有結果。”她開始思考，除了等待警方調查，或許還需要尋找其他解決途徑。

她決定主動出擊，追查謠言的源頭。

劉曉玲將黃某約至南寧一酒店后，立即再次報警。受訪者供圖

“抓住”造謠者

身邊的朋友紛紛支持劉曉玲維權，但該從哪一步開始？具體應該怎么做？她查閱相關案例時發現，許多網絡造謠事件都因無法確認造謠者真實身份陷入僵局，多數案件最終因證據不足而終止調查。

那段時間，劉曉玲跑了幾家律所咨詢，最終委托了廣西工建律師事務所吳立傳律師代理案件。吳立傳建議劉曉玲系統地收集證據，包括侵權圖片在各平臺的傳播范圍、轉發數據及相關負面評價，以量化評估侵權行為造成的影響程度。

由于涉事平臺服務器在境外，她無法通過平臺方獲取造謠者信息。如何找到發布黃色謠言的人，成為關鍵點，也是最難完成的部分。

劉曉玲首先聯系了告知她消息的男生，想獲取更多線索。對方告訴她，或許可以在推特上套到一些造謠者的信息。陌生人的建議，讓她既期待又警惕。一方面，她期待得到更多的信息，另一方面，她不確定對方是不是傳播者之一。“那時我不能完全確定，他是不是出于好心幫助我。”

劉曉玲開始著手收集證據。她注冊了推特賬號，完整保存了黃某發布的造謠帖。隨后，她偽裝成“在線求偶”的用戶與對方互動。但對方異常謹慎，盡管斷斷續續地聊天，但話題始終局限在約會、女性和寂寞上，絕不透露任何個人信息。

鎖定造謠者身份的過程，比劉曉玲預想的更加漫長。

2023年1月，事情出現轉機。劉曉玲從對方給出的零碎信息中，順藤摸瓜找到了他的微博賬號。考慮到國內社交平臺通常需要實名認證，這意味著很可能能夠確認對方的真實身份。她立即注冊新微博賬號，關注對方，并持續發布黃某感興趣的內容。

經過幾個月的等待，劉曉玲終于在2023年5月8日等到了黃某的主動私信。她順勢以約會見面為由，將對方約至南寧某酒店。確認黃某入住后，劉曉玲立即帶著整理好的證據，包括完整的聊天記錄、截圖和錄屏資料再次向三塘派出所報案。

這次，接待民警仔細核對了所有證據材料后，正式出具了報警回執。

京衡律師事務所鄭晶晶律師指出，網絡侵權案件面臨取證難題。實務中，平臺往往僅提供注冊手機號，缺少姓名、身份證等關鍵信息，難以確認賬號實際使用者。即便律師向運營商發函查詢，也常因隱私保護政策受阻。

近年來，造謠者轉向境外平臺加劇了取證難度。這些平臺服務器設在海外，支持匿名注冊，內容可隨時刪除，導致許多案件因無法確認侵權人而終止。鄭律師建議，遭遇造謠應及時要求平臺披露信息，并在有效期內公證證據。但需注意，通過“黑客”等非法手段獲取信息可能涉嫌違法，甚至造成二次傷害。

經過近一年的調查取證，2023年7月，劉曉玲終于在三塘派出所調解室里見到了造謠者黃某。劉曉玲仔細打量著他，三十歲出頭、身材瘦小，戴著細框眼鏡，是素未謀面的人，與她想象中的形象截然不同，她無法理解對方的做法。

在警方出示的完整證據面前，黃某承認了網絡造謠行為，并簽署調解書承諾公開道歉及賠償劉曉玲20萬元。劉曉玲表示，她曾追問過，黃某如何得到她的照片和電話，但沒有得到回應。此外，由于調解后黃某拒不履行義務，2023年7月12日，南寧興寧公安分局依法對其作出處罰：行政拘留10日并處罰款500元。

事發一年后，雙方在三塘派出所調解室進行調解，圖為黃某。受訪者供圖

“每個人都可能成為下一個目標”

劉曉玲對這個結果并不滿意。

調解中，黃某承認發布不實信息，但稱系“無心之失”，質疑劉曉玲維權過度。劉曉玲則舉證說明謠言已對其工作、生活及社會評價造成實質損害。針對20萬元賠償，黃某表示難以承擔，劉曉玲強調此為實際損失計算的合理數額。雙方在責任認定和賠償上未達成共識，但黃某仍簽署調解書承諾賠償。

最終劉曉玲決定起訴。

律師告訴劉曉玲，如果材料齊全、程序順利，從遞交訴狀到最終判決，整個過程大約需要一年。她也思考過，投入大量的精力，一次次重新回憶痛苦，到底值不值得。但并不是自己選擇性遺忘，傷害就不存在了。

