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約翰·沙普托，納粹主義歷史學家：“對德國精英來說，希特勒只是一個可供驅使的鄉巴佬，一個他們自以為能控制的無名之輩”
歷史學家約翰·沙普托，47歲，出生于法國馬蒂格，是索邦大學教授，也是納粹德國研究的重要專家。他并不否認當下時代的陰暗面。
但在《不負責任的人》中，他拒絕一切宿命論：法西斯主義的回歸并非不可避免，正如希特勒上臺當年也并非命中注定。他的核心觀點是，魏瑪并不是倒在選票之下，而是死于一項政治決定：一個保守寡頭集團借助納粹來遏制左翼，并維護自身利益。
在法國出版社的辦公室里，這位歷史學家坐在那里，神情克制，言語間卻帶著一點出人意料的辛辣幽默。他并不給人安慰，卻像是在昏暗中指路：“現在，我們已經知道可能會發生什么。”而這，正是試圖避免重演的第一步。
問：你的書從第一頁開始就讓人感到眩暈，仿佛我們注定還要再經歷一次同樣的歷史。答：我理解這種感受，但“歷史會重復”并不是我的論點。很多人說，納粹上臺是不可避免的，而這種想法如今又重新占了上風。就像當年納粹“必然”會贏一樣，現在極右翼似乎也“必然”會回來。這種所謂的宿命感，只會讓人走向聽天由命。
我想證明的恰恰相反：法西斯主義的回歸并非不可避免。問：你是如何論證這一點的？答：我是在糾正一個錯誤觀念：希特勒是靠選票上臺的。1919年建立的魏瑪民主，并不是被民意投票推翻的，而是被殺死的。
問：問題不只是希特勒本人，還有那些以為自己可以利用他的人。答：沒錯。希特勒從1930年起就在為此鋪路。他穿梭于雇主圈子和權力俱樂部之間，對他們說：“我是你們的人。”他承諾要向社會民主復仇，發誓要摧毀德國左翼，包括、社會民主黨人、工會，甚至也包括會。他還承諾，德國會通過重新武裝實現驚人的復蘇。
1933年2月，在赫爾曼·戈林家中舉行的一場與德國大企業家的會面上，這位新任總理對他們說：左翼完了，選舉完了，民主也結束了。隨后，戈林為這場談話作結：“先生們，把支票本拿出來吧。”這句話是字面意義上的。
問：這些“不負責任的人”都是誰？答：比如弗朗茨·馮·帕彭，保守派天主教徒，曾任總理，是他說服保羅·馮·興登堡任命希特勒的。還有阿爾弗雷德·胡根貝格，他是報業大亨，也是民族主義右翼領袖。還有一些工業家和銀行家，他們把納粹主義看成摧毀1918年誕生的民主制度的一件有用工具。他們并不是狂熱的納粹分子，而是一些講求秩序的人。他們以為自己可以利用希特勒，結果他們錯了。
問：溫和右派為了保住權力，與極右翼結盟。這樣的情形今天聽起來太熟悉了。答：這些右翼力量彼此當然有差異，但它們的敵人是相同的：左翼、社會民主、工會。從算術上看，這套做法是成立的：我把自己的票和極右翼的票加在一起，于是就能保住權力。
但這種邏輯沒有看到極右翼身上的總體主義動力。戈培爾說得很清楚：“如果你們把權力交給我，那就只能把我的尸體從辦公室里抬出去。”
問：記憶政治起到作用了嗎？答：過去80年里，記憶很多，歷史卻很少。所謂記憶政治，有時在我聽來更像是一種虔敬的紀念。相反，我們真正做的歷史研究還遠遠不夠。可一旦歷史被認真寫出來，人們是會關心的。我的書一年賣出了70000冊。這說明，人們對歷史澄清有很強的需求。
問：你說不必陷入宿命論，但眼下的局面并不讓人樂觀。答：確實令人難受。但和我們的祖父輩、曾祖父輩相比，我們有一個巨大的優勢：我們知道。“和我們的祖父輩、曾祖父輩相比，我們有一個巨大的優勢：我們知道。”
問：即便如此，極右翼還是拿到了很高的得票。答：我倒覺得這成績相當平庸。法國極右翼拿到三分之一選票，而好幾個電視頻道不斷重復說，讓－呂克·梅朗雄是個極其嚴重的反猶主義者，說若爾當·巴爾代拉穿得多么體面，還說瑪麗娜·勒龐是一位治國人物。在這樣的輿論環境下，我覺得三分之一并不算多。
但我并不認為法西斯主義是一個無解的問題。如果我真這么想，我就回家睡午覺去了。我不會在相信一切都已無可挽回的前提下，還做出這些努力。我在社會中仍然看到很多正派的人，他們拒絕接受那些領導人許諾給我們的污穢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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