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奕斐被舉報背后，被壓彎膝蓋的老師們

來源：南風窗

作者 | 肖瑤

編輯 | 阿樹

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沈奕斐，被一名小學生家長持續舉報兩個月。

與沈奕斐連線視頻時，該家長稱自家孩子在學校遭到“霸凌”。 沈奕斐則指出，孩子之間的零食分享和輕微推攘，屬于正常社交摩擦，“霸凌”一詞太過嚴重，應當由更嚴肅、專業的標準來界定。

但家長認為沈奕斐分析不當，隨后以“侵犯隱私”“影響教學”等理由，向復旦大學校方多次投訴。沈奕斐自稱，這一系列程序，導致她不得不反復配合調查、撰寫說明材料，無法正常開展工作。

5月底，復旦大學發布了官方處理結果：沈奕斐教授在直播間對連麥案例的點評內容專業且客觀、不逾越任何合規邊界，其所做的連麥內容直播并沒有影響正常教學秩序，也不存在所謂的“侵害第三方隱私權”等問題。

校方未給予沈奕斐任何形式的行政處分或專業處置。

沈奕斐視頻截圖

調查過程中，因堅信自己的言行與判斷，沈奕斐堅持不下架那條連線視頻。而在相關視頻評論區，無數自稱中小學教師的網友紛紛哭訴自己也遭遇無理舉報，有人留言說：“沈老師，您目前的負擔，是中小學班主任與學科老師正在經歷的，常常經歷的，且有過之無不及。復旦會支持您，但經歷過和正在經歷這些事的其他中小學老師們，大概率不會這樣幸運，被壓著彎曲膝蓋往往是最終結局。”

過去十幾年來，我國基礎教育的側重點、準則逐漸發生改變，與之相伴的，是調整與適應階段的家校矛盾。

沈奕斐在視頻里毫不掩飾自己對于該小學生家長舉報理由及過程的錯愕。大型抱團取暖、互相傾訴的評論區，則讓小學教育工作者的困境，以及藏于縫隙里的隱秘家校矛盾，被一個作為公共人物的高等教育從業者，看見了。

被濫用的舉報

因為老師沒能在深夜及時接到自己的電話，家長撥打了投訴熱線，將對方投訴到了教育局。

這是北方某城市公立小學班主任夏星親身經歷的事。2026年5月一個星期五的晚上十點半，夏星班上一個女孩的父親在班級群里發消息，聲稱自己的女兒在體育課上被老師強迫運動，導致回家后受了風寒。他“@”了夏星，要求作為班主任的她“出來解釋一下”。

2分鐘后，女孩父親給夏星打來了電話。夏星沒接到。十幾分鐘后，她給對方回去了電話，卻得知，由于自己沒能及時接電話，女孩父親已經打了12345熱線投訴她和體育老師。

后來，女孩父親對夏星承認，舉報有一時沖動的成分。“上火了，”他自稱。而通過多方走訪和詢問，夏星也向學校領導了解到，當天的體育課上，老師并未強迫學生運動。

零門檻的舉報，只需要一個電話。但沖動之下的投訴，依然導致夏星和學校領導不得不花時間作出解釋和回復。夏星工作所在的學校還有明文規定，如果12345投訴核實屬實，對老師的年度評獎和考核會存在一定影響。

沖動之下的投訴，依然導致老師和學校領導不得不花時間作出解釋和回復/《最好的老師》劇照

2026年春季學期剛開學，四川一所公立小學的科學老師秦菲收到了任教兩年以來的第一封舉報信，舉報理由包括過度體罰學生、言語侮辱學生等。

秦菲負責五年級7個班的科學課，科學屬于“副科”，不被家長和學生重視，其中一個班有幾個調皮搗蛋的男同學，常常肆無忌憚地破壞課堂紀律，跑來跑去、大喊大叫，甚至挑釁老師，秦菲提醒后仍不改正。一次課上，有學生忽然跑到教室后面，拿著拖布與同學打鬧。兩三個學生幾乎全程在教室放紙飛機。

中午放學，秦菲將幾個學生留了20分鐘，讓他們寫下自己的錯誤言行及今后該怎么做。但就是這20分鐘的留堂，為秦菲帶來了麻煩——舉報信上，出現了對她“過度體罰學生”的指控。

