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字的書寫，完成南來北往

以文字的書寫，完成南來北往

黎荔

年復一年，我的返鄉路是一列南下的火車。車過黃河，窗外的平原像一卷攤開的舊書，被風一頁頁翻過。然后是長江，然后是南嶺。每一次穿越，都是一次身份的重新確認。即使火車穿過南嶺時，在黑沉沉的夜晚。我也會在臥鋪上醒來，驚覺窗外的黑，不再是北方的黑——北方的黑是沉甸甸的，壓在田野上，村莊像墨塊一樣結實；這里的黑是濕潤的，流淌的，偶爾有燈火浮上來，像魚在深水里翻了個身。空氣變了，不再是北方那種干爽的、帶著秸稈氣味的空氣，而是一種溫熱、散發江海氣息的東西，貼著皮膚，像某種古老的語言正在呼喚我。

想起多年前第一次北上求學的情景。那時十八歲，從梧州取道柳州出發，坐了三十多個小時的綠皮火車到達西安。車過河南，窗外開始出現我沒見過的樹——筆直地站在山坡上，葉子落得干干凈凈，枝條像血管一樣伸向天空。同車的北方旅客說，那是白楊。我從未見過冬天會落葉的樹。在我的故鄉，樹木四季常青，你分不清什么時候是春，什么時候是秋。那一刻，我第一次意識到“南方”和“北方”不是地理書上的兩個詞，而是兩套完全不同的時間系統。

南來北往，年復一年。我是那個在站臺上拖著行李箱的人，北上時帶著潮濕的口音，南下時攜著干燥的沙塵。北方寒冬的風是硬的，像刀子一樣刮過臉頰，帶著黃土高原的粗礪和皇城根下的威嚴。在那些漫長的冬夜，圖書館的燈光昏黃，窗外的枯枝在風中搖曳，仿佛在訴說著一種關于秩序、關于正統、關于厚重歷史的隱喻。北方，在文化的潛意識里，往往代表著權力，代表著中心，代表著一種不容置疑的規范。然而，當我再次南歸，穿過五嶺，越過那條無形的文化分界線，世界陡然變得濕潤而喧囂。這里的空氣里彌漫著咸腥的江海氣息、腐爛又新生的植物氣息，以及無數種方言交織而成的嗡嗡聲。

曾經讀到過王國維先生的《屈子文學之精神》一文，文中說：“大詩歌之出，必須俟北方人之感情，與南方人之想象合而為一，即必通南北之驛騎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也。”在1906年的那個黃昏，王國維先生提筆寫下關于屈子的論斷。那一刻，他看見了南北融合的宏大敘事，看見了屈原作為“通南北之驛騎”的孤獨身影。屈原是南人而學北方之學者。他的《離騷》里既有楚地的巫風與草木，也有中原的憂患與追問。這種“通”，不是簡單的拼貼，而是一種如鹽著水般的融合。今天的“北”與“南”，早已不是王國維時代的概念。當高鐵以三百公里的時速切割大地，當互聯網將所有的方言壓縮成標準的普通話，當嶺南的GDP超越了許多北方省份——南北的邊界在模糊，但南北的深層結構，卻在以另一種方式顯影。

“南方”是一個縮略的詞，其疆域往往止于江南。江南的園林、才子、煙雨與愁緒，幾乎征用了整個“南方”的意象資源。很長一段時間，文學上的南方到江南為止。蘇童的香椿樹街，格非的格非，余華的海鹽——這些名字構成了一種關于南方的標準想象：雨巷、旗袍、油紙傘、吳儂軟語。這種南方是美的，但它是一種被經典化了的南方，一種已經被文學史蓋章認證的南方。而在這之外，從南嶺到瓊州海峽，從粵語到閩南語，從騎樓到碉樓，從工夫茶到早茶——這片更廣闊的南方腹地，卻像一個虛數，一個文學地圖上的異數。它被提及，往往是以“嶺南文化”、“僑鄉文化”這樣的標簽；它被書寫，往往是作為“改革開放前沿”的背景板。它的復雜性，它的曖昧性，它的非規范性，長期被一種更強大的敘事所遮蔽。

