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吐魯番文書（一）

趙玉亮/文

安美版《中華寶典—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法帖書系（第五輯）·吐魯番文書（一）（墨跡本）》封面

1928—1930年，黃文弼帶領一支西北科學考察團于吐魯番考古，先后兩次考察交河故城（雅爾湖舊城）、哈拉和卓舊城。哈拉和卓舊城在吐魯番東南約30千米，鄰近阿斯塔那（二堡）及哈拉和卓（三堡）兩村落。1928年黃文弼第一次考察哈拉和卓舊城，僅在“可汗堡”附近稍做發掘，未有所獲；1930年又在哈拉和卓地區進行考古調查。[1]此批文書均是在這兩次調查考古工作中所得。[2]

黃文弼一生四次前往中國西北考古，工作重心主要在吐魯番盆地和環塔里木盆地遺址，獲得大量中文和古西域文字文物。1927—1930年西北科學考察團時期有兩次考察，先是在內蒙古發現碑志（百靈廟周邊）和居延漢簡（額濟納河流域）[3]；到了新疆地區，所發現的文獻資料包括各種題記、碑刻、墓磚、文書和木簡，在吐魯番地區所獲中文文書51件、西域古文字文書32件。1933年，國民政府鐵道部聘請斯文·赫定擔任顧問，組織“綏新公路查勘隊”，黃文弼以教育部特派專員身份隨行，主要在“土垠遺址”進行發掘。1957年9月—1958年8月，由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組織，黃文弼帶領新建考古隊在哈密、伊犁、焉耆和庫車進行了考古發掘，所獲文獻包括石刻和文書。[2，4]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開元廿九年追捉逃番兵殘牒》

吐魯番中文文書是吐魯番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吐魯番學是從地域定義的概念，指的是對吐魯番地區發現的文物、文獻和當地遺址、佛寺、墓葬等的研究，涉及考古、語言、歷史、政治、宗教、藝術等領域。早在19世紀下半葉，隨著俄、德、英、日等國組織的探險隊進入這一地區，歷次探險所獲得的文物包括壁畫、文書、佛像等，在歐洲和美、日掀起了吐魯番研究的風潮，成果豐碩。1927—1933年，由我國“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與瑞典學者斯文·赫定組成的“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在內蒙古、甘肅、青海、新疆、西藏等地進行長達6年的野外考察工作，標志著中國學界對于包括吐魯番在內的中國西北的研究進入現代學科的研究范疇。1949年以后，越來越多的國內高校、科研單位和學者投入這一領域的研究中。[5]

吐魯番地區氣候干燥，適宜保存紙質、木質、絲織等類別的有機文物。其中紙質類的文書是大宗，包括古粟特、突厥、回鶻等民族的語言寫本；中文的吐魯番文書涵蓋了契卷、簿帳、郡縣文書、辭啟、寺院文書、譜牒、衣物疏等。20世紀50年代之前各國探險隊所獲各類文書散落于德、英、俄、日、美等國的博物館和私人藏家手中。[6-10]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新疆地區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先后對吐魯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進行13次發掘，清理由晉至唐墓葬近400座，獲得大量珍貴文書，共計2700余件。[11]1981年起，由唐長孺主持，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現改名為中國文物研究所文物古文獻研究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武漢大學歷史系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單位整理編輯的吐魯番文書陸續出版，前后合計10冊，據粗略統計收錄文書2400余件。[12]隨著考古發掘工作的持續進行，新出土的吐魯番文書也被陸續整理出版。[13-14]伴隨著各類文書的出土，除了基礎性的整理工作之外，學界也陸續涌現出關于吐魯番文書研究的成果，涉及軍事、政治、歷史、經濟、宗教、藝術等領域。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西州征物殘牒》之一

本輯所選文書有五種，包括《張奉先殘牒》[15]、《西州征物殘牒》[16]（2件，另有《開元十三年征物殘牒》，推測為同一件牒文）、《伊吾屯田殘籍》（2件）[17][18]274-275、《開元廿九年追捉逃番兵殘牒》[19]、《女婦才子還麥殘契》[20]，內容涉及土地買賣、征收賦稅、軍事文書、寺院經濟等。

