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翻30年前舊賬起訴勞爾·卡斯特羅，對古巴軍事選項優先級上升

2026年5月20日是古巴脫離美國軍事統治124周年紀念日。就在同一天，美國在佛羅里達州南區聯邦地區法院，就古巴革命領袖勞爾·卡斯特羅等人提出正式指控，“罪名”涉及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飛機被擊落事件中的謀殺4人及破壞飛機等罪行。古巴外交部長羅德里格斯20日在社交媒體上譴責美國政府對勞爾·卡斯特羅提出“非法且不正當的指控”，稱所謂“起訴”是基于謊言的“鬧劇”，企圖為其侵略古巴尋找借口。

與此同時，“尼米茲”號航空母艦及其護航軍艦當天進入加勒比海南部，加強對古巴的軍事威懾。這些舉措與今年1月美國武力抓捕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的做法如出一轍。在長期施壓卻遲遲不見古巴政府屈服的情況下，美國對古動武的可能性陡增。

30年前舊賬為何今日重翻？

特朗普政府此時重提“兄弟救援隊”（Hermanos alRescate）舊案，表面上是追究1996年古巴擊落飛機事件的責任，實質上則意味著美國對古政策的再度強硬升級。

“兄弟救援隊”由古巴裔美國飛行員何塞·巴蘇爾托（José Basulto）和其他一些居住在美國的古巴流亡者于20世紀90年代初成立，最初主要在佛羅里達海峽巡邏，搜尋試圖乘木筏逃離古巴的難民，并向美國海岸警衛隊通報位置。其創始人巴蘇爾托曾參與1961年由中央情報局（CIA）組織和訓練的流亡武裝分子入侵古巴的豬灣行動。但隨著1994年美古移民協議簽署和1995年“濕腳干腳”政策（如果古巴人在海上被抓獲，將被遣返回國）的實施，海上偷渡人數下降，該組織的活動逐漸帶上更強的政治挑釁色彩，不僅多次飛越古巴領空、散發傳單，還公然騷擾古巴政府。

1996年2月24日，古巴流亡者組織“兄弟救援隊”的三架塞斯納337空中霸王飛機（Cessna 337 Skymaster）從邁阿密附近機場起飛，搜尋試圖乘筏偷渡美國的古巴民眾。飛機航行到佛羅里達和古巴之間的海域后，古巴軍方隨即將其擊落。而在此之前，“兄弟救援隊”已25次侵犯古巴領空，古巴官員也曾多次要求美國當局加以阻止。

事件發生前，古巴方面并非沒有嘗試通過外交途徑化解危機。1996年1月，古巴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曾通過時任美國國會議員比爾·理查森（Bill Richardson）尋求秘密溝通，希望以釋放數名政治犯作為交換，換取克林頓總統確保“兄弟救援隊”停止飛越古巴的承諾。

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2026年5月19日披露的材料顯示，理查森向卡斯特羅表示他已從總統那里取得相關承諾，但實際上，他接觸的只是白宮其他助手，后者又試圖推動交通部長費德里科·佩尼亞（Federico Pe?a）出面要求聯邦航空管理局介入。也就是說，在古巴看來，美國已經給出了“停飛”承諾；但在美國國內，這一承諾并未真正轉化為可執行的管制措施。

事發前一天，白宮負責古巴事務的官員理查德·努喬（Richard Nuccio）已收到“兄弟救援隊”次日飛行的消息。他隨即向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桑迪·伯杰(Sandy Berger)發出預警，認為古巴國內緊張氣氛已經足夠嚴重，這次飛行可能最終促使古巴方面試圖擊落或迫降飛機。努喬隨后要求邁阿密的聯邦航空管理局阻止航班，但對方拒絕采取強制措施，只同意再次警告巴蘇爾托不要侵犯古巴領空。此前，聯邦航空管理局內部文件也已提到，美國國務院曾要求其采取更有力措施，并擔心“最壞情況”就是古巴某天擊落其中一架飛機。

飛機被擊落后，克林頓政府并未選擇對古巴軍事設施實施直接打擊，而是將事件轉化為制裁升級的政治契機。1996年3月12日，克林頓簽署《古巴自由與民主團結法案》，即《赫爾姆斯-伯頓法案》，把對古禁運進一步法律化、制度化。該法不僅加強了既有禁運，還把美國對古巴“民主過渡”的要求寫入法律框架，使后來任何一屆美國政府若要實質性解除禁運，都受到國會和一系列政治條件的制約。

1996年“兄弟救援隊”事件在美古關系史上具有雙重含義：對古巴而言，這是美國未能兌現“制止挑釁飛行”承諾后的危機失控；對美國而言，飛機被擊落則迅速成為強化對古制裁的政治理由。

如今，特朗普政府重新追訴勞爾·卡斯特羅，標志著美國放棄了不直接干預古巴政權更迭的傳統戰略假設，也符合本屆政府所謂“維護西半球安全與穩定”的意圖。這是數月施壓行動中最激進的舉措之一，旨在迫使古巴政府做出重大政治和經濟讓步。

起訴勞爾·卡斯特羅，更將壓力直接引向古巴革命政權的最高政治象征——盡管勞爾·卡斯特羅已卸任國家領導職務，其政治符號意義依然強烈。翻起這樁30年前的舊賬，真正要傳遞的并不是“歷史清算”本身，而是借司法手段升級對古極限施壓，強化政權更迭的議程。

多管齊下，極限施壓再度升級

2026年5月以來，美國對古巴的施壓明顯加速。新的多重制裁旨在年底前實現古巴政權更迭，這一想法似乎出自國務卿魯比奧的長期盟友、前國務院拉丁美洲特使毛里西奧·克拉韋爾-卡羅內之手。他去年曾將這些制裁措施描述為“創新性措施”，旨在給飽受制裁打擊的古巴經濟帶來“短期陣痛”。

