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吳老師開了一個小欄目“吳聊”,這些不到1000字的小作文,是吳老師的隨身筆記,有一時興起有感而發的碎碎念,也有當下熱點事件的實時解讀。今天我們分享其中的三條,希望我們在這個時代欲言又止的話,可以在“吳聊”中有的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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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四十該做什么?
在我所接觸過的學界前輩中,第一妙人是張五常老師。在未見面前,讀他的《佃農理論》和《蜜蜂的神話》,每每為他的聰慧和洞見拍案不已。
我第一次見到張先生是2007年12月1日,為什么記得那么清楚?因為那天是他生日,一干杭州的朋友在西湖邊的望湖樓為他慶生。席間,有人問他,平生最得意的功夫是什么?他答:拍照第一,書法第二,學問第三。
眾人哈哈笑,那天他生日,所以他說什么都是對的。
酒過三巡,乘著先生興致頗高,我請他題寫一本新書的書名,他順口就答應了。店家取來筆墨宣紙,他借著酒勁連寫數遍,直至滿意。這便是《激蕩三十年》封面上那暢快淋漓的五個字。
他問我,你今年多大了。我答,馬上四十了。
他停頓片刻,然后幽幽地說,“人到四十,就不應該把時間浪費在不緊要的事情上了。”
張先生接下來講的一段話,對我的一生影響至深。他說,四十歲的人,該煉的武功都煉成了,這時候最要緊的事情是跑到江湖之上,提刀去找那個最值得殺的高手。要么殺掉他,要么被他殺掉。一生功名,在此一舉。
張先生四十三歲那年,正在芝加哥大學寫論文當教授,有一天,在學校林間悠閑行走,他的老師羅納德·科斯叫住他說,“Steven,你的國家即將展開一場偉大的經濟變革,你不應該在這里跟我們鬼混了,你要回去,目睹它的發生。”
張五常因此回到香港。那年正是1978年。
當世華裔經濟學家,公認最接近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兩個人,一是楊小凱,一是張五常,楊先生被上帝早早的接走了,張先生則被他的老師“趕”到回中國,成為了改革開放最重要的觀察者之一。
張先生學問做得好,天資奇高是一部分,更難得的是注重實證調研。他教我說,“一地經濟是不是向好,看什么?其他都是扯淡,就看兩點,一是廠房租金,二是勞動力成本。“他還說,“如果99%的經濟學論文沒有發表,世界照樣會發展成現在這個樣子。”
那天,張先生酒興大發,跟我們一群人闊聊到子夜,臨分手時,醉態可掬的他很得意的說,“你們如果到了70歲還能跟我這般就很厲害了,有一群年輕人愿意跟你聊天到半夜,你的精力和腦力居然還拼得過他們。”
那個初冬的湖畔之夜,張先生對我洗腦成功。后來的七八年里,我坐冷板凳,專心于中國企業史的創作,大抵是得了他的教訓。而最近十來年,我跑去做自媒體,渾渾噩噩到今天,不知道再見張先生,會不會遭他斥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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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青春都充滿了挫敗感
到了我這個年紀,“青年節”是猝不及防地到來的。它原本已不在期待之中,只是昨日凌晨,突然在手機屏幕上,從五月四號變成了“五四青年節”。
艾略特在《荒原》中寫道,“四月是最殘忍的月份。從枯死的泥地里,硬長出丁香花。把記憶和欲望混合在一起,用春雨攪動遲鈍的根蒂。”在我的印象中,這是對青春最貼切的描述,殘忍,頑強,肆無忌憚,如生生不息的野草,以成長的名義顛覆一切。
1998年,一部名叫《泰坦尼克號》的好萊塢電影在全球上映,風暴來襲,巨輪沉沒,杰克與露絲的愛情卻在冰冷的海面上綻放。那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中國第一次出現民營企業的大面積倒閉事件,太陽神、巨人、秦池、愛多、南德、三株、瀛海威、亞細亞相繼沉沒,我如同一頭嗅到血腥的獵犬,奔波于各地,著手創作一部新書。
那年我三十歲。兩年后新書出版,我給它起名《大敗局》。
在我所有的作品中,《大敗局》最為殘忍和肆無忌憚,卻也最難以復制,那個年紀,那個年代,那個故事。
其實,幾乎每一個人的青春都充滿了挫敗感。風暴若不來襲,哪來奇跡出現,夢想若不幻滅,青春如何見證。
在我的青春年代,正值國家巨變,經濟騰飛,“所有的改革都是從違法開始的”。想當年,有三位跟我年紀相近的年輕人,黃光裕、丁磊、陳天橋,從白手起家,在三十歲左右的年紀一躍而為“中國首富”。
然而,二十余年之后,他們卻不是同時代人中最為成功的。
我記得很多年前去天臺國清寺,一位大和尚站在隋梅下,悠悠地對我說,“在你的一生中,有兩個東西是一定會來過的。”
我問,“它們是什么?”
