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天下”于“中國”：十至十三世紀南北士人的中國觀

2026年5月22日，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主辦的第四十一場“汲古論壇”在北京召開。本次論壇以“合‘天下’于‘中國’：十至十三世紀南北士人的中國觀”為主題，邀請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江湄主談，中國藝術研究院《文藝研究》雜志社副研究員陳斐與談。論壇由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焦天然主持，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兼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喻靜致開幕辭并做總結發言。

十至十三世紀，經歷了五代十國、宋、遼、金、西夏并峙，最后由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實現了更大規模的統一，這是中國從分裂走向統一的一個完整歷史周期，學界稱為“第二個南北朝時代”。江湄考察了這一時期中國士大夫如何在相互聯系、影響和競爭中重構兩漢以來的“天下—中國”觀，使之容納新的歷史變化，并以此為視角，對“征服王朝”如何進入中國、如何開啟合“天下”于“中國”的新的歷史進程展開了深入探討。

論壇現場

江湄從“第二個南北朝”及其歷史變局談起，她指出，十至十三世紀的歷史變局呈現出若干重要特征。首先是“澶淵體制”的形成。澶淵之盟的簽訂，是秦漢以后中原王朝第一次與長城之外的少數民族政權簽訂承認彼此平等的條約。此后，南宋與金按照這一模式訂立紹興和議。這一體制意味著“天有二日，地有二主”成為現實，北宋繼承漢唐為天下正統的資格受到嚴重挑戰，這也是宋朝正統論興起的重要背景。

其次是“華夷之辨”的重提與民族主義萌芽。兩宋尤其是南宋大講“華夷之辨”，將已經高度中國化的遼、金仍稱為“夷狄”。這等于在種族文化區別的基礎上建立國家認同，已具有民族主義的意味。近代學者追溯中國民族主義的思想淵源，往往追溯到兩宋的“華夷之辨”，而非魏晉南北朝時期，正是因為兩宋的“華夷之辨”將士人、民眾對宋朝的中國認同建立在種族文化之別的基礎之上。

第三是遼、夏、金、元的建立者具有自覺的民族意識。他們創制自己的文字，刻意維護本民族作為統治階層的地位。學術界所謂“征服王朝論”即由此立論。同時，這些北族王朝有意識地將自身文化傳統與中原文化傳統相結合，創造出許多新制度。遼朝實行南北面官制度、五京制度、捺缽制度、多元法律系統；元朝則有“國族”“國語”“國字”“國禮”以及“四等人”制度。在意識形態層面，元朝除了儒道之外，還將藏傳佛教奉為國教，設立宣政院、帝師制度，其“道”突破了韓愈界定的范疇，具備了多元性。

江湄進一步區分了“多元型天下”與“圈層型天下”。學者王柯指出，秦漢隋唐的天下是圈層型的，從一個中心層層外擴，分為郡縣制的天下、羈縻的天下、朝貢的天下。而元清的天下是多元型的，將直接統治范圍劃分為多元的民族、文化、宗教、政治、社會組織單位。姚大力、杉山正明等學者提出“小中國”與“大中國”的概念，認為元朝以后中國才能夠將東北、蒙古、新疆、西藏四大邊疆包括在內，完成了從“小中國”向“大中國”的轉變。面對這種復合型、多元型的大中國，一個核心問題隨之浮現：這種多元性的帝國有真正的一體性嗎？江湄提示，第一個南北朝時有正閏之爭，而第二個南北朝時，宋和金對“中國”的觀念進行了復雜的思想建構，這是很有趣的現象。

江湄著《何處是“中州”？ : 十至十三世紀的中國歷史與觀念變局》，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6年3月

接下來，江湄系統梳理了現當代史學界解釋十至十三世紀歷史變化的來自海外漢學界的兩種主要理論模式：“唐宋變革論”與“征服王朝論”，并提出對此兩種理論模式的超越。

“唐宋變革論”由內藤湖南、宮崎市定提出，認為東洋的“近世”在宋朝已經開始。其標志包括：門閥士族的貴族政治退場，科舉士大夫成為政治統治者；文化的世俗化、平民化；商業資本主義發展；以及“華夷之辨”所體現的漢族民族主義。該理論將宋朝視為漢族的民族國家，將澶淵之盟、紹興和議等理解為民族國家與國際體系的前身。

“征服王朝論”由魏特夫提出，他將第一個南北朝時期的北族王朝稱為“滲透王朝”，將遼、金、元、清稱為“征服王朝”，認為它們是內亞游牧民族征服、入侵、支配中國而建立的游牧帝國。日本的“征服王朝論”更為激進，將中唐以后包括五代、遼、西夏、金、元都置于“內亞史”脈絡中，只有宋朝史被視為中國史，從而制造了內亞史與中國史的兩條脈絡。