這種遮蔽有其歷史根源。嶺南自古被視為“南蠻之地”，是中原士大夫流放與貶謫的終點。韓愈在潮州寫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他的目光是回望中原的，嶺南只是他政治失意的腳注。蘇軾在惠州“日啖荔枝三百顆”，他的豁達里有一種疏離——這里是“南”，而“北”才是中心。然而，這種“中心-邊緣”的結構，在近代發生了微妙的位移。當西方列強從海上叩關，當廣州成為唯一的通商口岸，當香港成為殖民地的飛地——嶺南突然從“偏遠”變成了“前沿”。但這種“前沿”是被動的，是創傷性的，它并沒有自動轉化為文化上的主體性。直到改革開放的四十年。四十年前，深圳還是一個漁村；四十年后，它是中國最年輕的一線城市。四十年前，粵語歌還是“靡靡之音”；四十年后，粵港澳大灣區成為國家戰略。人口、資本、觀念的流動，終于讓這片長期游離于儒家文化統攝的土地，開始顯影出自己的文化邏輯。

這些年，“嶺南文學”成了一個被談論的話題。有人說它是邊緣的崛起，有人說它是文學版圖的重新測繪。可對我來說，它不是什么理論，而是一種切身的疼痛和歡愉。當我在紙上寫下“榕樹”這個詞，我想到的不只是一棵樹，還有樹下的神龕、纏繞的氣根、以及氣根間透下來的、像碎銀一樣的陽光。當我寫下“臺風”，我不只是在寫一種天氣現象，而是在寫那種狂風暴雨到來前令人窒息的悶熱、芭蕉葉被撕碎的瞬間、以及雨停后滿地的落葉和重新明亮的天空。我的南方，是從一碗清晨的粥里升騰起的霧氣開始的。粥是生滾粥，米粒幾乎化盡，滾燙地澆在新鮮的魚片或豬肝上，端上桌時還“啫啫”地響著。粥鋪的塑膠門簾外，是咸腥的風，從珠江口一路吹來，穿過騎樓斑駁的廊柱，帶著水網密布的南方特有的、渾濁而旺盛的氣味。這不是“春風又綠江南岸”那個被詩文熨帖得平整光滑的南方。這是我的嶺南，一個在悶熱中發酵，在潮濕中瘋長，在歷史的邊角處自顧自開出碩大而奇異花朵的南方。

我開始在文字中精神還鄉，我開始寫我的嶺南。我寫我故鄉的水匯三江，潯江的濁流與桂江的清水同時流動，合成珠江水系的最大干流西江。西江從我家門前流過，小時候我以為它就是整個世界。可真正動筆時，我發現那條江在我心里已經變了——它不再是地理書上那條發源于云貴高原、流經兩廣入海的珠江，而是一條混合了北方黃河的渾濁、長江的寬闊，又帶著南海潮汐氣息的河流。我在上面放逐了北方求學時的孤獨，也打撈了南方童年的記憶碎片。寫著寫著，我忽然聽見多年前聽到的船家的歌聲，從文字深處浮上來。

那是小時候，我曾經聽到過的船歌。記憶中的場景是在黃昏，江水被落日染成銅紅色，兩岸的荔枝林綠沉沉地壓下來，把江天剪成一條碧羅帶。船家是個老人，光著上身，皮膚像老船木一樣發亮。他忽然唱起歌來，不是粵劇，也不是咸水歌，而是一種我從未聽過的調子，咿咿呀呀的，像潮水拍岸，又像有人在遠處哭。我問他在唱什么，他說：“唱給海聽的。”兒時的我，天真的問他：“海？這里哪有海？”他指了指江的盡頭：“江水流到的地方，就是海。”直到許多年之后，我才明白，我所謂的“故鄉”，從來不只是我生于斯、長于斯的這片土地。它通向一片更廣闊的水域。嶺南不是內陸的盡頭，而是海洋的開始。這個念頭像一束光，照進了我心里某個一直黑暗的角落。

我意識到嶺南文學的核心，在于“海洋性”。在中國傳統的文學視野中，海洋往往是缺席的，或者是作為陸地的邊緣存在的。我們的目光習慣性地投向內陸，投向黃河長江，投向那片深厚的黃土。但在南方之南，海洋是主角。大海不僅僅是背景，它是生活的本身，是思維的邊界，也是想象的起點。南方之南，脊背抵著大陸，胸膛卻全然朝向海洋。嶺南的質感，首先是海洋性的。它不是“孤帆遠影碧空盡”的淡淡遠眺，而是切身的、充滿黏膩關系的糾纏。它是臺風來臨前鉛灰色的低垂天幕，是碼頭邊空氣里永不消散的魚腥與柴油味，是父輩講述中“下南洋”的帆船甲板上，那些與嘔吐物和希望混雜在一起的咸風。我們的歷史，由一次次揚帆與歸航所書寫。在古典詩文中幾乎缺席的海洋，在這里，是日常，是呼吸，是命運顛簸的本身。想象一下，在嶺南江流的某個漁村，夜幕降臨，漁民們點起篝火，講述著關于南海神祇的故事，關于風暴，關于異國他鄉的奇遇。他們的視線是向外延伸的，越過蜿蜒江流，指向廣闊的太平洋，指向那些遙遠的、未知的島嶼。這種視線，與內陸那種向內收斂、向深處挖掘的視線截然不同。它是一種開放的、流動的、不確定的視線。嶺南文學，就是要捕捉這種視線，要書寫這種與海洋共生的經驗。

