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1949年廣州珠江邊，55歲已經成為了大師級人物的錢穆望著隔岸燈火，孑然一身。幾乎所有人都認定，這位一生痛恨國民黨腐敗、當場退回胡適機票的國學大師會留在大陸。北京方面也通過多位錢穆的老友向其帶話，邀請他主持北大歷史系，承諾保留他的學術自由。然而錢穆最后的選擇終究是出人意料。
大夢誰先覺
錢穆的性格里，刻著中國傳統士大夫最固執的底色。
余英時評價自己的老師“一生為故國招魂，從未有過一絲動搖”。牟宗三則說，錢穆是中國文化的最后一位守夜人，在所有人都否定傳統的時候，他獨自扛起了文化的大旗。
憶往昔抗戰時期，錢穆輾轉西南，在漏雨的破敗教室里他寫下煌煌巨著《國史大綱》。錢穆在序言里寫下了振聾發聵影響了幾代人的話：凡讀本書者，必先對本國以往歷史抱有溫情與敬意。
都說文人相輕，錢穆也曾經因為堅持自己的學術觀點而和很多著名學者發生過激烈的爭論，但是此為觀點之爭，從來沒有人懷疑過錢穆的人品和學識。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錢穆的思想主張，在20世紀的中國顯得格外特立獨行。
在民國這樣一個老舊新潮兼收并蓄的獨特時代，錢穆既反對全盤西化的激進主張，也不認同階級斗爭的革命理論。他認為中國文化有自己獨特的發展邏輯，不能用西方的歷史框架來生搬硬套。
錢穆在寫其代表作之一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時，提筆駁斥了當時流行的“中國古代是專制社會”的片面觀點，指出中國傳統政治制度中蘊含著很多合理的因素。
老先生認為中國的現代化不能以犧牲傳統文化為代價，否則就會變成沒有根的民族。關于這一點，錢穆和新文化運動干將胡適爭論了一輩子，這兩個人學術觀點完全對立，但是二人私下里始終保持著相互尊重的友誼。
天涯何處是我家
1948年底，國民黨的敗局已經無法挽回。此時的錢穆正在無錫江南大學任教，生活平靜安穩。
錢穆的學術對手也是老友胡適從南京寄來機票，勸他一起去臺灣，然而當時的錢穆當場把機票退了回去。
錢穆曾經對朋友說道：國民黨已經爛到了根子里，我不想和他們一起滅亡。與此同時北京方面也多次派人聯系錢穆，告訴他新中國需要他這樣的學者。
錢穆當時非常猶豫，他不想離開自己生活了一輩子的故土，更不想離開自己的妻子和五個年幼的子女。他本來打算留下來，繼續在江南大學教書。
然而局勢的發展很快打破了錢穆的幻想。北平解放后，他陸續收到來自北方的消息。很多曾經和他共事的學者命運坎坷，胡適更是被貼上了各種惡劣的標簽，遭到了全國性的聲討。
錢穆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思想和北京的思想是沖突的，如果留下來，等待他的只會是無休止的折騰。更讓他無法接受的是，很多大學的教學秩序被徹底打亂，學術研究變成了政治宣傳的工具。
作為一個更加純粹的文人，錢穆無法想象自己的學術研究要服從于上層建筑的需要，那對他來說比死亡還要痛苦。
壯士斷腕，非得已也。1949年春天，錢穆獨自一人離開無錫前往廣州。他沒有告訴家人自己的真實去向，只說要去廣州開會。
在廣州的幾個月里，錢穆每天都在關注局勢的變化，內心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掙扎。北京方面再次派人找到他，承諾只要他回來，就可以擔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所長。
錢穆最終還是拒絕了。他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我離開不是為了個人的安危，我是怕中國文化的火種在我這一代人手里熄滅。
老先生知道這一走，可能就再也見不到自己的家人了，但是他沒有別的選擇，總要保留一種獨立的思考。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1949年秋天，錢穆登上了開往香港的小船。他走的時候，只帶了五箱書和幾件換洗衣物。在香港，他創辦了新亞書院，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堅持辦學，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學生。
1967年，錢穆移居臺灣，蔣介石親自接見了他，給了他很高的禮遇。但是錢穆從來沒有參與過任何政治活動，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學術研究和教學中。他一生寫了一千多萬字的著作，系統地闡述了中國文化的精神內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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