2021年開始執行的《中小學教育懲戒規則（試行）》明確，“學校、教師應當重視家校協作，積極與家長溝通，使家長理解、支持和配合實施教育懲戒”，但懲戒范圍，僅限于點名批評、課后教導、一節課內的教室內站立等。秦菲的課本身不會超過一堂課，她要求頑皮搗蛋的孩子罰站，也最多不超過課間時長。

秦菲察覺到，對待年輕的女教師，尤其是副科老師，家長本能持有懷疑乃至不信任態度。一方面，家長不允許副科老師對學生釋放威嚴。但另一方面，對待部分囂張跋扈，不懂尊敬師長的孩子，的確只有足夠嚴厲才能應對。在秦菲班里，這種嚴厲的“特權”，被家長集體交給了班主任一人。

《第9節課》劇照

舉報信上還稱，秦菲對學生進行了言語辱罵。秦菲仔細回憶了一下，自己最近一次當著全班同學說過的話，是鼓勵優秀學生努力學習，“進入更好的環境去”。但在學生對家長的轉述里，變成了“我罵學生是窮屌絲”“有娘生沒娘養”。秦菲不知道，這些“我根本不可能說出口的話”，學生是從哪里學來的。

如今的小學生，普遍出生于2015年以后，成長于短視頻和自媒體井噴的網絡時代。相較于上一代人，他們普遍表現得更早熟，但也更加容易失控。與此同時，學生家長更容易全盤相信自家孩子的說辭，對待老師則持下意識懷疑和否定態度。

收到舉報信后的一個小時內，校長找秦菲一共談了三次話。隨后，校長按照秦菲的回應及解釋，替她一一寫下了對舉報信的說明，其中包括具體哪一天的哪一堂課，是否對學生作出體罰，等等。這個過程并不十分順利，“老師站在講臺上，每天要講這么多話，我真的記不清每一句說了什么。”

學校對老師大體持維護態度，但這讓秦菲感到更加愧疚，“好像我給領導們帶來了很多麻煩”，她覺得自己仿佛“被澆了一盆冷水”，好好教學的熱情也被澆滅了一半。

被舉報之后，秦菲決定不在課堂上花時間維持紀律了，也不會對搗蛋的學生過度關注。學生們依舊不把她放在眼里，依舊吵鬧，課堂依舊烏煙瘴氣。

被冷水澆滅之后

秦菲畢業于上海一所“211”師范大學，剛畢業的時候，秦菲對教師這份工作的期待，是“認真上好每一堂課”。入職后，雖然教副科，但她認為自己始終認真備課、上課。

但逐漸地，每次走進教室，秦菲就得不停地維護紀律，“最開始我可能是假裝生氣，但氣著氣著到最后就變成真的了。”秦菲覺得，自己每一天都在歇斯底里，“我已經變得不像我了”。入職2年，她每個學期都要失聲一周以上。

秦菲感到心力交瘁，這不是她做老師的初衷。

5月的某個周一，秦菲在C班上課時，被課堂吵到“快要暈倒了”，忍無可忍之下，她到教室外面站了幾分鐘。那幾分鐘內，她下定了辭職的決心。

入職時，秦菲與學校簽了一份五年合約，如果提前離職，需要支付違約金。她計算過，如果在今年9月離職，她得賠給學校3萬塊。但為了早日脫離“苦海”，她愿意支付這3萬元。

《女教師》劇照

杭州一所公立學校的數學老師王琳今年帶五年級，2025年有一段時間，班上一個男同學小鵬持續一個月沒交作業，也沒寫作業。王琳去找他要，得到的也只是搪塞和敷衍。

當時，王琳本不想多管，任教五年來，她意識到，“現在的教育形勢，就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最好”，但她還是聯系了小鵬的家長，本意不是告狀，而是征求家長意見：此事需不需要老師介入？

看見王琳發來的信息后，小鵬的母親立刻給王琳打來了電話。當時是周五晚上，小鵬媽媽在電話里劈頭蓋臉地責怪王琳：我家小孩不是一個多月沒有寫作業，而是你一個多月沒有批改作業。

