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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變,這一天把中華民族拖入了漫無盡頭的血雨腥風之中。
但將近九十年過去了,關于這場戰爭的始作俑者:蔣介石,在事變前后的真實態度,至今仍是歷史討論區里最炸裂也最分裂的話題。
今天,我們就來硬核地掰扯一下:盧溝橋的槍聲打響之后,蔣介石的腦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1937年7月7日深夜,盧溝橋畔的槍聲,可能比任何歷史書里寫的都要來得更撲朔迷離。
一名日軍士兵在演習中失蹤,日軍以此為由要求進入宛平城搜查,被守軍拒絕后,戰斗爆發。
蔣介石在第二天即7月8日的日記中,寫下了一段耐人尋味的文字:“倭寇已在盧溝橋挑釁矣。彼將乘我準備未完之時使我屈服乎?或故與宋哲元為難使華北獨立乎?倭已挑戰,決心應戰此其時乎?”
三個問號,連用三個問號,這不是一個已經下定決心的人寫的日記,這是一個在兩種可能性之間反復搖擺、極度焦慮的統帥的真實心理反應。
蔣介石經過最初的短暫判斷,認為日軍挑釁限于局部,不會演變成大規模侵華戰爭。
在他看來,日本人未必真的想全面開戰,或許只是想逼一下華北當局,占點便宜就走。
這個判斷,后來被證明是徹頭徹尾的誤判。日本確實不想打全面戰爭嗎?恰恰相反,日本人等的就是這個機會。
但蔣介石算錯了!他以為可以通過有限度的應戰來嚇退日本人,把事態控制在華北一隅。
而日本軍部那幫狂人,等的就是一個能攤牌的機會。
盧溝橋事變爆發后,蔣介石確立的應對策略被概括為幾個字:“不屈服,不擴大”和“不求戰,必抗戰”。
這幾個字,實際上是兩個矛盾的信號揉在了一起。
“不屈服”是說給國內聽的,顯示政府有骨氣;“不擴大”是說給日本人聽的,表示中國不想把事鬧大。
一句話,他想讓日本相信:你退一步,我也退一步。
但問題在于,這種模棱兩可的態度,在日本人面前毫無用處。
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了那個流傳千古的抗戰談話:“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這段話擲地有聲,但在廬山談話的最后,蔣介石仍然加了一句話:“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
這意味著,他的抗戰決心遠非百分之百,他在廬山談話中同時埋下了和平解決的后門。
有學者尖銳地指出,蔣介石這個行為是虛張聲勢,帶有很大的投機性。
在沒有全面開戰準備的前提下,他一方面派遣中央軍北上,一方面對日發表強硬講話,同時還在秘密尋找外交調停的可能。
問題是,對日本人來說,和平解決的意思就是承認既成事實。
蔣介石愿意為和平讓步到什么程度?從他后來的表態來看,這個讓步的底線,低得驚人。
1937年8月7日,蔣介石在國防聯席會議上說了一番讓后人無法淡定的話。
他說:“如果能以長城為界,長城以內的資源,日本不得有絲毫侵占之行為,這我敢做。可以以長城為疆界。”
以長城為界意味著什么?意味著認同日本占領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這四省,換取日本不越過長城、停止進一步進攻。
這不是匿名人士的爆料,這是蔣介石在國防聯席會議上的親口發言。
什么叫以土地換和平?這就是赤裸裸的例子。
日本人的胃口遠遠不止長城以北四省,他們要的是整個中國。所以這項條件日本人根本沒答應,談判隨之破裂。
但這段講話暴露了蔣介石在面對全面戰爭時內心深處的真實算盤:如果可能,他仍然想用領土讓步換取停戰。
然而有一個事實同樣不可否認:全面抗戰爆發后,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進行了多次大規模會戰,從淞滬會戰到武漢會戰,付出了巨大的犧牲。
在既成事實面前,他也確實帶領全國軍民打了八年。
這一點,史學界也是有共識的。
蔣介石的前線應對,還有一個被嚴重忽略的大麻煩——他自己的部下不聽話。
盧溝橋事變期間,華北的最高軍政長官是第29軍軍長宋哲元。
蔣介石命令他本不屈服、不擴大方針,就地抵抗,但宋哲元有自己的小九九。
他擔心什么?他擔心蔣介石以抗日為名,把自己的嫡系中央軍滲透進平津,從而奪走他的地盤和兵權。
為了保住自己的勢力,宋哲元一度傾向于與日本人談判,甚至默認接受一些屈辱條款。
他想的不是如何御敵,而是如何在蔣日之間夾縫求生、保住自己那點地盤。
同樣的心態也出現在察哈爾省主席劉汝明身上。
當湯恩伯的中央軍奉命北上增援時,劉汝明居然拒絕讓他的部隊過境,理由是南口守得住,不必你們多勞。
劉汝明不是蔣介石的嫡系,他最擔心的不是日軍攻進來,而是蔣介石借抗戰之名消耗甚至吞并自己的雜牌軍。
大敵當前,國民黨的軍隊卻還在算這種賬。
這不是個別人的短視,這是國民黨內部派系分裂的本質暴露。
一個內部都統一不了的政權,憑什么去打一場全民族的戰爭?這種中央與地方、嫡系與雜牌之間的猜忌和內耗,貫穿了國民黨的整個執政史。
在這個意義上,全面抗戰前的國民政府,根本算不上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
蔣介石在盧溝橋事變前后的態度評價,之所以長盛不衰地成為歷史圈和網絡論壇的熱門話題,原因并不復雜。
一方面,蔣介石的廬山談話中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的句子確實氣壯山河,而且此后他確確實實領導了八年全面抗戰,國民黨軍隊也在正面戰場上付出了巨大犧牲。
另一方面,他有過不抵抗的黑歷史,有過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底色,還在戰爭爆發之初說過以長城為界這樣令人瞠目的讓步構想。
這兩套劇本放在同一個人身上,本身就構成了巨大的戲劇沖突和歷史懸念。
回到標題的那個問題:盧溝橋事變后,蔣介石究竟是真的想抗日還是在投機?
若一定要給一個結論,更接近于他一開始并不想打,但在事態不斷升級和政治壓力的雙重夾擊下,最終被推上了抗日的戰車。
或者說,他的想抗日本身從一開始就混雜著太多與民族大義無關的私心算計。
那場全民族浴血奮戰拼出來的勝利,最終和他最開始的個人算計,根本沒有多大關系。
蔣介石究竟是真心抗日還是投機觀望?這個問題,也許下面這句話就是答案:他不是想通了才抗日,是被逼到了墻角才抗日。
而這個墻角,是以全中國人的血肉之軀砌起來的。
那些在盧溝橋頭第一個扣動扳機、用刺刀和肉身捍衛陣地的基層官兵,才是真正用行動定義了中國抗戰精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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