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電影展映第二場回顧｜生命兩端的對話，一切皆有可能

上周末，魯豫觀影團 2023春日特別放映活動“波蘭電影展映”第二場如期舉辦，這一次我們帶影迷觀看的是：馬切伊·佩普日察長片作品《生命如此美好》和馬塞爾·羅欣斯基短片集《國王》《我的位置》《一切皆有可能》。

馬切伊· 佩普日察的另一部電影作品《盲琴師》曾于2021年年底在中國上映，馬塞爾·羅欣斯基的短片作品也曾在國內金紅棉影展上放映過。

活動當天，我們依然為大家準備了兩場放映的專屬紀念票根，使館文化處也特別定制了明信片和記事本送給每一位到場的影迷。

兩場電影放映之間的茶歇時間，也依然準備了波蘭特色甜點和飲品，希望可以讓影迷們擁有更為豐富和愉快的觀影體驗。

本次活動的兩場放映作品，在魯豫看來有點像文學寫作中的“虛構”與“非虛構”，但二者之間卻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系。

《生命如此美好》雖然不是紀實影片，卻是一部根據真實故事改編而成的電影。

男主馬特烏什天生患有腦癱，無法正常說話，只能勉強靠抽搐的手指和含混不清的嗚咽來表達自己的想法。在童年早期，他被診斷為沒有感受、沒有想法、與植物并無兩樣的智障人士，但25年后，馬特烏什證明了自己非但不是智障，而且還很聰明。

這部電影是他生平的編年史，在馬特烏什的回憶中，你會看到他的童年生活，他的成長過程，他的悲傷與快樂。你會看到他是如何被送入智障托養機構，又是如何證明自己是一個有感知有情緒的“正常人”。

本片導演兼編劇馬切伊·佩普日察（Maciej Pieprzyca），1964年出生于波蘭卡托維茲，畢業于西里西亞大學政治科學與新聞系、洛茲電影學院編劇系和卡托維茲電影學院導演系，曾經做過記者和影視編劇，也拍過一些紀錄片，所以在這部電影中，你會看到一些紀錄片的鏡頭語言。影片中有許多場景都是在真實的智障療養中心拍攝，其中一些角色也是由真實患者所扮演。

在佩普日察看來，生活中的快樂與傷悲沒有明確的分割線，更多時候是介于二者之間。人生既是悲劇，又是喜劇，而《生命如此美好》便是這樣一部“悲喜劇”。盡管主角的經歷很悲傷，但電影卻讓人相信，意愿和精神可以克服個人的局限性，只要不放棄，幸福一定會在意想不到的時刻出現。

本片男主角馬特烏什的扮演者大衛·奧格尼克（Dawid Ogrodnik）也是《盲琴師》中飾演男主的演員，他出生于1985年6月15日，畢業于波蘭國家高等戲劇學校（PWST），是一座專門培養演員和導演的公立大學。

奧格尼克在表演方面一直有著顯著的才華，在這部影片中，他飾演的角色沒有一句臺詞，所有情緒只能通過面部表情和肢體語言來展現，如果演不好，很容易讓觀眾覺得這是一個肢體健全的人在演一個殘障人士。

魯豫在映后時聊到，大衛·奧格尼克當初去試戲時，其實內心很糾結，因為他不太確定自己是否能夠在沒有臺詞的情況之下僅靠表情肢體動作演出這樣一個人物。后來他為了接近角色先是減重10公斤，又花了幾天時間一直躺在床上看向窗外——做出和電影中馬特烏什同樣的舉動，通過極其有限的視線來與這個世界建立起某種脆弱的連接，以此來體會馬特烏什的內心想法。他還將馬特烏什的內心獨白全部寫在紙上，貼到自己房間的墻上。

奧格尼克以這種方式走進馬特烏什的世界，又用細膩精湛的表演將馬特烏什的世界呈現給觀眾。當你看到最后奧格尼克與馬特烏什現實中的人物原型同框時，內心會受到強烈的震動，這種感覺就像魯豫在映后時所講：“這個場景讓我們明白，馬特烏什這個角色的確是由一個演員扮演出來的，因為大衛·奧格尼克的表演實在太出色了，出色到很多時候你會完全忘記這是一個由演員扮演出來的角色。”