劉曉玲查閱網絡案例后發現，很多人對網絡造謠存在認知誤區。有些人抱有僥幸心理，認為刪除所有社交平臺內容，不去想不去看，慢慢地事情就過去了。也有人對違法性認識不足，誤以為僅在網上發布不實信息不會構成犯罪。這些誤解往往導致受害者維權困難，加害者逃避追責。

實際上，在司法層面，關于網絡造謠的責任認定確實存在爭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規定，【侮辱罪、誹謗罪】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實誹謗他人，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

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長期研究網絡犯罪，他指出，網絡誹謗的特殊性在于損害結果往往難以量化。我國法律對誹謗罪的認定要求“情節嚴重”，通常需滿足“點擊量超5000次或轉發量超500次”的立案標準。這一標準常令受害者困惑：是提起民事訴訟，還是刑事自訴？專業門檻使許多人望而卻步。

實踐中，受害者多選擇名譽權糾紛民事訴訟。朱巍指出，若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及司法解釋的“情節嚴重”要件，則可能構成誹謗罪。對于境外誹謗，他解釋，即使無法獲取境外平臺數據，司法機關仍可依據境內二次傳播、受害人社交圈證言、媒體報道轉載等間接證據綜合判定傳播范圍。

朱巍強調，誹謗罪認定并非機械套用“5000次點擊”標準——若誹謗行為導致被害人精神失常、自殘等嚴重后果，同樣可認定“情節嚴重”，滿足刑事自訴立案條件。

劉曉玲和律師商議后，決定以人格權糾紛為由對造謠者黃某提起民事訴訟，主張公開道歉和經濟賠償。相比刑事訴訟，民事訴訟雖需自行取證，但勝訴可能性更高。此外，考慮到黃某可能規避責任，選擇民事訴訟更有利于維護劉曉玲的合法權益。

自此，劉曉玲的生活徹底圍繞著訴訟展開。她開始研讀學習相關法律，仔細整理電子證據。為了固定網絡侵權證據，她到公證處進行了證據公證。回憶起取證過程，劉曉玲坦言：“必須找到更多的證據，盡可能坐實黃某的侵害事實，讓他得到應有的懲罰。”

那段時間，劉曉玲白天奔波于準備訴訟，夜里常常睜眼到天亮。她形容自己像是經歷了一場“社會性死亡”，面對親友的詢問，她不愿再重復細節，更多時候選擇沉默，這種自我封閉讓她逐漸對社交產生恐懼。

“一張照片，幾句謊話就能在網上風傳。造謠只需動動手指，維權卻要耗費無數日夜。”她說，自己堅持維權到底，不僅是為了討公道，更是想用法律證明，受害者無須羞愧，若不制止網絡造謠，每個人都可能成為下一個目標。

法院判決黃某在廣西壯族自治區省級以上報刊公開賠禮道歉，并賠償劉曉玲20萬元。受訪者供圖

漫長的官司

2023年12月15日，南寧，綿綿細雨。法庭內，案件的爭議焦點圍繞網絡謠言是否對劉曉玲的人格權構成侵害。

原告律師吳立傳陳述稱，2022年7月被告黃某在社交平臺發布不實信息后，劉曉玲隨即遭受持續的網絡暴力，其家人也受到牽連。律師當庭出示了三甲醫院的心理診斷證明：劉曉玲因長期遭受精神壓力，于同年9月被確診為重度抑郁癥，癥狀包括嚴重失眠和厭食。這些健康問題最終導致她無法繼續工作，被迫辭職。

原告劉曉玲在訴訟中提出三項主張。首先，要求被告黃某在省級以上報刊刊登道歉聲明，澄清事實；其次是索賠20萬元，涵蓋失業損失、公證及律師費用等經濟損失；另外，劉曉玲要求黃某向其親友及工作單位說明真相，消除負面影響。劉曉玲表示，這些訴求既是為了彌補實際損失，更是為了盡快修復因謠言受損的社會關系。

2024年5月，南寧市興寧區人民法院對該人格權糾紛案作出一審判決。經審理查明，被告黃某在推特、微信、微博等平臺發布劉曉玲照片及微信名片，并散布不實信息，構成侵權。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相關規定，法院判決黃某在廣西壯族自治區省級以上報刊公開賠禮道歉，并賠償劉曉玲20萬元。其他訴訟請求未獲法院支持。

一審判決書顯示，被告黃某承認曾在派出所簽署調解協議，但辯稱當時處于“情緒緊張狀態”。對于賠禮道歉訴求，黃某表示愿意履行，但強調執行方式需結合實際，并認為消除影響需雙方配合。針對經濟賠償，其表示無力承擔原告主張的20萬元賠償，故對具體金額提出異議。