大和尚曰:“一個是愛情,一個是金錢。”
我當時聞言哈哈大笑,大和尚恍恍惚惚地望著我,欲言又止。
如今思來,恍若隔世。
今天的我,居然也到了欲言又止的年紀。“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滿了南山。”
所有的朋友們,青年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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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事吧”
又有一位新的天子要來了。汴梁城外封丘門,百官在寒風中跪拜等候,第一排中央,唯馮道低眉兀立。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五十四年時間里,中原更替了梁唐晉漢周五個皇朝,“兵強馬壯者為天子”,這其中有漢人、契丹人和沙陀人。汴梁城頭的大旗不時變換,而崇元殿里的領班大臣卻數十年就是那個人。
馮道身歷四朝,先后伺候了十位天子,當了24年宰相。在中國古代史上,有那么幾個人,生前成就不朽功業,身后卻讓后人避而不談,管仲是一個,商鞅是一個,王安石是一個,馮道是一個。
其中,最難言說的恐怕還是這個馮道。經典儒家講究君君臣臣,君辱臣死,而馮道卻不挑不揀,是個皇帝就服侍,如假包換的貳臣一枚。然而,如果你換個角度來看,在半個多世紀的亂世里,他如同一臺破爛機器中的那個穩定的軸心,雖然十分的不堪,卻維持著朝野秩序的運轉。
這幾天,居然追完了48集的《太平年》。最讓人難忘和糾結的就是馮道。
千年儒家道統,從孔孟、程朱到陸王,在君臣關系上其實各有表述。孟子說的最刺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馮道心目中的排序,似乎最符合孟子的標準。
在《太平年》里,導演為馮道設計了一個碩大的書房,上下左右俱是典章奏折,他日日在昏暗的燭光下往復批閱。朝堂之上刀光劍影,他的助手戰戰兢兢,馮道的回復只有一句話:“做事吧”。
做什么事?汴梁街巷的一段安寧,老百姓飯碗里的一勺熱粥。
郭威問馮道,如何成就萬世太平?馮道說,神仙也做不到。那么,千年太平呢?圣人也做不到。百年太平呢?馮道曰,也許可求得,卻需去做事。
馮道在亂世中雕印《九經》,首創國子監官刻圖書范式。他去世時留下的“遺表“,是《天下州縣丁口籌計札》,這是自唐末百年以來的第一份國家人口統計賬冊。
“窮達皆由命,何勞發嘆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據說這是馮道寫的詩句,起名曰《天道》。
盛世,亂世,太平世。我且問你,今世何世?從地緣政治到科技突變,從經濟周期到產業變局,有人曰盛,有人曰亂,我獨曰“盛亂世”。
能變的,努力去變,不能變的,竭力順從,認定一些你認為有意思的事情去做,“莫要問前程”。這是歷史虛無,這是犬儒主義,這是推石頭的西西弗,這是馮道。
這個人,一開始我不喜歡,后來同情,再后來理解,現在我竟覺得自己就是他。
做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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