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穿得這么干凈——保姆母親的北京紀實｜三明治試讀間

我叫呂創，是一名寫作者，曾獲臺灣時報文學獎首獎；也是一名獨立電影導演，拍過兩部電影。我同時也是故事中“媽媽”的兒子。

我母親是河北邢臺的農村人， 年輕時種地， 結婚后跟我父親在縣城做小生意， 后來一起到北京打工。她做過食堂切菜工、家具廠油漆工、圖書館保潔員，五十多歲時因為身體吃不消重體力活，轉做住家保姆。前后換了十幾家，見識了各種家庭內部的真實樣貌。

這些年我一直在記她說的話。 她沒上過幾年學， 但對人、 對事有一種天生的敏銳——誰心里在盤算什么， 哪句話是真哪句話是假， 她一看就知道。 她講起這些的時候， 人物、 場景、對話全都在腦子里，比劇本還生動。我慢慢意識到，她經歷的這些事不是一個“保姆受氣”的故事。她看到了那些體面家庭關門以后的樣子：錢怎么分，情怎么算，誰拿捏誰，誰又被誰綁著。這些事，外人看不見，但保姆看得一清二楚。

我媽不是那種賣慘的人。 她常說一句話：“人要有志氣。”

別人讓她吃孩子剩下的蘋果，她不吃；別人冤枉她偷東西，她馬上不干了；別人說“不要穿得這么干凈”，她就把那件白衣服壓在箱子底下， 再也沒穿過。 這些細節讓我心疼，也讓我敬佩。我想把她的故事寫出來，不是為了控訴， 是為了讓這些經驗被看見——一個農村女人在北京的二十多年， 到底看見了什么，又守住了什么。

我跟這個題材的關系是最直接的。我是她兒子，是她每次干完活打電話傾訴的那個人。

我拍電影把父母在老家給我買的婚房賣了。電影小眾，一分沒掙；小說詩歌也只能在硬盤里躺著。母親是全家唯一支持我的人。她去當保姆，掙得相對多一點，必然有替我分擔的意思。作為一貧如洗的兒子，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傾聽。出于寫作的敏感，我很快發現母親口中的人物是如此鮮活，是任憑我如何虛構也寫不出的經驗。不知何時，我從傾訴對象變成了渴望獲取素材的貪婪者。我陷入道德困境。

不過，我慢慢發現，出路就在“如實記述”。我更確定了這件事的意義——于私，它讓我“看見”母親；于公，它能讓更多人看見母親代表的這個群體所面對的一切。我想通過這本書，完成兩代人的合著。把母親的口語、智慧和她所見的那個光怪陸離的雇主世界，轉化為一種文學性的紀實文本。這既是寫給母親的，也是寫給所有在城市的毛細血管里默默流動的勞動者。

母親聽了我的想法，毫不猶豫地說：好，記得的都告訴你。

從此，母親的生活里多了一件事——回憶。我回憶一件事都費勁，可想而知她的回憶更不輕松。那段時間，我們通話比以往更勤了。有時聊完雇主家的事，她會忽然停一下，說：“今天吃的啥？”“你那邊冷不冷？”像剛從很遠的地方走回來，想起還有一個兒子在這頭。她開始有了壓力。我說已經夠多了，想不起來就算了。可盡職盡責的母親怎會放棄呢。何況我之前還對她說不記得的也要想起來，細節越多越好。唉，我真是可惡。

前些天，她又給我發來幾張照片，點開一看，是密密麻麻的手寫稿。母親幾十年沒寫過這么多字了，錯別字特別多，有的拼音都寫錯了。我知道她是想到哪寫到哪。句子磕磕絆絆，前后也不挨著，有時候我得順著她的思路理半天，才明白她想說的是什么。她在語音里說：“我又想起來幾個事……”聲音里是交了作業似的高興。

這就是母親。她用自己的回憶，又一次完成了對我的愛。而我能做的，就是把這份愛做到它應有的成色——讓書里的每一個字，都配得上她的講述。

這些年她講，我記，最后變成現在這本書。這是我為母親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第一章 幸福的麗麗——“籠中金絲雀”

媽媽常說：“出來掙錢，哪有那么多講究。”

1.