一審判決后，黃某以“經濟困難無力履行”為由向南寧中院提起上訴。2024年8月9日，二審法院經審理認為上訴理由缺乏法律依據，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判決生效后，黃某在15天履行期內仍未履行義務。隨后，劉曉玲依法向興寧區法院執行局申請強制執行。

2024年12月26日，黃某終于刊登致歉聲明。此時，距侵權行為發生已兩年半。

聲明中，黃某承認曾在多個社交平臺發布針對劉曉玲的不實信息，包括編造不雅謠言及進行惡意詆毀，對其名譽權和家庭生活造成損害。黃某表示已認識到該行為違反社會公德并構成法律侵權，愿意承擔法律責任。經新京報記者核實，截至聲明刊登時，黃某仍未履行法院判決的20萬元經濟賠償義務。

劉曉玲不接受這樣的道歉，在她看來，這份道歉更像是形式上的應付。她通過朋友和網絡持續關注黃某的動態，“想起這件事就感到壓抑。”她坦言，自己至今仍保持著定期檢查各社交平臺的習慣，擔心那些被惡意傳播的內容會再次出現。這種持續性的精神壓力，讓她難以真正走出事件的陰影。

訴訟期間，劉曉玲曾因情緒崩潰過度服藥。受訪者供圖

“不要妥協”

近日，劉曉玲向法院提交了懸賞申請，擬出資兩萬元征集被執行人黃某的財產線索。目前該申請仍在審查階段，尚未獲得法院批準。根據相關規定，懸賞執行需符合法定條件，由法院審核后決定是否啟動。

起訴造謠者的消息在網絡上引發了熱議。劉曉玲在社交平臺分享自己的維權經歷。其間，她收到了大量網友的鼓勵，其中不少是有相似經歷的女性留言。許多用戶稱贊她的勇氣，這些來自陌生人的善意支持讓她頗感意外。

很多人說，這是教科書般的維權案例。但只有劉曉玲自己知道，最艱難的時刻，抑郁情緒甚至讓她產生過輕生念頭。醫生開具的抗抑郁藥成了必需品，她每天按時吃，然后繼續法院、律所、醫院，三點一線地跑。

也有人試圖從她身上找原因。她的社交賬號評論區頻繁出現“一個巴掌拍不響”的質疑。部分網友以“小題大做”“借機炒作”等言論對她進行指責，在他們看來，起訴造謠者，是為了炒作，為了出名，由此也引發了新一輪的網絡暴力。

起初，劉曉玲還會回懟回去，到最后，她覺得這樣做毫無意義。事發后，為了逃避痛苦，她開始拼命工作，試圖麻痹自己。然而，高強度的工作反而加重了她的壓力。“人真的能假裝什么都沒發生，繼續正常生活嗎？”最終，帶著這樣的困惑，她徹底暫停了工作。

但抑郁逐漸超出了劉曉玲的承受范圍。她會突然心慌氣短，胸口像是被一只無形的手緊緊攥住，情緒也變得難以控制。有一次，她失控地對孩子大吼，小孩在一旁哭，一頓叫喊后，她又覺得特別愧疚。

訴訟期間，劉曉玲向丈夫提出了離婚。“我連自己都顧不好，怎么照顧家庭？”她向新京報記者坦言，持續數年的官司已耗盡她的心力，看著孩子和丈夫因自己的情緒波動惶恐不安，她最終決定，與其讓全家人都陷入痛苦，不如自己離開。

劉曉玲把自己關在房間里。她刪光了社交軟件，連家人的電話也不接。最絕望時，她吞下過整瓶安眠藥。羞恥感像塊石頭壓在胸口，她不再向任何人訴說，反復回憶照片里那天的穿著——普通的長褲、運動鞋，好像這樣就能證明自己的清白。這種自我折磨讓她逐漸意識到，當一個普通人遭遇造謠時，要付出的代價，遠比想象中沉重得多。

關于“為什么始終沒法開始新生活”這個問題，劉曉玲陷入沉默，能聽見她急促的呼吸聲。很長時間，她覺得自己一直走不出來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這件事里，我沒做錯什么，但怎么逃也逃不開。”

被造黃謠的三年后，一些刺耳的謾罵和不理解的聲音仍不時鉆進劉曉玲的耳朵，她還未釋懷，還在與之對抗，對她來說，這也是抗爭中最令人心痛的部分。在社交媒體上，她如此寫道：“愿這樣的事件不要再發生，如果真的發生了，不要妥協，要勇敢地去報警，去維權。”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劉曉玲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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