嶺南文學，還要敢于直面“混雜”與“異質”。嶺南文化從來就不是純粹的，它融合了中原的遺風、百越的底色、海洋的開放，以及近代以來西方文化的沖擊。它是一種“之間”的狀態——在陸與海之間，在中原與南洋之間，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在本土與全球之間。這種混雜，曾經被視為不純，被視為缺乏根基。但在我看來，這正是嶺南文化最寶貴的特質。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純粹性已經是一個偽命題，而混雜性恰恰代表了未來的方向。我記得有一次，在深圳灣畔，看著對岸香港的燈火，突然感到一種莫名的感動。那片燈火，和身后的深圳連成一片，分不清彼此。海風吹過來，帶著咸味，也帶著一種自由的氣息。我想，這就是嶺南的象征：界限的消融，可能性的無限。在這里，昨天和明天交匯，本土和世界對接。

這些經驗，在江南的文學傳統里找不到對應。蘇童的南方是潮濕陰郁的，張棗的南方是纖細憂傷的，可我的南方不是這樣。我的南方是濃烈的、野生的、混血的。它有漫長的海岸線，有被臺風反復撕碎又重新生長的島嶼，有無數條流向大海的河流。它不是作為北方的對照而存在，它有自己獨立的生命。長久以來，在文學的版圖上，關于南方之南，不是墮入沉默的、未被言說的黑暗，就是被簡化為“南蠻”、“瘴癘”的模糊背影。我們仿佛一群沒有家譜的孩子，我們的咸水歌、我們的宗祠、我們騎樓縫隙里蕨類植物般的生計、我們面向大海時混雜著憧憬與恐懼的眼神，在漢語的宏大殿堂里，竟難覓一個清晰的回聲。我們的故事，需要借助“江南”的腔調才能被轉譯；我們的情感，似乎必須先經過黃河水的滌蕩，才配被稱為深刻。這是一種漫長的、文化上的“失語”。然而，憑什么？憑什么荔枝林里濕熱的愛情，就不如海棠花下的幽會值得書寫？憑什么咸淡水交匯處漁民手臂上泛白的鹽霜，其厚重就不及黃土高原上的溝壑？其實從近代以來，南北文化的沖突分界線就已逐漸從長江一帶，南移到了五嶺一帶，嶺南文化成為原生的南方文化最后的完整板塊。今天，我們需要從文化上重新辨識嶺南文化的特質，進而看見“南方之南”作為一種古老又嶄新的文化存在。

嶺南文學的倡導，不是什么宣言，也不應該成為一種新的文學霸權。它只是一種可能，一種讓那些長期喑啞的地方發出聲音的可能。嶺南的敘事，必然帶有一種市井的、野生的膨脹力。它不在精致的書齋里，而在人聲鼎沸的茶樓，在夜間燈火通明的煲仔飯大排檔，在宗族祭祀時焚燒紙扎的沖天火光與喃嘸佬的吟唱聲中。它充滿未被規訓的喧囂與活力，像木棉樹在春天猝不及防地炸開一樹血紅，不講道理，沒有含蓄。它的情感表達是直接的，濃烈的，愛憎分明如同盛夏的雷雨，劈頭蓋臉，酣暢淋漓，雨后蒸騰起的熱氣又孕育著下一場騷動。這里沒有“卻道天涼好個秋”的曲折，只有“生猛”二字。

這“生猛”的底層，是歷史的層積與異質的混雜。嶺南文化是另一種形態的文化：它是海洋性的，它是商貿性的，它是民間性的。這種美學是混雜的，是流動的，是開放的。騎樓的羅馬柱與滿洲窗共生，天后宮香火繚繞的隔壁是便利店的咖啡機嘶鳴。粵語、潮汕話、客家話，夾雜著馬來語、英語、葡萄牙語的碎片，在街市上撞擊、混合。我們的記憶是多層的：一層是秦時明月照過的交趾古郡，一層是近代開埠中外商船的繁忙穿梭，一層是騎樓老街斑駁的外飾與淚痕，最新的一層，則是玻璃幕墻上飛速掠過的云影。嶺南文學，就是要打撈這些沉積物，寫出這種“混雜”的合法性與其獨特的美學。它不是不純粹，它本就是駁雜的、包容的、在流動中自我確認的。