2016 年春天，媽媽第一次踏入這戶人家的門檻。父親將她送到小區門口，一個年輕女 子推著孩子出來迎接。媽媽自報家門：“我是家政介紹來的，你是麗麗吧？”對方點了點頭。 剛進小區，年輕女子便說：“讓你老公回去吧。”媽媽心中一凜，覺得有些不對勁。

那幾年，在北京，她跟我爸住在舊宮。我爸當保安，她在大學食堂賣飯。有一天切菜， 一刀下去，手指甲削掉一半。醫生說不能老碰水了，少動。

“那還怎么干活？”她說。他們算了一筆賬，結論很簡單——還得干。只是不能一天不 停地洗菜切菜了。她是那時候去做保姆的。

我問她為什么選這一家。她說：“看著簡單。有孩子，做飯，四千塊錢，一個月休兩天。”

她交了三百塊中介費。

麗麗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讓她兒子叫什么。“是叫阿姨還是叫奶奶？”媽媽回答：“按 年齡叫奶奶，按工作叫阿姨。你定吧。”五十多歲出來當保姆，她早已明白，身份早已不重 要，重要的是能掙錢。

麗麗跟她交代了幾件事。第一，如果有人問起，就說她老公每天回家。第二，讓做什么 飯就做什么飯。第三，每天剝四五瓣蒜，放在一個小碗里。第四，除了做飯打掃衛生，有空 幫她帶孩子玩。

“她兒子吃東西挺簡單，主要是零食和牛奶。”媽媽說，“她對孩子是真親，一聲都不 讓哭。”

第一天天色漸暗時，她的丈夫依舊沒有出現。

2.

第二天上午九點多，敲門聲響起。麗麗提前交代過：“我老公來了，你就去次臥待著。” 媽媽正在廚房洗菜，聽見麗麗在客廳里抱著孩子，一邊往門口走，一邊哄：“走，給爸爸開 門去嘍。”那孩子還叫不清“爸爸”，嘴里咿咿呀呀的。媽媽下意識地擦了擦手，往外看了 一眼。門開了。

進來的竟是一個老頭，看起來六十多歲，甚至更大一些。他身材肥胖，臉色黝黑，走路 時微微喘氣。媽媽在廚房門口愣住了。

“老公，累了吧？我給你倒水。”麗麗說。

媽媽沒有再看，轉身回到水池前。她的手在水中停留了一會兒，腦海中閃過一個念頭— —這么大年紀的“老公”。她沒有再深思。每個人都有秘密，想多了反而不好，這是媽媽在無數雇主家學到的第一課。

過了一會兒，媽媽走出來，禮貌地說：“你好。”老頭也看了她一眼，回應：“你好。” 他問她老家哪兒的。她說是河北邢臺。老頭點了點頭，說：“那咱們是老鄉。”說完，他又 轉向麗麗，叮囑：“以后對人家好一點。河北人實在，別老換了。”

那一刻我聽媽媽講起這些，總覺得心酸。在金錢和表演構建的“家”里，母親只是一個 被叮囑“別老換”的工具，而非一個人。

說完這些，麗麗對她說：“你先去屋里歇會兒吧。”媽媽點了點頭，走進次臥。門沒有關嚴。她坐在床邊，耳中傳來外面的聲音。有人在笑，老頭的聲音格外清晰，一遍又一遍地 說：“我兒子真聰明。”“來，讓爸爸抱抱。”麗麗在旁邊附和著。

過了一會兒，麗麗從主臥出來，說：“我老公買了魚，你會做嗎？”媽媽隔著門回答： “清燉行嗎？”老頭在里面應：“行。”又加了一句：“再蒸個米飯，炒個菜。”麗麗說： “我們去公園玩一會兒。”媽媽點了點頭，說好。門關上了。屋里一下子安靜下來。媽媽把魚拿出來，洗凈、切塊，放入調料。她一個人在廚房里忙碌著。那時候反倒輕松一點，孩子 不在，她可以慢慢做。