5月1日，特朗普簽署第14404號行政令，正式建立新的對古巴制裁框架。根據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OFAC）的解釋，該行政令授權制裁在古巴能源、國防及相關物資、金屬與采礦、金融服務、安全等部門運營的外國人員和機構。更關鍵的是，它把制裁風險從古巴本國官員和實體，擴展到向古巴政府或被制裁對象提供資金、物資、技術和服務支持的第三國企業與金融機構。過去，美國主要通過禁運和定點制裁限制古巴對外經貿；而現在，美國試圖讓任何與古巴關鍵部門合作的外國企業都面臨合規風險。

制裁很快落到具體目標上。5月7日，美國國務院和財政部依據第14404號行政令，將古巴軍方控制的企業管理集團股份公司（GAESA）、莫阿鎳廠(Moa Nickel S.A.)以及相關負責人列入制裁范圍。企業管理集團股份公司掌握古巴旅游、金融、商業和物流等關鍵經濟資源，莫阿鎳廠則涉及古巴重要的鎳鈷產業。美國選擇這兩個目標，并不是單純懲罰個別機構，而是直指古巴軍方經濟體系和重要外匯來源。

加拿大礦企謝里特（Sherritt）長期深度參與古巴鎳鈷和能源項目。美國擴大制裁后，謝里特宣布暫停直接參與古巴合資業務，三名董事辭職，并開始重新評估其古巴風險敞口。隨后該公司又暫緩徹底解散古巴合資項目，尋求新的安排。謝里特的遭遇令其他在古巴運營的外國酒店運營商、金融機構和能源公司，尤其是西班牙連鎖酒店美利亞和伊貝羅斯塔高度警惕。美國政府只給了外國公司短短四周的時間，要求它們在美資產被凍結前，停止與任何企業管理集團股份公司旗下實體進行的交易。

與此同時，美國的能源施壓加劇了古巴內部危機。多種封鎖造成古巴能源危機頻繁爆發，電網瀕臨崩潰。5月13日，古巴境內的柴油和燃料油庫存已完全清零。首都哈瓦那的基本供電需求無法保障，部分偏遠省份甚至連續24小時無電可用。

美國對古動武的優先級正在提升

美國尚未公開宣布對古巴采取軍事行動，但軍事選項的政治優先級正在上升。

這一變化首先來自美國對制裁效果的不滿。特朗普政府原本希望通過能源封鎖、金融制裁和外交威懾，迫使古巴領導層接受重大政治經濟改革。但古巴并未迅速屈服，反而繼續強調主權和平等談判。在這種情況下，華盛頓內部自然會出現升級施壓工具的沖動。美國民主黨參議員已提出戰爭權力決議，試圖阻止特朗普對古巴使用武力，他們援引的理由包括特朗普多次威脅向古巴派兵，以及有關南方司令部被要求制定攻擊方案。

軍事壓力還體現在區域部署和安全敘事的變化上。

自2月份以來，美國政府已在古巴附近海域進行了25次情報搜集監視飛行，其模式與今年早些時候對委內瑞拉和伊朗采取軍事行動前的策略類似。

美國南方司令部3月宣布，“尼米茲”號航母將參與“南方海域2026”部署，任務包括加強與加勒比、中美洲和南美國家的海上合作與互操作性。官方說法是例行和伙伴合作性質，但在美古關系急劇緊張的背景下，航母進入南方司令部責任區，本身就會放大對哈瓦那的威懾效果。

目前，美國政府打算將“尼米茲”號航母及其搭載的戰斗機作為武力展示，而不是像“杰拉爾德·福特”號航母在今年1月突襲委內瑞拉時那樣，作為大規模軍事行動的平臺。魯比奧最近與美國南方司令部司令在一張醒目的古巴地圖前合影，無疑又在暗示美國軍事行動的下一步對象。

重壓之下，對話仍是出路

越是在高壓之下，對話越顯得必要。美國對古巴的政策看似越來越強硬，但仔細觀察會發現，并沒有完全關閉談判窗口，一邊用制裁和軍事威懾制造痛感，一邊向古巴提出改革、安全和合作條件。

5月14日，中央情報局局長拉特克利夫訪問哈瓦那，是這一輪緊張局勢中的重要信號。這是1959年古巴革命以來，中情局局長罕見訪問古巴。拉特克利夫向古方傳遞的信息很明確：美國愿意認真討論經濟和安全問題，但前提是古巴作出根本性改變。美國沒有公開說明所謂“根本性改變”的具體清單，但長期以來，美國要求古巴開放國家主導型經濟、處理被沒收資產賠償問題并舉行“自由和公平”選舉。

古巴外交官多次表示，哈瓦那愿與美國對話，但不會接受“最后通牒”。古巴常駐聯合國代表埃內斯托·索貝隆·古斯曼此前接受美聯社采訪時稱，釋放政治犯等內部問題不應被擺上談判桌，并強調古巴正在為各種情景做準備。

不過，自上月初哈瓦那高級別會談以來，雙方似乎陷入僵局。從現實角度看，對話仍是唯一可控的出路。美國的極限施壓可以制造短期震動，卻未必能帶來穩定結果。若古巴能源危機繼續惡化，最先承受代價的是普通民眾；若軍事脅迫繼續升溫，風險也不只屬于哈瓦那，還會外溢為加勒比移民危機、人道危機和地區安全危機。對美國而言，古巴不是遠方戰場，而是距離佛羅里達只有145公里的加勒比鄰國。把古巴推向崩潰，不等于把問題解決，只可能把危機推到美國家門口。

（李俊霖，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全球與區域國別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