一個人為什么寫作，他最初站在何處，是什么力量讓他像蒲公英一樣飄飛，又是什么力量讓他落下，生根發芽，長出枝葉，從此感受風霜雨露，感受痛楚和溫情。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但一切都離不開最初的土壤。我曾以北方的風霜磨礪我的骨骼，如今我愿以南方的雨水滋潤我的靈魂。在這片故土上，每一個字都應該帶著江海風的咸味，每一句話都應該有著熱帶植物的瘋長之勢。我想展現一種不同的南方。不是蘇童的香椿樹街，那里太精致，太像一幅工筆畫。不是張棗的“鏡中”，那里太玄學，太像一首法文詩的翻譯。嶺南的質感不是這樣的，它不精致，甚至顯得有些粗糙和混亂，但它充滿了野生的力量。它不像江南那樣，總是沉浸在一種對逝去時光的哀悼中；嶺南之地是向前的，外放的，是當下的，是充滿欲望和生命力的。在這里，歷史不是被封存在博物館里的青銅器，而是活在每一棟騎樓的老磚縫里，活在每一個外來務工者的行囊中，活在那場突如其來的、能把整個城市淹沒的暴雨里。

我不想模仿北方的宏大敘事，也不想復制江南的精致抒情。我只想誠實地面對自己的土地，面對自己的人民，面對那片浩瀚的江海。我想寫的是真正的嶺南：騎樓深巷里昏黃的燈光，早茶店里永遠人聲鼎沸的喧囂，城中村握手樓里透不進陽光的走廊，龍母廟前漁民古銅色的臉龐，工廠流水線上年輕女工疲憊的眼神，還有——還有那些被拆遷的村落，那些消失的方言，那些散落在異國他鄉卻依然夜夜夢返的靈魂，那些在全球化浪潮中無所適從的鄉愁。這個南方是粗糲的，一種在混亂中掙扎出來的生命力。就像南方的典型植物——榕樹的氣根垂落下來，就在空氣中生根；三角梅在水泥縫里，也能開出花來；還有那種叫“臭茉莉”的植物，名字不好聽，但花香濃烈得化不開。這個南方是燃燒的。不是熊熊烈火那種燃燒，是平靜中的燃燒，像地火運行，像溫泉涌動。南方之南，榕樹氣根垂地，獨木成林，這里有海洋文明的冒險與憂傷，有遠行與歸來的永恒母題，有一種在炎熱中鍛造出來的、既務實又夢幻的生命哲學。我要讓這片長久喑啞的土地，用它自己的聲音言說——那聲音里，有臺風般的力度，有粥糜般的綿密，有海潮退去后，沙礫在月光下閃爍的、無數細碎而堅定的光。

就像燕子飛回屬于它的熟悉的南方，那些花草也飛回童年彎彎的小巷中，我要回到曾經意圖回返卻總是遺失的故園，讓曾經屬于故鄉的戲文，美麗的河灘和橋，在文字的養育中，都鮮活起來，輕盈起來，還有那些縱橫交錯的河道啊，平原深處那些飽滿的谷穗，以及生生不息的鳥獸和花朵。故鄉有騎樓，騎樓有小巷。黃昏四合，斜陽在騎樓下長長的小巷里靜靜地游走，我要在文字中喚回那窄窄的小巷子，讓一種說不出的蒼茫與惆悵，靜靜地舒展流動……

南方之南，不是南方的以南，而是南方的腹地。嶺南不是終點，而是起點。不是邊緣，而是前沿。不是被動地接受命名，而是主動地創造意義。嶺南之地，南方之南，也指的是一種精神地理——一種不安于位、不斷流動、不斷越界的精神狀態。王國維說，必通南北之驛騎而后可成大家。在我的理解中，今天這種“通”有了更豐富的維度。不僅是南北，還有東西；不僅是陸地，還有海洋；不僅是傳統，還有現代；不僅是本土，還有全球。

我也是那個在命運道路上南來北往的人啊，身體里住著兩個季節：一個是北方的干燥與凜冽，一個是南方的潮濕與溽熱。它們在我的寫作中交戰，也融合。我不再做那個僅僅是“通南北之驛騎”的過客，我要成為嶺南的記錄者，成為它的歌者。南方的紫荊，北方的雁。千山連綿，長亭長。我愿意以文字的書寫，來完成更為深遠的南來北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