中午他們回來吃飯。老頭坐下后，先夾了一口菜，吃完點了點頭，說：“大姐手藝不錯， 好吃。”他抬起眼，看了媽媽一眼。媽媽說：“合口就行。”老頭倒了點紅酒，給自己和麗麗各倒了一杯。他又看了媽媽一眼，說：“大姐也喝點。”媽媽婉拒：“我不會喝酒，謝謝。” 老頭笑了一下，似乎沒有在意。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口，然后說：

“我是北京有名的人，你還不知道。”

麗麗偷偷笑了一下。

媽媽剝了一顆花生，慢慢嚼完，才說：“我當時心想，要不是這樣，那傻姑娘能跟你嗎？”

吃完飯后，老頭要離開。麗麗送他下樓，抱著孩子，親了又哄。媽媽在廚房收拾碗筷時， 已經大概明白了：老頭有家有室，這邊只是他金絲雀的籠子。

“他很有錢。”媽媽說。“有廠子，有大院，好幾個。”她最后補充：“大得很。”

3.

沒過一天，老頭又來了。他說要帶她們去廠子里看看。出門之前，麗麗讓媽媽收拾東西。 奶瓶、小推車、衣服、帽子、吃的、尿不濕。“帶上這個。”“那個也帶著。”她一邊說， 一邊檢查。媽媽就一件一件地裝好。

“這時候你不用想帶不帶，只管帶。”媽媽對我說這句話時，我聽出了無奈——在別人 家里，連思考的權利都要讓渡。

下樓時，老頭已經在車里等著了。一輛黑色的商務車，內部寬敞。媽媽抱著孩子坐在后 排。孩子不安分，在座位上扭來扭去。老頭開車很快，一邊開車一邊說話。開了一段路，他 在一片空地旁邊停了下來。他們下車。微風。遠處有人在放羊。老頭站在那兒，指著一大片 地說：“你看，這一片，一百五十畝，都是我的。”他說這話時，手伸得非常直。媽媽順著 他的手指看過去，地非常廣闊，望不到邊際。她說：“你真厲害，有這么多地，真是富貴人 家。”老頭笑了幾聲，氣有點喘，說：“大姐會說話。”

那句話是順著他說的。“哄你們高興唄，”媽媽說，“我還能舒服點。”

車繼續往里開，開到一個大院門口。鐵柵欄門，兩邊是磚墻，圍了一圈。門打開，車駛入其中。院子很大，有幾棵樹。樹上掛著一個籠子，里面一只鸚鵡，一直在叫，聲音清脆。 車停在一排房子前。媽媽把孩子抱下來。她剛下車，就聽見一陣金屬撞擊的聲音。她轉頭看 過去，院子角落有幾個大鐵籠子，里面是狗，黑色的，很大，脖子上拴著粗壯的鐵鏈。那狗 一看見她，就猛地往前撲，鐵鏈一下子繃緊，“嘩啦”一聲響。媽媽當時一下子慌了。她從 小怕狗，不管大狗小狗都怕。年輕時在村里去別人家借東西，第一句話總是：“你家有狗嗎？” 如果有，就再問一句：“拴著沒有？”

這兩只狗是拴著的，但媽媽還是往后退了一步。那狗一直在叫，聲音低沉，像獅吼，一下一下地往外沖。鐵鏈拉得直直的。她把孩子緊緊抱在懷里，慢慢往旁邊走，直到一個角度 ——狗看不見她——才停下來。

院子里還有一個養豬的地方，現在不養了，只剩幾頭野豬在圈里拱來拱去。還有辦公室，門開著，里面有桌子、椅子，有些亂。他們在院子里轉了一圈。老頭走得很慢，一走幾步就要停一下，嘴里一直說：“累死我了，累死我了。”進屋后，他直接躺到了床上。麗麗跟在旁邊，給他脫鞋、按腳，問他喝什么、吃什么。媽媽站在一邊，抱著孩子。