江湄提出，這兩種理論背后有一個共同的觀念前提，即國家的形態要么是帝國，要么是民族國家。前者由一個民族統治多個民族，后者則是由一個民族建立的獨立國家。近代以來，羅馬帝國、奧斯曼帝國、奧匈帝國紛紛瓦解為民族國家，唯獨中國是一個例外。由此產生了黃宗智所謂的“中國研究的規范認識危機”，當我們用來自西方歷史的概念來看待中國史時，中國總是一個悖論性的存在：古代的中國既是一個帝國又不是一個帝國，現代的中國既是一個民族國家又不是一個民族國家。這種無法自洽的悖論狀態，是當前學術界面臨的重大問題。對此她強調，我們需要超越“帝國—民族國家”的觀念前提，真正理解中國古代的政治文化認同模式及其現代轉換。只有這樣，才能搞清楚中國史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內在邏輯，以及元以后“合而不再分”的歷史動力。

江湄主張回到“天下—中國”觀。中國古代的國家本質上是一種“天下型國家”或“天下政體”，其背后是“天人合一”的氣化宇宙論作為世界觀基礎。中國經史傳統所塑造了“天”“天下”“天命”“天道”“王道”“中國”“華夷”“大一統”“正閏”等一系列概念。所謂“天下”，是生民萬物各得其所、合理而有意義的生存空間，具有神圣性和宗教意味。天子領導士大夫、官僚，使天下運作符合天道，此即“王道”。天子所在的國家就叫“中國”，“中國”絕非漢族國家之號，也不是以任何一個民族為主體的國家之號，而是領導天下的國家的名號。中國作為“天下共同體”的當值者，王朝有興亡更迭，但“中國”和它領導下的天下共同體卻在不斷持續、發展、壯大。這就是經史之學蘊含并且反復訴說的歷史邏輯。

基于此，江湄重新審視了十至十三世紀南北士人對“中國”觀念的建構。宋人的中國觀有其特殊性。成一農發現，宋朝文獻中第一次將一個固定的地理范圍“九州”與一個政權合一稱為“中國”。譚凱在《肇造區夏》中認為，宋朝的中國觀具備了近代國家的意涵，中國與遼、金、高麗、大理、安南等形成了超越朝貢體系的多元國際關系。江湄則通過對出使遼金行記的深入分析，揭示了更為復雜的面貌。這批文獻記錄了宋朝使者對遼、金的第一手觀察，充滿了生動的細節。金世宗、金章宗時期已經高度中國化，南宋使者卻有意忽視雙方相同的方面，刻意突出差異性，這折射出南宋人害怕“中國”被胡風與華俗雜糅的文化所篡奪的焦慮。

江湄對比了不同時期的心態變化。北宋使者初使金國聯合攻遼時，欣賞女真風俗之質樸，反思宋朝文化過于文弱，待金朝占據中原后，使者則開始強調金朝“學不像”的差異性。在當時的士大夫心目中，宋朝作為中國的唯一根據就是“中國衣冠禮樂之舊”，文化心態十分脆弱。宋人的“華夷之辨”落實在現實中，只能為宋朝“守內虛外、消極防御”的政策提供經學論證，而并不能真正形成一個民族文化政權邊界合一的中國。其結果是契丹、女真、蒙古相繼興起，爭奪并最終取得了天下的領導權。

宋朝中國觀的完整面貌，需要將“華夷之辨”與“正統論”“道統論”結合起來看。正統論由歐陽修提出，道統論由朱熹集大成。在南宋失去中原、光復無望的情況下，以朱熹為代表的思想家將中國文明傳統總結為正統與道統兩大精神原則。尤其是道統，已被高度形而上學化、抽象化，內在于人心，實踐于每一位士人的人生之中。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一語便由此發展而來，南宋可以亡，但中國不會亡，因為“道”在每個中國士人心中。華裔學者楊紹云的研究也表明，宋人的“華夷之辨”非但不能固定種族文化界限，反而使這一界限更具流動性，使華夷之間的互相轉化更具可能性。因此，江湄強調，大講“華夷之辨”的南宋，其立國原理不可能是民族主義，而只能是變化了的天下主義。宋代思想家給不出近代國族觀念，而是建立了一套以正統、道統整合天下的思想體系，給出了一套繼承了漢朝的大一統而有所變化的中國原理。