觀影過程中有兩處場景讓魯豫特別感動。一個場景是馬特烏什終于向外界證明了自己不是一棵植物，這個片段也是全片高潮，極為催淚。另一個場景是母親去探望兒子之前，先躲在門口平復了一下情緒，這個舉動像是在給觀眾傳遞一種信息：母親正在為自己做心理建設，她其實是在咬著牙硬著頭皮去見她的兒子。

“那一刻我們內心其實是會崩潰的，你會覺得如果連媽媽都不愛這個孩子，那還有誰去愛他呢？但媽媽首先是個人，是人就一定會有自己脆弱的時候，會有自己力所不能及的時候，就像每個成年人晚上下班回家后，可能也會有一刻躲在車庫里面不想下車，不是因為你沒有愛，只是因為你是人，你會有脆弱的時候。那一幕是特別打動我的，因為那是很真實的人性的反應。”

觀影過程中，魯豫也一直在問自己：電影片名叫《生命如此美好》，但主人公的生命究竟美好在哪里？“他的生命中當然會有一些美好的瞬間，可是那些美好的瞬間都一個一個消失掉，給他帶來美好感覺的人也一個一個離他而去，這種時候你會疑惑，他的生命美好在哪里？”

一個在公益組織里工作的觀眾說，他在觀影時也問了自己同樣的問題。在他看來，美好的地方就在于主人公強大的生命力，“無論我遇到什么樣的困難，無論我多么卑微，甚至我都無法去正常表達內心的想法，但是我仍然可以堅強地活著，甚至用我的方式去盡可能地把內心的情感表達出來。”

他還說道，馬特烏什只是身體在某一方面有殘疾，沒辦法正常表達自己。但如今這個社會上，幾乎每個人心里都住著一個馬特烏什，“我們的肢體可能很健全，我們的語言表達能力也非常好，但經常會覺得內心孤獨，很多人無法和別人溝通，自己想表達的別人聽不懂，甚至都不知道該怎么去表達自己真實的想法，人和人之間最大的障礙也來源于此，所以現在整個社會上各方面的精神和心理疾病越來越嚴重，希望能夠通過這樣的電影和這樣的活動喚起更多人去關注這類人群。”

現場還有一些觀眾提到了影片每個章節中間出現的符號。

這些符號貫穿全片，其含義依次為：證明、魔法師、男朋友、一切都會好的、微笑、文字、人類、生命如此美好。

一位觀眾說，她在剛開始看的時候還不清楚這些符號是什么，直到影片后半段揭曉答案：這是馬特烏什自己的語言。

“在那一刻，我忽然意識到我是如此的傲慢。全片男主其實并沒有說話，可他是有表達、有思想的，他找到了自己的語言，那個語言非常重要，不只是作為‘人’需要表達，更重要的它是一個連接，讓媽媽能懂他的話，讓照料他的護工們也能懂他的話，那一刻他終于可以證明‘我是一個人，我不是一棵植物’了，這是讓我觸動最大的一個點，眼淚止不住地流。”

這位觀眾還提到了影片中另一個重要元素：窗。“他無數次凝望外面的窗，窗口是他的眼睛，他的世界，也是他的內心，他的渴望。”她還觀察到男主姐姐的變化，“姐姐后來對他的態度已經跟少女時期完全不一樣了，我覺得不只是因為姐姐有了一定的人生經歷，也是因為姐姐當了媽媽。”

關于這一點，魯豫也給出了她的解讀：“所有嘗過人生酸甜苦辣的人一定會變得謙卑，變得能夠特別善待周圍的人，感受到別人的善意。還有一點，別人對我們的改變源于你自己的改變，因為馬特烏什在別人眼中已經不一樣了，所以周圍人跟他互動的方式一定會有變化，即便親如家人。這不是說人有多么勢利，而是人性的本能。”