在院子里待到下午四點多，老頭把他們送回小區，就離開了。媽媽說到這兒時，像是在思考什么，停了片刻，說：“那個孩子，我替他擔心。”我問她為什么。她說：“從小什么都有。要什么給什么。以后要是受點罪，受得了嗎？”她又說了一句：“小樹不啃砍能長直嗎？”

小區保安曾告訴她，這一家換保姆換得很快，有一個月的，有一個禮拜的，甚至還有一天就走的。一年能換很多個。媽媽聽完，心里想：“這種人家，不好伺候。”

4.

每天，麗麗都要帶孩子去小區附近的公園。那個公園不大，但人多。滑梯、秋千、小車子，一圈一圈排著。孩子一進去，就不肯走。

過了幾天，麗麗說：“咱們都去吧。”媽媽就推著小車，跟著她一起下去。帶了水、零食，還有一條小被子。孩子玩了一會兒，就睡著了。媽媽把小被子蓋在他身上。中午的太陽慢慢升起，人少了一些。有的孩子被抱回家吃飯，有的還在玩。她那時候是看時間的。她沒有表，只能通過觀察別人的動作和太陽的位置來判斷時間。大概是快兩點了。

她說了一句：“咱們回家吧。”麗麗說：“他不回去。”她指了指孩子。“他一回家就哭。在這兒待到晚上。”媽媽沒有再說話。又過了一會兒，麗麗問她：“你餓嗎？”媽媽回答：“餓啊。”麗麗說：“那你先回去做飯吧。做好了給我打電話，我們再回去。”媽媽問：“做什么？”麗麗說：“蒸咱倆的米飯，炒兩個菜。”說完，又想起：“給我剝好四五瓣蒜，放小碗里。”

媽媽把孩子交給麗麗，一個人往回走。她回到家，先洗手。然后淘米、切菜。飯做好后，她打了個電話。那邊說：“馬上回。”她把鍋蓋好保溫，開始等待。

后來，她才慢慢了解到，她們家是吃兩頓飯的，中午不吃。有一天早上，麗麗問她：“你一天吃幾頓？”媽媽回答：“三頓。”她說這句話時，還笑了一下。媽媽當時覺得，這是什么問題。麗麗說：“我們都是兩頓，中午不吃。”媽媽聽完，啞口無言。她說：“我在哪兒干活都是三頓。”麗麗只是說：“那你餓了就吃點零食。”

她們出去時，總是會帶很多吃的。面包、牛奶、海苔、蘋果，都裝在一個包里。媽媽說那些東西，沒有一樣是給她準備的。

我問她：“那你中午怎么辦？”媽媽回答：“我就自己回來做。多做一點。她有時候晚上也不吃，我就吃剩下的。干凈。自己做的，自己知道。”在雇主眼里，保姆仿佛不需要正常的三餐，這正是階層區隔最日常、最刺痛的表現。

后來，她很少再問“什么時候回家”。到了點，她就自己往回走。做飯、吃飯，然后再回去。有一次，她在公園里找到機會對麗麗說了幾句：“孩子這么小，他不懂時間。你不說回家，他不知道回。他吃的喝的穿的玩的，樣樣都有，在哪兒都一樣。困了在車上就睡了。可是咱們大人呢？中午不回家吃飯，不休息一會兒，你不覺得累嗎？”麗麗說：“我吃點零食就行。”媽媽沒有再勸。人家的日子，是人家過的。但她不能跟著那樣過。

那天中午，她還是一個人回去做飯。她坐下來，自己吃了一碗飯。沒有菜，也吃完了。

5.