《張奉先殘牒》高14厘米，寬25厘米，經人裁截，僅存一部分，為牒文的陳述部分，用工整的楷書謄寫。起“張奉先”，訖“謹連”，共9列。此件文書為民間訴訟狀，張奉先、趙悟那為訴訟之主角，希逸或為所由（“所由”指有關官吏。《隋書·刑法志》載“乃令殿內去仗，欲有決罰，各付所由”）[21]，閆大賓或為“元契”中之“保人”“知見人”[22]。此案件最初系“賣苗案”，根據“元契”內容，閻大賓（趙悟那）稱“賣苗是實”，但又有“尋檢文契知錯”，“趙（悟）那甘心伏罪”，張奉先牒只是殘留“準法不合”，“先元契在悟那處”。牒狀中“元契”訂立的時間與張奉先上牒的時間至少相隔一年。據當時慣用語，若在當年，用“去幾月”；若在此前一年，則用“去年”；相隔一年以上，才用“去開（元）某年”的措辭（“去”有“往昔”之意）。《唐高昌縣史王浚牒為征納王羅云等欠稅錢事》：“昨去二月內，卻還到州，即擬輸納稅錢。”[23]207《唐開元二十一年（733）西州都督府案卷為勘給過所事：戶曹得前件人牒》之二稱：“去開廿年十月七日，從此發行至柳中，卒染時患，交歸不得。”[23]282有學者推測“賣苗”元契不僅為賣苗契約，背后可能與土地買賣有關，或許張奉先既出賣土地，頗有反悔之心，遂在一年后提出此案，趙悟那或許以欺詐手段買得土地，被官府叫停。[24]與之性質相近的有《景龍案卷》。[25]566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西州征物殘牒》之二

《西州征物殘牒》有兩件，系黃文弼從哈拉和卓舊城農民手中所得，經人裁截[1]36。第一件高14.9厘米，長43.5厘米，起“四貫文”，訖“未納”；第二件高14.6厘米，長40.2厘米，起“鄧大方”，訖“縣欠”。《開元十三年征物殘牒》出自哈拉和卓舊城中，文書高14.7厘米，長43.6厘米，被裁截成條狀，起“牒件”，訖“此復□”。通過文書的尺寸與書體的比對，采集者黃文弼推測此件文書與《西州征物殘牒》同屬一牒文[1]36-37，此文書系牒文最后之上半截，亦有學者持相同觀點。[26-28]牒文內容為西州所屬各縣向州征納物質賬單，已注明的有柳中、蒲昌、高昌三縣，征納人名有王道忱、李玉、李義、康寶、焦藏，里正有范行忠、甯和才、牛慈惠、馬善積，典有曹忠順、宋叡芝，所征納物件有錢、麥、氈、練布等。柳中即高昌國之田地城，高昌即高昌國之高昌城，今哈拉和卓是其舊址，蒲昌即高昌國之東鎮城。[29]唐代吐魯番地區實行州、縣、鄉、里等行政組織，“凡百戶為一里，里置正一人，五里為一鄉，鄉置耆老一人”，其職責包括“查核戶口”“收授田地”“征斂賦役”等。[30]關于充當里正的身份要求，《通典》載“諸里正，縣司選勛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強干者充”[31]。《新唐書·地理志》載“西州交河郡，中都督府。貞觀十四年平高昌，以其地置。開元中曰金山都督府。天寶元年為郡。土貢：絲、布、氈、刺蜜、蒲萄五物酒漿煎皺干”[32]1046。

《伊吾屯田殘籍》高15.1厘米，長26.1厘米，起“□遠”，訖“侵屯”，上有“伊吾軍之印”朱文方印，系伊吾軍屯田冊籍。又有一殘紙起自“朝請”，訖“十四”，黃文弼當時推測與《屯田殘籍》或為一件后被裁斷者。[1]41烽火是古代軍防警備通信制度，唐《烽式》云“白日放煙，夜則放火”（《武經總要》前集卷五《唐兵部烽式》）。《唐六典》載：“凡烽堠所置，大率相去三十里，若有山岡隔絕，須逐便安置，得相望見，不必要限三十里。其逼邊境者，筑城以置之。每烽置帥一人、副一人。”[33]162伊州即今哈密地區，古稱“伊吾”，是西域的東大門。貞觀四年（630），伊吾城主率部歸唐后，唐太宗于是年在伊吾置西伊州，兩年后改為伊州，下轄伊吾、納職、柔遠三縣。[34]《新唐書·地理志》載：伊吾郡“西北三百里甘露川，有伊吾軍，景龍四年置”[32]1046。《舊唐書·地理志》云：“伊吾軍，開元中置，在伊州西北五百里甘露川，管鎮兵三千人，馬三百匹，在北庭東南七百里。”[35]唐代中期以后，西域烽堠周圍即開墾農田，種植糧食、蔬菜以補給軍用。[18]272-273這種屯戍結合形式在開元年間普遍施行并形成定制。《唐律疏議》載：“軍防令：防人在防，守固之外，唯得修理軍器、城隍、公廨、屋宇。各量防人多少，于當處側近給空閑地，逐水陸所宜，斟酌營種，并雜蔬菜，以充糧貯及充防人等食。”[36]此件文書苜蓿、都羅等烽地，種植的作物有豆、麥等。“檢校健兒”皆為伊吾軍屯田兵士，“健兒”通常為兵募。[18]274-275吐魯番阿斯塔那226號墓地出土鎮戍、烽鋪斫田牒狀20余件[23]89-107，其中《唐伊吾軍上西庭支度使牒為申報應納北庭量米事》蓋有“伊吾軍之印”二方。[23]98《朝請大夫使持節殘紙》文書雖未具姓名，已交代此人不僅為“伊州刺史”，“使持節伊州諸軍事”，并“兼伊吾軍”，總理當地行政事務的官員同時被賦予很大的軍事權力。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開元十三年征物殘牒》