王琳覺得對方在顛倒黑白，小鵬的空白作業她是檢查過的，可惜沒有拍照存證。她只好耐著性子，讓家長將孩子寫好的作業發過來。小鵬媽媽拒絕了。

到了周一，小鵬媽媽帶著作業來找王琳。王琳看出明顯的趕作業痕跡，剩下的二十多頁依然沒有寫，寫的也是錯誤滿篇，“正確率太低了”。

一個星期后，王琳在布置作業時隨口對全班同學提了一句，“作業是自己的義務和責任，不該是家長和老師三番五次提醒。”她沒有提到小鵬的名字，但當天晚上回去后，小鵬告訴父母，說王琳針對她。

這次，小鵬媽媽直接聯系了班主任，聲稱要將王琳投訴到教育局。

《小舍得》劇照

王琳記得，這個班念二年級的時候，小鵬還做了一件非常過分的事。一次集體活動上，他與另一個男孩往一個女孩的水杯里偷偷撒了尿，還將水杯原封不動地放回了原處，還被女孩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喝了。

為了找到肇事者，學校老師層層查了監控。小鵬的母親也在現場，她似乎已經提前知道了什么，不斷向身旁的兒子說：“你一定是被慫恿的吧！”

王琳覺得，小鵬成為各科老師公認的“問題學生”，與父母的溺愛分不開干系，“這孩子知道，他只要回去跟媽媽講，無論事實如何，他媽媽一定會給他撐腰。”

可那個被欺負的小女孩是學校教師的女兒，在校領導“息事寧人”的勸說和請求下，那名老師也沒有追究。其他兩個涉事的男生，也沒有受到其他任何懲罰。而那名小女孩的家長，也就是學校的老師，在不久后就主動請辭了。王琳聽說，他主動去做了鄉村支教老師。

這件事讓王琳感受到，教師真的正在變成“弱勢群體”。

變動的邊界

家長正在變得敏感而多疑，學生則正在變得早熟且脆弱。任教五年來，王琳漸漸感受到這一點。

一次，王琳批評班上一個女孩完成作業不認真。放學后，女孩家長給王琳打來電話，責怪她傷害了孩子的自尊心，并稱，由于王琳的批評，女孩在家哭泣不已，還出現了發燒、食欲不振等癥狀。后續整整一周，王琳不斷收到那位家長的信息騷擾。后者對王琳放下狠話：如果我女兒今后出了什么心理問題，都是因為你。

“現在的一部分孩子非常善于利用規則把自己變成受害者。”王琳觀察到。她班上有兩個男孩經常互相打鬧，一次，孩子身上出現了瘀青和刮傷。其中一個孩子的家長找到她，堅稱自己的兒子被霸凌了，提出讓對方轉學的訴求。但對方也覺得自家孩子被霸凌了，雙方僵持不下。

但在王琳看來，對這個年齡的男孩來說，兩人之間真的就是“小打小鬧”。

《第9節課》劇照

脆弱的另一面，就是孩子的早熟，尤其體現在對抽象話語的熟練運用。王琳常在一些孩子口中聽見諸如“人權”“主體性”等詞語，最常見于當她對某個孩子作出了批評之后，有的孩子就會拿“權益侵犯”等概念來反詰王琳。王琳甚至聽見過班里的男孩子聚在一起討論“未成年犯罪”的刑法問題。

“95后”王琳在2000年代初念小學，她記得，自己小時候在學校被老師體罰，回家根本不敢告訴家長，學生大都確定家長是“站在老師那一邊”的，只會責怪自己不聽老師的話。

王琳與同齡人的父母，大多出生于20世紀60-70年代，這一代人深受“知識改變命運”的價值觀影響，對學校與老師抱著“教書育人”的樸素期待和信任。受父母影響，他們的孩子也往往將老師的話視為權威。

而當“80后”至“90后”一代人做了父母，卻可能選擇無條件相信自己的孩子。

“孩子是家長的一面鏡子，孩子對老師是怎樣的態度，其實反映了家長是如何教育孩子的。”

王琳班上有個男孩，常常會主動對老師說“辛苦了”，她猜想這也許是家長教的。男孩的媽媽有時會做一些手工，托孩子轉交給老師。這些讓王琳感到心里一暖的瞬間，是支撐她繼續從事這份職業的最重要動力。

夏星做教師十幾年了，她任教的第一所學校是一所鄉村小學。她還記得，那里的孩子和家長對老師幾乎無條件信任，家長會對夏星說：“如果孩子有什么問題，老師你該打打該罰罰。”后來，夏星到一所城中村小學任教，家長的需求開始增加，也變得更細致，比如排座位、課桌的高矮、班費的用途等等。