到了五月，處得時間長了，麗麗的兒子可愿意跟著媽媽了。

那是她們走得最遠的一次。媽媽說，她一開始沒覺得遠。跟著走，過了一個小橋，又走了一段，腿開始疼了。但不能說。說了人家就不要你了。

路邊有一家水果店。門口擺著草莓，一盒一盒的，很紅。孩子在車里，伸著手去夠。麗麗說：“要這一盒。”給了錢。草莓拿在手里，孩子就要吃。麗麗把草莓遞給店員，說：“去給洗一下。”店員說：“不好意思，我們這兒不管洗。”“必須洗。”店員還是那句話：“我們這兒不提供這個。”麗麗的聲音一下子高了：“我兒子要吃，你不給洗？你們一個個不老實的話，我連你們的店都砸了，你們統統別干了。想知道我的厲害，惹我試一試。”店里的人都看過來。媽媽站在旁邊，說了一句：“算了，咱們走吧，前面買瓶水再洗。”麗麗對媽媽說：“你少管，不洗就不行。”

來了個男的，像是店長。他說：“要不這樣，我們給你找點水，簡單沖一下，可以嗎？”麗麗說：“必須洗干凈。”媽媽對服務員說：“謝謝你們，就去給洗一下吧。”水不知道從哪兒接的。洗好的草莓遞過來的時候，媽媽伸手接了，又說了一句：“謝謝。”她聽見后面有人小聲說了一句：“什么人啊。”聲音不大。她沒回頭。麗麗把草莓遞給孩子，高興地說：“兒子，吃吧。”孩子吃了兩個，就不吃了。

走出店一百多米，媽媽才說：“麗麗，不要這樣對待她們。不管洗，就另想辦法。再說草莓不好洗，她們能洗干凈嗎？她們都不打算賣給你了。”麗麗說：“不賣也不行。要是洗不干凈，我兒子拉肚子了，回來沒完。”

又走了一段，進了一家超市。門口有存包的柜子。服務員說：“包要存一下。”麗麗說：“這個不行，這里面是我兒子的東西。”服務員看了她一眼，說：“那你帶著吧。”進去后，麗麗從小推車里把孩子抱下來，讓他在超市里隨便拿、隨便摸。小孩子什么都不懂。媽媽緊跟在后面，把他弄到地上的東西撿起來，放回原位。走到一個貨架前，他拿了一袋零食，直接就撕開吃了。一個女服務員走過來，說：“這個還沒結賬，不能先吃。”

媽媽馬上說：“一會兒一起結，可以嗎？”

服務員說：“先把這一袋拿去結一下吧。結完也不能在里面吃，這是規定。”

這句話剛說完，麗麗又變了臉。“我兒子餓了就得吃！什么規定不規定的！”服務員還想說什么。她聲音更大了：“你爺爺餓了不讓吃嗎？你知道我是北京的誰嗎？”沒人說話。她接著說：“聽說過八爺嗎？我一個電話，你們這店都開不了。”那個服務員站在那兒，沒再說話。很快，女店長過來了，兩個人小聲說了幾句。店長看了她們一眼，也沒再說什么，轉身走了。那袋零食，后來也沒人再提。人家那是規矩，但不是對所有人。

出了超市，走了一段，媽媽說：“孩子小，吃了就算了。但咱們大人得負責。”麗麗說：“你就是太怕他們。在北京，我們就是老大。”

那一刻，我深刻感受到母親的尷尬處境：她既要維護雇主的體面，又要守住自己做人的底線。那袋零食還在孩子手里，已經吃了一半。

6.

老頭有一次帶來一整箱紅富士蘋果。箱子很大，搬上樓的時候，媽媽一個人抱著，從車上到三樓，分兩趟才搬完。紙箱邊角有點濕，壓在手臂上，有一股涼意。搬完以后，老頭站在門口看著，說：“李大姐，你也吃蘋果，吃完我再給你們買。”媽媽回答：“好。”

她把蘋果一個一個拿出來，擦了擦，放進冰箱。一個也沒動。

媽媽對我講：“這個不能吃，這是規矩。人家讓你吃，是客氣。你真吃了，就是不懂事。”

