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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現場圖(主辦方提供)
5月21日,“2026·中歐人權研討會”在法國巴黎舉行。在全球秩序經歷深刻演變的背景下,來自2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150余位代表,圍繞“國際秩序演變與人權未來”核心議題,就人權發展道路、多邊合作與民生保障等展開對話。
人權發展道路的多樣性
人權普遍性原則如何與不同國家的歷史文化、現實條件相結合,是與會者討論的焦點之一。一個普遍的共識是,人權普遍性并不指向單一的實現模式,而要在尊重不同文明、結合各國國情的基礎上得以實現。
希臘前總理喬治·A.帕潘德里歐在視頻致辭中表示,“人權并不是任何一個文明獨有的、專屬的”,從東方的孔子到西方的亞里士多德,人類對正義的追求從未停止。他認為,真正的對話需要勇氣,“不僅要審視別人,也要審視自己”。法國海外科學院常任秘書多米尼克·巴若從歐洲自身的歷史演變出發,回顧了殖民經歷與外部模式的影響,認為中歐作為古老文明,可以通過對話尋求對彼此發展道路的理解。
這種“共識”的核心,在于承認和尊重各國自主選擇人權發展道路的權利。中國駐法國大使館公使沈鋼表示,中國人權事業的發展路徑,是“堅持將人權普遍性原則和中國實際相結合,走適合本國國情的人權發展道路”。意大利國家研究委員會國際法研究所前所長法比奧·馬爾切利則認為,人權的普遍性與國家主權并不構成對立,關鍵在于如何結合國情有效落實。他認為,中國在保障人權領域的實踐為此提供了實例。
與會學者還探討了對話如何超越既有認知框架。希臘克里特大區文化參事埃萊尼·弗拉西從文化傳統切入,指出古希臘詞匯中早已蘊含了社群(da-mo)、正義(di-ka)等概念,而中國的“和”文化強調天地人之間的平衡。她認為,這些不同的文化傳統不應相互對立,而應成為對話的基石。前瑞士駐華武官、漢學家賀彼得也認為,根植于中國文化中的“和而不同”理念,決定了中國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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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現場圖(主辦方提供)
多邊合作應對共同挑戰
面對單邊主義、地緣沖突等對全球秩序帶來的沖擊,與會專家普遍認為,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踐行多邊主義,是推動全球人權治理走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
波蘭華沙斯特凡?維辛斯基大學教授亞當·維羅姆斯基表示,過去數十年,個別國家憑借其優勢地位,時常以人權名義實施干預。隨著世界多極化格局的形成,尤其是亞洲成為全球發展的重要引擎,單邊主義的意識形態影響力正在受到制約。羅馬尼亞前副總理兼外長阿德里安·賽韋林提醒,人權有被用作“地緣政治爭斗工具”的危險,選擇性的“雙重標準”會使人權本身失去信譽。他主張,“人權不應該成為分裂的口號、對抗的武器,而是一個關于正義、團結、共同人性的共同語言。”
在此背景下,中國提出的理念與方案受到與會者關注。中國人權研究會秘書長唐建軍在致辭中系統闡述了中方立場,提出中歐應“堅定做人權文明對話的倡導者”“堅持做真正多邊主義的捍衛者”。賀彼得認為,在當前聯合國面臨挑戰的背景下,中國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議,即發展倡議、安全倡議、文明倡議、治理倡議,明確提出應尊重《聯合國憲章》,為維護多邊體系作出了積極努力。
埃萊尼·弗拉西強調,在一個深度互聯的世界里,主權不應被視為關閉對話的“大門”,而應是在多邊主義框架下承擔更廣泛對話的“責任”。氣候變化等新興議題更加凸顯了多邊合作的必要性。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郝魯怡指出,氣候變化問題已演變為關乎發展與社會正義的復雜難題,是人類面臨的共同威脅,需要各國協同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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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現場圖(主辦方提供)
人權的落腳點:民生與尊嚴
對話顯示,與會者普遍認為,人權的價值最終需要體現民眾生活改善和個人尊嚴的保障上。沈鋼公使引述稱,“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權。”衡量一個國家人權狀況的關鍵,在于其人民能否在現實生活中真實地享有各項權利。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陳柏峰提出,當代人權保障的關鍵,在于推動其從“法律上被承認的權利主體”向“現實中能真實享有權利的個體”轉變。唐建軍秘書長在發言中指出,中國堅持將生存權、發展權作為首要的基本人權,人權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他用一系列數據對此進行說明:中國消除了絕對貧困,人均預期壽命達到79.25歲,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11.3年,全國森林覆蓋率超過25%。沈鋼公使也提及,中國的人均GDP從幾十美元提高到1.3萬美元,文盲率從近80%降至2.67%,這些事實反映了中國人權保障狀況的一些變化。
對特定群體的保障也是討論內容之一。唐建軍秘書長介紹,今年3月,全國人大審議通過《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保障各民族共同繁榮;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生占比超過半數(50.76%),教育賦能成為女性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面向8500萬殘疾人的無障礙公共服務體系不斷完善。華東政法大學教授胡玉鴻認為,人權精神的核心內容之一,就是對社會中最需要幫助的群體予以關注和扶持。
討論接近尾聲時,埃萊尼·弗拉西分享了古希臘詞匯“悲憫”(Compassion)的內涵——“面對別人身上的不公平的惡所感受到的痛苦能夠感同身受”。她認為,這種共情能力是人權保護的真正基礎,它促使人們超越冰冷的法律條文,將人權真正落實到每一個“人”的身上。這與賽維林教授所強調的“國際團結”,共同指向了一個超越分歧、回歸人本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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