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起學術打假風暴后，耿同學突然“沉默”了

坦白地說，眼下的這種生態，要說提出什么根本性的治本之策，真的是很困難

撰文丨青柳

5月30日晚，南開大學、中山大學分別對耿同學關于論文造假、學術不端的舉報做出了回應。

根據回應，兩所大學都承認存在諸如圖片、數據錯誤等問題，并認定屬于學術不端，對相關人員做出處理。

從處理結果看，相關院長、主任等責任人被免職，降低專業技術崗位等級，被取消了12-24個月不等的職務晉升、科研項目申報等資格，有博士后被解聘，也有人學位被“暫緩授予”。

消息發布后，到目前為止耿同學仍一言不發。他的最后一條視頻，還停留在5月27日。表面上看似乎耿同學“勝利”了，但很多人可能也知道，對于他個人來說，還真是前途未卜。

雖然還不知道他今后還會不會進一步舉報，但耿同學這近兩個月的風波，也已經產生了巨大的沖擊。至少學術殿堂上許許多多的招牌，恐怕再也不會那么金光燦燦了，這背后的成色和質地，怕是再難逃過審視。

01

耿同學的舉報基本都針對行業大咖。

他們是名校的各種院長、主任，是長江學者是國家杰青（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他們不僅學術名譽崇高，且身背重量級的科研經費——也就是納稅人的錢，某種程度就捏在他們手上。

耿同學并不諱言這種專挑大佬的目的：“影響力”。他說得很直接，“普通老師的問題，舉報了可能也沒人關注。但如果是名校、名教授，事情就不一樣了。”

也不是說專挑名校就只有流量效果，其實從常識來說，作為知名學者，學術能力且不說，最起碼也要愛惜羽毛、珍惜聲譽，對學術不端的代價總該更加顧忌吧？

結果卻是相當的魔幻。

從舉報的情形看，這些學術不端已經到了粗糙到令人發指的程度，甚至“沒使用隨機數生成器”。

在耿同學列出的證據里，有的一整列數據的末尾數字全是5，兩列數據之間精準相差0.3，還有的數據小數點后時而一位、時而兩位等。還有諸如給小鼠稱體重，“小數點后兩位的克數根本就稱不準”，因為小鼠的活動會影響稱重，精確到小數點后一位就可以了，但他舉報的一篇論文里196只小鼠，除了一只其余全部精確到小數點后兩位。

有人說這是肄業博士拿著幾個AI工具，一舉把行業大咖挑下馬。但看看這些造假的低級程度，還需要AI？這屬于是但凡像對工資表一樣，認真看一眼就能發現的問題。

耿同學自己的說法更是有趣，他從發現問題、核查數據、寫舉報信，到拍攝、剪輯、發布視頻，用時不過十幾個小時。

這么一長串流程下來，也不過十幾個小時，要是純看論文，估計還沒學校開一次會的時間長。

然而現狀卻是，課題組沒看出來、論文期刊沒看出來、項目審核沒看出來、長時間掛在網上沒人看出來。當然，是沒看出來還是不想看出來，那就見仁見智了。

這些文字圖片數據堆在一起的東西，就成了一些人的代表作，成了項目結項的重要成果，成了學術圈里被反復引用、層層背書的“權威”，也成了申請經費、評定職稱、獲得榮譽的重要籌碼。

02

雖說耿同學孤身一人，但他說自己不是孤勇者，相當多的線索其實來自于網友分享。

這應當是真的。

耿同學曾組建過一個200多人的微信群，供大家互相監督論文進度。“監督只持續了半個月，微信群倒保留了下來，成了聊學術圈八卦的地方。”耿同學舉報的同濟大學時任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院長王某的論文，就是來自于群友的分享，說是數據錯得離譜。

這些論文不可能是長期沒人關注的，愛刷刷短視頻的普通人或許沒什么興趣，但圈內人不可能不知道。他們要參考、要引用、要復現，也最有可能發現其中的問題。

但問題為什么是只有耿同學？一個無法忽視的原因就是，他是肄業博士，被甩出了利益共同體之外。他于2025年博士五年級的時候，因為對科研意義產生懷疑、太過“擰巴”，最后選擇退學。

如果不是他“跳出三界外”，想要舉報學術不端，成本可謂相當高昂。

有個非常典型的案例，2024年華中農業大學11名碩博生實名舉報導師教授黃某某學術不端行為的事件。舉報材料涉及篡改實驗數據、拼接圖表、虛構樣本量等造假行為，涵蓋其指導的15篇期刊論文及19篇學位論文，其中存在“移鼠接豬”等數據篡改手法。