有一天下午，小孩要吃蘋果。媽媽從冰箱里拿出一個，洗了，用刀切開，分成兩半。她用手托著，把一半遞給孩子。孩子還不到兩歲，手小，嘴也小。麗麗從臥室出來，看了一眼，說：“誰讓你切開的？”媽媽說：“這么大個，他咬不住。”“你別管。”麗麗說，“給他一個就行了。”她把另一半放在一邊，把完整的蘋果遞過去。孩子拿著蘋果，試著咬。嘴夠不著，鼻子先貼上去。蹭了一會兒，表面濕了一層。他咬了幾下，沒咬下來什么，反倒把蘋果磕得發黑。過了一會兒，他把蘋果往地上一扔，不吃了。蘋果在地上滾了一圈，停在茶幾腿邊。

媽媽彎腰，把蘋果撿起來。她用手抹了一下上面的灰，又看了一眼，沒說話，把它放在茶幾上。麗麗這時候開口了。她說：“你把我兒子吃不完的蘋果吃了吧。”想了想，又說：“這么大的蘋果，吃不完，別浪費。”

媽媽一聽就明白了，她說：“我不吃你兒子的蘋果，也不吃箱子的蘋果，我不愛吃水果。”屋里一下子安靜了。

“你想想，”媽媽說，“她老公讓我吃，她不讓我吃。這叫啥？”她說到這兒就不說了。我也不知道接什么。過了一會兒，她自己說：“看不起人。”

“她兒子那個蘋果，上面都是鼻涕和口水，她自己都不吃，叫我吃。”媽媽說，“我有志氣。我要是想吃蘋果，我自己去買。多少我都買得起。”

不是半個蘋果的事，而是尊嚴。母親用最樸素的方式守住了自己——她可以窮，可以辛苦，但絕不接受被輕賤。

那天，她沒有買蘋果。

7.

那天去看花。

“離得遠嗎？”媽媽問。“沒多遠。”麗麗說。

媽媽換了一件白衣服。那衣服是很多年前買的，洗得有點薄了。里面套了件秋衣。這種衣服平時不舍得穿，干活容易弄臟。她推著孩子，麗麗背著包，兩個人就出門了。走過去確實不遠。一大片櫻桃花，開得正盛，粉白一片，人很多。有人拿著相機，有人用手機，一棵樹底下站一對，換一棵樹又是一對。媽媽推著小車在里面慢慢走。她當時有點想拍照。不是非要拍，就是覺得——這種地方，她平時來不了。花也好，天也好，想留個念想。

媽媽沒有直接說出心中的想法。她先說：“這兒空氣真好。”又說：“花開得真好看。”麗麗說：“每年都這樣，人可多了。”媽媽便說：“我給你拍幾張吧，給你和你兒子拍。”麗麗說：“行，拍兩張就行。”媽媽給她拍了幾張，換了兩個角度。拍完以后，媽媽把手機遞過去：“你也給我拍兩張吧。”麗麗說：“行。”她拍了幾張。回到小區，又在樓下那棵開黃花的樹旁邊拍了兩張。

往回走的時候，天色漸暗。上樓時，麗麗在前面，媽媽在后面推車。走到樓道口，麗麗突然說了一句：“你以后不要穿得這么干凈。”媽媽以為自己聽錯了。麗麗又說了一遍：“你是保姆，穿這么干凈，讓別人看到不好。”

那一刻，媽媽的白上衣突然變得刺眼，像犯了什么錯。

樓道里有點涼。媽媽推著車，手還扶在把手上，沒動。她當時第一反應是——穿干凈，有什么不好？

媽媽說：“干凈點，不好嗎？”麗麗說：“不是這個意思。”她沒有再往下解釋。

我問她，那保姆該是什么樣？她沒有立即回答。過了一會兒，她說：“灰一點，舊一點，看著就知道是干活的人。”她停頓了一下，又說：“最好一眼就能看出來，和她不是一類人。”

那件白衣服，她沒有再穿過。收在袋子里，壓在箱子最下面。每當想起這句話，媽媽就明白：在城市很多家庭眼里，保姆不是“人”，而是功能性的存在。衣服干凈了，就模糊了階層的界限。這正是無數進城女性面對的隱形枷鎖——你可以用雙手照顧他們的下一代，卻不能分享他們定義的體面。

8.