有了微信群后，家校之間的接觸變得更加直接和無孔不入。夏星遇到過深夜喝醉的家長，在班級群里用“非常骯臟的詞匯”罵老師，夏星忍無可忍將對方暫時移出群聊，卻反手被對方撥打了12345舉報。

后來，夏星到城區公立小學教書，起初的幾年里，老師尚且擁有一定的管理權。學生上課不專心，老師可以專門花一節課來揪坐姿。沒完成作業的學生會被罰抄寫，計算題錯一道罰做十道這類事情稀松平常。沒按要求背完古詩詞，可能會被老師在中午最后一堂課后留下來，占用一部分午飯時間。學校甚至會給老師們配備戒尺，用以管理和訓誡。

對于這些方式，曾經的家長們也大多無異議。而如今，夏星“想都不敢想”。

她感受到，變化約是2020年前后開始發生的。夏星如今帶的學生，大都經歷了幾年網課時光，也許部分出于這個原因，家長開始輕視教師乃至學習的重要性。夏星班上有位學生家長就直白地告訴她，他不指望孩子上大學，“能讀到哪就算哪”。理由是，那名家長有個親戚的孩子考上了大學，畢業后卻仍然找不到工作。

微光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兒童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邊玉芳告訴南風窗，家校矛盾的增加，與教師權威性被消解的客觀環境相關。如今，“伴隨著家長自身的學歷提高、媒體的發達、AI的出現，文化知識的獲取變得便利，老師的權威性逐漸被消解。”

“現在很多家庭把問題絕對化了”，邊玉芳提醒，不少家長希望孩子在學校里一點問題都遇不到，但這未必對孩子有利，“孩子不可能生活在真空里，同學之間的一些沖突、摩擦、老師的批評，只要不是主觀惡意和實力強的一方對另一方的持續欺負，大多數孩子是可以自己處理好的，并且在這一過程中學會處理人際沖突與人際交往能力。但如果我們的孩子被過度溺愛和保護，恰恰可能會導致很嚴重的問題。”

邊玉芳強調，“兒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長，一定是在老師和家長的合作下才能完成的。而這些完成的基礎，就是良好的家師關系。”家長與老師之間的協同，依靠彼此更深入的了解和理解。

因此，邊玉芳認為，學校應當通過更多家校活動和家庭教育指導活動的開展提升家長的家庭教育水平，讓家長進入校園，了解老師的工作，與老師成為孩子成長的教育合伙人。

“另一方面，我們需要確立教師的專業性和權威性。有些問題，家長是可以有發言權的，比如校服、食堂等生活問題，但像老師和課程安排、作業等問題，就應當有一定邊界感來保障教師的專業性。”

家校矛盾的增加，與教師權威性被消解的客觀環境相關/《女教師》劇照

多年來，邊玉芳持續呼吁建立一種家校矛盾的應對機制，比如建立相對獨立的第三方調解機構。如今，部分省份和學校已經設立了“家校沖突人民調解委員會”，一般由政府牽頭，各級教育部門，教育領域專家、法律專家、心理專家以及街道社區干部組成，“主要職責是維護雙方的合法權益，構建和諧的家校關系。”

學生、家長與老師三方，唯有建立在真正的看見、理解與信任之上，真正的教育才會發生。

如今，協同機制的失調，部分家長的情緒性舉報、教師專業權威性的缺乏確認，都讓家校關系變得緊張。社交媒體上，不少中小學教師紛紛抱怨在教學工作之外的瑣事，緊張的師生關系、家師關系，和為了自保和自證不得不愈加謹慎的教學態度，讓老師們疲憊不堪。

對教師的監督，終究不能澆滅志于教育的年輕人真正的熱情。

如夏星這樣對教育事業始終飽含熱情的教育者，留在這一行的根本動力，仍然在那些與孩子們真切交流的瞬間，在發生在教室里的，如澆花結果般清晰可見的希望和微光里。

今年春天，夏星在教室講臺上種了一盆鈴蘭花，后來，花朵枯萎，夏星換了一朵塑料花插進泥土里。春天來臨后，孩子們悄悄把她的假花摘掉了，替換成了校園別處摘來的，每天不重樣的鮮花。

（除邊玉芳，其余受訪者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