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小時候有沒有聽過這樣的故事——祖輩講述的逃亡、藏身、在最后一刻被邊境拒絕。對許多美國猶太人來說,這不是歷史課本,是家族記憶。
作者的父親1938年從德國逃往英國,23歲成為紐倫堡審判的首席翻譯,最后甚至成了戈林的私人翻譯。這種個人史讓人很難對美國現狀感到純粹樂觀。哪怕今天的美國給了猶太人前所未有的安全、融入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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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承認美國不是魏瑪德國,不等于放下警惕。獨立的法院、聯邦制、自由媒體、活躍的公民社會——這些確實是防火墻。猶太人在商業、學術、媒體、政府、藝術領域都是完全的參與者,不是被容忍的邊緣群體。問題是,如何在"有理由的信心"和"有理由的恐懼"之間保持平衡。
以色列的建國讓這種張力更加復雜。1947年聯合國分治方案設想了兩個國家,猶太一方接受,阿拉伯世界拒絕并入侵。以色列的建立確實回應了納粹對三分之一猶太人的滅絕,聯合國也確認了猶太國家的合法性。但巴勒斯坦人的流離失所同樣是事實,他們也值得自由與正常生活。
以色列傳統的回應是:巴勒斯坦人的流離失所是阿拉伯國家發動戰爭的悲劇后果,且與85萬猶太人被阿拉伯國家驅逐相平行。這個說法為真,但不夠。承認這一點,是誠實面對歷史的第一步。
今天的美國猶太人正站在一個十字路口:進步派聯盟在弱化,政治身份在轉移,對以色列的情感紐帶在承壓。安全感從未如此真實,也從未如此需要被重新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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