江湄特別關注金朝后期至元朝初期的“中州士”群體以及他們的“中國”理想。金朝被蒙古逼迫退至黃河以南、以開封為都時，卻大講“蜀漢正統論”，這源自于金朝后期的士人形成了“中州士”的認同。他們自稱“中州士”，一方面針對在上的女真、蒙古統治者，一方面針對南宋的“江左士”。他們接受了南宋的理學和道統論，但做了重要改造：將道統與文脈合一，回歸韓愈、歐陽修的道統觀，形成“大道統論”，代表人物為趙秉文、元好問。他們改造了“蜀漢正統論”的內涵：劉備與諸葛亮之所以為正統，并非因為他們是漢朝后裔，而是因為他們秉持堯舜三代“公天下”的理想。“公天下”意味著漢族政權不能籠統地自居正統，女真族同樣可以問鼎正統。“中州士”也用“公天下”的王道理想批評金朝統治者對漢族士大夫防備與不公，并認為這正是金朝敗亡的原因。

蒙古建國后，郝經、許衡、劉秉忠等“中州士”成為忽必烈的重要謀臣。郝經與文天祥是同時代人，文天祥為南宋盡忠，郝經則被賈似道扣留十六年，為蒙古國守節不屈。郝經勸忽必烈用“二帝三王之道”治理天下，他們想象的大一統，是仁政、王道下的華夷一統，是禮樂之制下的天下一家。在金朝滅亡、蒙古尚未真正接受中原政教傳統的歷史危機時刻，這批“中州士”將中國文明傳統，即斯文、道統的存亡續絕擔負于自身，將北族王朝能夠成為“中國”乃至“正統”的正當性與合法性系于自身。正是他們的中國觀念建構和文化存續工作，使得中國的政教傳統得以延續，給多元的北族王朝以統合性和一體性。

江湄強調了金元之際和宋元之際“國亡史作”觀念的重要意義。與以往朝代更迭后的修史不同，作為具體國家的金朝沒了、宋朝沒了，并不意味著中國就沒有了。只要中國的政教傳統、文明傳統還在延續，中國就在。“中國之道不亡則中國不亡”這一觀念的興起，意味著中國被理解為一個超越具體王朝的精神原則和文明傳統。

最后，江湄作出總結，中國歷史的連續性并非自然天成，而是在每一次斷裂與危機中，由“中州士”這樣的士人群體以存亡續絕的精神主動塑造的結果。十至十三世紀，征服王朝之所以能進入中國，使中國得到更大規模的擴容和鞏固，正是得益于這種中國觀念的建構，使歷史在斷裂中實現躍進，而非走向民族國家分立。在世界史上，中國是唯一能歷經分裂而不斷重建的大一統王朝國家，也是唯一在現代轉型中保持多元疆域與文明的多民族國家。理解這兩個“例外”，需超越帝國與民族國家的西方框架，回到“天下—中國”的古典觀念，方能看清中國自身的歷史邏輯與分合機制。

論壇海報

與談人陳斐副研究員高度評價江湄教授的研究，認為其具有問題多元、反思深刻、使命強烈三大特點。他提出，江湄教授成功地將思想史與社會史、制度史相結合，回到中國經史傳統的內在脈絡，避免了以今律古的偏差。陳斐強調，今人研究古代，最難的是進入古人的思想世界，正所謂“既不能以古限今，也不能以今律古”，主張在流變的語境中理解概念。他進一步提出，“天下—中國觀”與“華夷之辨”并非一套嚴密的系統，而是古人在應對現實問題時靈活調用的思想工具，不必強求融通。他還對比宋代與晚清，指出宋代雖有爭“中國”之名，但“道出于一”；晚清西學東漸，則出現“道出于二”的“兩頭蛇”困境，中國觀也隨之發生根本性變化。最后，他以“道貫古今常亦變”作結，強調歷史研究中“常”與“變”的辯證關系。

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兼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喻靜研究員在總結中指出，“何為中國”是一個復雜而根本的問題。她從佛教藝術史視角補充，認為遼代的文化自信來源于《華嚴經》，提示中國歷史上的治理術是中原經學的道統與多元傳統的結合。她提出，古今認知的差異體現于時間觀的不同，古人秉持循環的時間觀，以追溯三代為理想，而現代性植入的進步線性時間觀深刻影響了我們對歷史的認知。她強調，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需要我們重新整合歷史資源，考古學之所以重要，正因其能無限延伸文明的時間深度。

本次論壇通過對十至十三世紀南北士人中國觀的深入探討，揭示了“中國”作為文明傳統和精神原則，如何在歷史斷裂與危機中不斷被塑造與延續，對理解中國的歷史連續性與文化主體性與認識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機制具有重要學術價值與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