《開元廿九年追捉逃番兵殘牒》高25.4厘米，寬40.3厘米，現存7行，起“十二月”，訖“判官”。黃文弼認為“此紙出唐西州遺址，所記當為天山軍屯事。尾署都巡官游擊將軍果毅都尉，疑為天山軍武官，管屯戍防衛諸事者。典候是專管烽候之候官”。“文書中云‘斥候無虧’，皆指諸烽守望諸事也。”[1]42牒文第6行“開元廿九年（741）十二月九日典侯奉”行文格式與阿斯塔那226號墓文書《唐開元某年伊吾軍典王元琮牒為申報當軍諸烽鋪斵田畝數事》結尾“開……日典王元琮牒”[23]94-95、阿斯塔那509號墓文書《岸頭府界都游弈所狀上州》結尾“開元廿一年（733）正月廿七日典何承仙牒”[23]288一致。可知“典”為吏職，“侯奉”為人名，“典侯奉”為掌文案的吏，此牒應出自他的手筆。[37]程喜霖認為文書中的馬守奉是都巡官，即節度使下的總巡查聯絡官，位在判官下，見于《新唐書·百官志》所載節度使僚屬[32]1309；“游擊將軍”屬武散官，“從五品上曰游騎將軍，從五品下曰游擊將軍、歸德郎將”[32]1197；“果毅都尉”為府兵折沖都尉長官，“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上府從五品下，中府正六品上，下府正六品下”[32]1287。從牒文中“兵配當諸烽鋪”和“追捉發遣”等語，疑此牒是典侯奉所擬，由都巡官馬守奉和判官某簽署，向伊西（北庭）節度使呈報如何處置配諸烽鋪兵逃亡事。[18]265-268

《女婦才子還麥殘牒》出于吐魯番哈拉和卓舊城，高14.8厘米，寬16.5厘米，上下均有殘缺。起“女婦”，訖“□賢”。唐代吐魯番女性借貸的文書有《唐康辰花殘契》[25]300、《唐龍朔元年左憧喜夏菜園契》[25]210、《唐某人于大女張女足邊夏田契》[25]91等。《唐大歷某年女婦許十四典牙梳等物舉錢契》是大歷年間年輕的母親許十四率其男兒進金簽立的抵押借貸契約，“為急要錢用，□無得處”，而以牙梳及其他一些物品作抵押，“共典錢五百”，承諾于期限內“將本利錢贖；如違限不贖，其梳錢□并沒，一任將買（賣？）”[38]。

寺院是中古社會中重要的經濟體之一，訂立于麹氏高昌建昌元年（555）的《麹斌造寺碑》背面附刻了麹斌生前施產建造佛寺所訂立的一件契約，其中就包括施給寺院的田產和房產。[39]寺院的借貸在北朝至唐時期較為常見，文書中說明女婦才子此次向僧人“法義”所借貸的麥子，應該是沒有額外利息的借貸。僧人認為，借貸有利于三寶，對于借方來說具有雙重利益，即有借貸之利和建福業或功德之利。[40]阿斯塔那張無價墓出土了一批僧尼寺文書，有《唐上元二年（761）馬寺尼法□買牛契》[23]575、《唐大歷四年（769）后馬寺請常住田改租別人狀》[23]577、《唐天寶七載（748）楊雅俗與某寺互佃田地契》[23]567、《唐馬寺田畝帳》[23]562、《唐馬寺租地帳》[23]561、《唐大歷五年（770）后前庭縣馬寺常住田收租帳》[23]559、《唐馬寺尼訴令狐虔感積欠地子辭稿》[23]577、《唐大歷三年（768）僧法英佃菜園契》[23]576、《唐大歷六年（771）某寺田園出租及租糧破用帳》[23]578等，是研究唐代寺院經濟的寶貴資料。

隋唐時期，政府對參加科舉的士人有書寫技巧方面的要求。隋唐始置書學制度。隋初置書學博士一人，后增加二人，從九品下；書學助教二人，學生定額為四十人。唐代有經學、實科、職業三大門類。書學教育隸屬于實科。書學，唐武德初廢，貞觀三年（629）復置，高宗顯慶三年（658）再廢。龍朔二年（662）改制，重置書學，隸屬國子監。[41]《唐六典·國子監》載：“書學博士二人，從九品下。書學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之為生者，以石經、說文、字林為專業，余字書亦兼習之。石經三體書限三年業成，說文二年，字林一年。”[33]562吐魯番墓葬中能見到相當多的習字文書。（見“《吐魯番出土文書》所見唐代楷書習字文書殘片”表）由出土文書可見，書寫練習中《千字文》也是較為常用的學習臨摹作品。而在楷書的學習過程中，不厭其煩地反復臨寫是掌握嫻熟技法的重要途徑。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伊吾屯田殘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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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源】《書畫世界》 2021年第3期 P4-9，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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