有一次，孩子午睡時。屋里很安靜。媽媽在廚房洗碗，水開得不大，她怕吵醒孩子。洗到一半，臥室那邊傳來一點動靜。不是哭聲，像是翻身的聲音。她擦了擦手，準備過去看看。還沒走到門口，孩子突然哭了一聲。聲音不大。幾乎是同一時間，主臥的門一下子開了。麗麗跑出來，什么都沒穿。媽媽當時愣住了。人是往前走的，但腦子停了一下。

麗麗已經沖到床邊，把孩子抱起來，一邊哄一邊說：“兒子，兒子，我來了。”

“你把衣服穿上吧，孩子沒事，馬上睡著了。”媽媽在一旁說。孩子已經不哭了，只是哼哼。她這一喊，孩子立馬睜開眼，要讓她哄。

麗麗沒有理會，抱著孩子在屋里來回走。過了一會兒，她才說：“有什么關系，就咱們兩個人。”她連褲子都沒穿，孩子都快兩歲了。

她連褲頭都沒穿，孩子都快兩歲了。

還有一件事。孩子喜歡用手指去扣插座。家里插座很多，都很低。他一邊走一邊扣，看到一個，就蹲下來，用小手指往那個孔里戳。她看著心里擔心。媽媽過去拉開，孩子又過去。她跟麗麗說：“這個太危險了，能不能用膠帶粘一下？”麗麗在玩手機，看了一眼，說：“可以。”媽媽找來膠帶，把低一點的幾個插座封住。高一點的沒動。第二天，有兩個已經被撕開了。她又粘了一次。孩子不懂，大人得管。

說完，媽媽自己笑了一下，沒有再說下去。

還有一次，麗麗在客廳做指甲。桌上擺著一排顏色，紅的、白的，還有帶亮片的。她叫媽媽過去。“來，我給你做。”媽媽說不用，說要做飯、洗菜。麗麗說：“沒事，很快。”她把媽媽的手拉過去，一根一根地貼上假指甲，再用一個小燈烤。媽媽知道這個東西不好。“有毒。”她說，“天天洗菜做飯，不能弄這個。”

但她沒有把手抽回來。人家給你做，你不讓做，也不好。

做完以后，是白色的，上面有幾個小星星。她洗菜時很小心，手指伸進去一點點，怕掉下來。做飯的時候也慢，刀拿得不太穩。干活的人，手要聽使喚。這個，不聽使喚。

晚上，她一根根掰掉。干活的手，必須聽使喚。

通過這些瑣碎日常，我漸漸看到母親在“籠中”維持的平衡：她盡力做好工作，同時守住作為人的最后界限。

（以上為樣章，如果對本書稿感興趣的出版機構可以聯系：三明治keepintouchsmz@gmail.com）

關于作者

呂創，寫作者，獨立電影導演。曾師從劉立春老師，在IFA獨立制片協助機構修讀電影導演與編劇。

2008年完成第一個短篇小說。2010年開始一邊打工一邊寫作，沒中斷過。做過貨車司機、服務員、推銷員、洗車工、網管、保安、中控員、前臺、電話客服……上一份工作是便利店店員。

十幾年來寫了短篇、中篇、長篇累計上百萬字，大多寫完便存進硬盤。很長一段時間里，因為始終過不了自己那關，也怕一旦被拒，就不敢再寫了，幾乎沒有投稿。2021年，電影和寫作都看不到出路的時候，決定試一試，第一次投稿，短篇小說《混吃等死》獲臺灣時報文學獎首獎。

劇組經驗豐富，場工、場記、美術、道具、統籌、生活制片、執行制片人、制片人都做過，也擔任編劇。2012年開始新詩創作。電影長片作品：《希望在場》《奔赴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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