影片最后一幕也讓人印象深刻：馬特烏什用天文望遠鏡看著夜空中的星星，突然轉過臉，直視攝像機鏡頭。

關于這個鏡頭，現場觀眾給出各自的解讀。有觀眾提到了星星這個意象：“他用望遠鏡看著天空，說今天是哪顆星星最閃耀，然后轉過來。我覺得導演是想表達，每個人都可以做天空中最閃耀的那一顆星，他轉向鏡頭就是想說，你也可以是。”

還有觀眾說，馬特烏什作為重度腦癱患者，在影片中一直以來表現的都是無法和世界正常溝通，但他最后看向鏡頭，則代表經過這一個多小時的電影放映，觀眾已經對他有所了解，他能夠與觀眾進行交流了。

當天的觀影活動，《我的巴比倫戀人》制片人朱墨女士也來到現場，并在映后分享了自己的觀影感受。在朱墨看來，《生命如此美好》在色調上下了很大功夫，片中有一幕是男主看向窗外，穿著一身灰色的衣服，外面正在下雪。

“其實那是電影的一個分界線，從那之后急轉直下，他被送去療養的地方。而在這個畫面之前，我們可以關注到，影片中有展示很多綠色的畫面，包括他們的小花園、家里的陳設、墻紙、媽媽穿的裙子等等，全部都是非常有生命力的顏色，所以我覺得導演在這個地方是下了功夫的，他放進畫框里的每樣東西都是經過琢磨的。在這一幕之后，一直到后面故事的高潮，再到故事向一個更溫暖的方向發展之后，一些綠色的畫面又開始回來，這一點很厲害。”

此外，朱墨也表示影片最后演員和人物原型同框的場景特別打動她，“所有這種在現實生活中能看到真實人物原型的作品，對于人的觸動都是極其強烈的，很多電影在最后用這樣一個方式來呈現，我覺得它情感的升華力量會是十倍百倍地放大。”

當天放映的第二場電影是波蘭導演馬塞爾·羅欣斯基的短片集：The king《國王》、My Place《我的位置》、Anything Can Happen《一切皆有可能》。 這三部短片分別拍攝于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

馬塞爾·羅欣斯基生于1940年5月17日，畢業于華沙理工學院傳播系，曾在華沙WFD紀錄片工作室擔任過幾年音響工程師，1967年進入洛茲電影學院開始學習導演專業，其作品在眾多電影節上拿過獎，是波蘭知名的紀錄片導演和故事片導演。

20世紀70年代，法國新浪潮的大風吹進波蘭，當時波蘭涌現出一批年輕有態度的電影人，他們積極參與社會，用作品揭示現實，他們時刻保持懷疑，倡導講出真話。當時波蘭詩人尤里安·科恩豪瑟和亞當·扎加耶夫斯基所著的論文集《未被呈現的世界》，被視為波蘭“年輕一代”的文化宣言。馬塞爾·羅欣斯基是這一代的主要導演之一，所以你可以在他的早期作品中看到極其強烈的批判意味。

1974年的《國王》，主人公毫無羞恥感地講述自己在戰爭期間如何為德國軍官縫制制服，又在戰后如何為人民軍隊軍官制作制服，現在又如何經營著一家生意興隆的咖啡館，過著“國王”般的生活。在導演的鏡頭下，我們看到了一個典型的機會主義者的肖像，他總是有辦法去適應他所生存的時代，但他的這種生存態度卻非常值得人們深入思考。這部短片也在1978年熱舒夫舉行的第三屆短片評審會上獲獎。

到了80年代，馬塞爾·羅欣斯基將他的鏡頭對準集體——1985年《我的位置》，記錄了索波特一家著名酒店里的員工們的日常和心聲，攝影機從鍋爐房一直拍到經理辦公室，包括廚房、洗衣房、衣帽間和客房等地，拍攝對象涵蓋酒店每一個部門的工作人員，從處于“底層”的鍋爐工、清潔工、洗碗工、衣帽間服務員、女傭等人，到更高一個階層的廚師、酒吧服務員、酒店經理等人，每個人都認為“我的位置”不可或缺，沒有自己酒店就無法運作。

