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任何人都不因該為看不懂《存在與時間》感到羞恥。海德格爾的兒子赫爾曼，從戰(zhàn)場歸來后就只做過一份工作，編纂他爸爸的全集。
93歲的時候他跟記者說，我其實一直沒看懂《存在與時間》。
爸爸其實也不是他爸爸。赫爾曼是母親為了報復海德格爾無休止的婚外情，和自己青梅竹馬的凱薩爾生下的。
母親去世前，海德格爾曾經在床頭放了一本自己精心注釋過的《存在與時間》，好讓老人去天堂之前對兒子的工作有一些認識，可惜已經太晚了。
懂一點《存在與時間》的也許只有海德格爾的弟弟。弟弟偶爾翻他的手稿，也厭惡他那刻意晦澀的長句，說你這句話里面有好幾個道理，你可以把它們分開寫。
存在主義之所以讓人費解。在于任何我們通常習以為常的事物，都需要再次確認。我們表達中使用了太多未經確認的詞匯，比如“一個時代結束了”，比如“做時間的朋友”。我們都假裝理解它，什么是時代，什么是時間，但是我們沒有。
只要我們一開始追問，我們就要裹足不前。所以海德格爾避免使用任何早已約定俗成的哲學概念，從“是”的辨析開始構建其全部哲學殿堂。哲學革命從來都首先是語言革命，無論是尼采還是海德格爾，他們顛覆哲學之前，都先顛覆了語言。
陳嘉映為了Dasein這個詞的翻譯寫過文章，覺得如今普遍翻譯為“此在”不如自己老師熊偉當年翻譯的“親在”。但是如此小心翼翼字斟句酌，反倒暴露了語言革命并沒有發(f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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