最后，黃某某被解除聘用合同，停用其主編教材，追回涉事科研項目資金，截至2024年12月，黃某某團隊被撤稿期刊文章至少4篇。

從這件事就能看到，看似大快人心，但舉報人恐怕也要擔心承擔巨大的代價。這是他們自己的學位論文，是團隊的學術成果，也是學校的項目。

一旦導師出事，課題怎么辦、論文怎么辦、畢業怎么辦、未來找工作和繼續深造又怎么辦？很多時候，舉報的對象不僅是某個具體的人，也可能是自己的人生。

即便不是直接的利益相關者，恐怕也是風險巨大。圈子就這么大，論文作者都是熟人，未來在學術交流、推薦學生、項目合作也都可能碰到。這種情況下能有多少舉報的動力？舉報別人一次，自己的論文恐怕也會被“盯上”，又有幾個人不害怕？

論文并不只是學術成果，對于學術中人來說，這是身家性命，幾乎人生所有的一切都和這相關——一些偏遠高校引入人才的時候還承諾給配偶解決工作，學術成果簡直就是全家所系，哪能看作僅僅幾篇文字而已？

也正是在這個背景下，說耿同學此舉是為了流量，那也是裝外賓了。耿同學觸動的絕對是盤根錯節的利益。他是獲得了流量，就問哪個廣告商、MCN機構敢跟他合作？

他自己也說，他近期的廣告數量有所減少，因為“廣告商不喜歡不穩定因素”；而對于簽約MCN的傳聞，也因與這家MCN機構在廣告合作上存在摩擦，他也“干脆提出了解約”。

他還說，因為舉報多名學者的論文造假，家人已從最初擔心他的個人安全，轉變為擔心他們自己的安全了，“家人要求我進入任何室內場合，要在門口給他們拍個照”。

只要有生活常識，對這些完全不難理解。說白了，如果這是一種“生意”，那絕對是最差的商業模式，風險巨大，也幾乎毫無變現價值。

這些天，關于耿同學的“未來”，已經有了很多種說法，有的說限流了，有的說“招安”了，有的說迫于壓力停更了。總之，幾乎沒有人絕對看好這場打假風暴的未來。

從利益結構、風險評估的角度分析，耿同學倒真的有可能成為一個孤勇者，這種“天降俠客”，將心比心地想想，人們真的是無法要求更多、期待更多。

03

有人把論文造假的原因，歸結為一些單位唯論文的導向，非升即走地苛刻，學術圈不斷內卷的環境等等。

總之就是，都是逼的，我也沒辦法。

這么說有點道理。比如2017年有107篇中國醫學論文被國際期刊撤稿，不少作者來自大醫院。對此，確實可以部分歸因學術評價——一個天天排得滿滿當當的醫生，還要他發論文才能憑職稱，確實是有點苛刻。

但是這不能歸因全部。任何體系終歸都有指揮棒，不能因為學術圈看論文，就說造假有理。這就好像奧運會看金牌，但不能說磕興奮劑是合理的；高考看分數，也不能說作弊是合理的。無限地歸因外部，世界上就沒有道理可言了。

事實上，這種行為的出現，主要還是收益巨大、成本極低、監督困難。

收益巨大就不必說了，一篇頂刊什么分量懂的都懂；成本極低也好理解，改改數據不過動動手指的事。而監督困難也正如上面所說，普通人不看也看不懂，看得懂的人又沒法說，論文捆綁的上下游也早是利益共同體，監督動機微弱。

而這件事尤其令人失望的是，很多論文都發表在《Nature》正刊及子刊這種國際刊物。原本人們還認為這些國際期刊能有點什么操守，但現在看也是漏洞百出，讓人大跌眼鏡。

坦白地說，眼下的這種生態，要說提出什么根本性的治本之策，真的是很困難。哪一個環節突然覺醒，不留情面地向同行開刀，似乎有點難以想象。

不過耿同學自己的一個意見，倒是可以作為一個切入點。耿同學說，他以國外為例，指出民間打假在歐美已是常態，舉報哈佛大學醫學院造假的英國人肖爾托大衛（Sholto David，英國籍分子生物學家），最終獲得了稅后超百萬美元的獎勵。

這是真實的案例，英國分子生物學家肖爾托大衛舉報了哈佛醫學院附屬達納·法伯癌癥研究所相關研究中的數據和圖片問題，并在2025年通過美國《虛假申報法》吹哨人機制獲得獎勵。當時該研究所支付了1500萬美元的和解金，肖爾托大衛獲得了262萬美金的獎勵。

之所以有這么個機制，就是因為《虛假申報法》確立了一個原則，如果有人騙政府經費，只要被舉報，舉報人就能獲得相應的補償。

這能不能提供一些啟示？

確立某種保護、獎勵的機制，舉報者非但不必承擔風險，甚至還能得到“有利可圖”。而這肯定會讓所有科研人員心有余悸：知道自己的論文會被一大批兩眼放光的“勢利眼”盯上，那么一定小心謹慎，生怕翻車。

一些單位對此肯定很糾結。但仔細想想，這背后都是國家的錢，學校的聲譽，是辛辛苦苦從國外、他校挖過來的團隊，如果就這么被糟蹋了，是不是也太可惜了？

至于可不可能實現這一切，姑且期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