最終，這些不同階層的人站在一起合影留念，組合成了一份“隱喻報告”，一具“社會模型”，展現出80年代波蘭動蕩社會中的一種“集體心態”。

20世紀90年代，波蘭紀錄片導演出現了明顯的重心轉移：從社會參與到哲學思考，從關注個體到關注人類。羅欣斯基正是其中之一。

他在1993年執導的短片89 mm from Europe《來自歐洲的89毫米》，展示了站臺上相遇的“兩個世界”：由火車乘客組成的西方世界和由白俄羅斯工人組成的東方世界。

從波蘭城鎮而來的列車在穿越蘇維埃邊界時停下來更換車廂車輪，只因為俄羅斯比歐洲國家的軌道寬89毫米。這一刻，車上與車下的兩個群體在此相遇，他們彼此無法理解，短暫交匯后又各自回到自己的世界。

這部短片曾獲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提名。影片中和工人交談的小男孩，是導演羅欣斯基的兒子托梅克·羅欣斯基（Tomaszek Lozinski），兩年之后，托梅克又成為他父親另一部紀錄片的主角，正是我們在上周末為大家放映的《一切皆有可能》。

在1995年的紀錄短片《一切皆有可能》中，六歲的托梅克騎著他的滑板車在公園里閑逛，他與那些坐在長椅上的老人們交談，問題涵蓋疾病、死亡、婚姻、孤獨等等，這些問題如此普世卻又如此深刻。

這部紀錄片讓魯豫想到美國一檔電視節目：Kids say the darndest things《童言無忌》。在她看來，馬塞爾的鏡頭里只有老人和小孩應該是經過某種篩選，“因為只有老人和小孩最容易打開自己，也只有小孩有權利‘say the darndest things’，他問什么你都會原諒，而且效果是最真誠的，如果換作成年人來問這些問題，聊天很難繼續下去。”

有觀眾說，小男孩和老人的對話組合讓他想到老子所說的“復歸于嬰兒”和孔子所講的“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種生命兩端的群體對話，最終呈現出一種熱烈的生命狀態。

“所有小男孩和老人的對話，都會有另外一個屬于小男孩的視角，影片沒有被固化，沒有好像一件事情發生后你只能悲傷，只能這樣做，它反而提供了各種無限的可能性。就像這個片子里，有幾個老人也會表達出一些讓他們身不由己的人生結局，反而孩子會給我們呈現出‘一切皆有可能’。”

觀影現場，馬志偉先生還提到，導演馬塞爾·羅新斯基在2005年，也就是拍完這部紀錄片十年之后，又給他的小兒子托梅克拍了一部同樣的紀錄片——在同一個公園，選擇同樣的場景，只不過當年的小男孩已經長成了一個十五六歲的青年。

值得一提的，羅欣斯基的另一個兒子帕維爾·羅欣斯基（Pawel Lozinski）也是一名紀錄片導演，兩人曾于2013年合拍過一部紀錄片叫《父子之旅》。2021年疫情期間，帕維爾曾在自家陽臺拍攝與過往行人的對話，制作成一部紀錄片《陽臺電影》Film balkonowy，也非常有意思，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馬塞爾·羅欣斯基曾經表達過，說自己對單純的紀錄片和故事片都不感興趣，他希望可以模糊這兩者之間的界線，在自己的構想和現實之間找到平衡點。所以看他的作品常常有一種感覺——你不知道哪里是演的，哪里是真實的生活。

朱墨說，這幾部作品讓她對波蘭、對波蘭人都有了一種想象。“這幾部紀錄片實際上都沒有在體現多大的戲劇沖突，而是在展示一些更普世又更深邃的人生命題，我覺得波蘭的作品都很具有人文關懷，會讓你覺得很溫暖。”

魯豫也認為，這兩周的放映，或許會讓影迷們對于波蘭電影文化有一個更深刻的認知。“波蘭電影里那種最普世的價值觀、那種溫暖與人情、那種對于生命的渴望和尊重，很打動人。”

這次波蘭電影展映活動希望可以讓大家覺得度過了兩個有所收獲的周末，未來如果有機會，我們會繼續為大家放映更多不同語種的電影，帶各位去世界電影地圖中繼續探索“寶藏”，下次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