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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上海交通大學發布了一則關于“樊同學”的通報,通報指出,這名樊同學因“使用AI偽造收據侵占競賽獎金”,被給予嚴重警告處分,取消轉專業資格,終止“榮昶儲才計劃”學員資格。
隨后,萬能的網友扒出了這名“天之驕女”的開掛人生:
她不用參加中考,憑著“推薦生政策”保送進了上海交大附中閔行分校;她不用擠千軍萬馬的高考獨木橋,通過綜合測評進入了上海交大醫學院分數相對較低的醫技專業;入學僅僅幾個月,她就從醫學院轉入了錄取分數高出二十多分的智慧能源創新學院,而當年這個學院的轉專業名額,全校只有2個;大二時,她又申請轉入全校最熱門、就業前景最好的電氣工程專業,同樣獲得了擬錄取資格,這個名額,也只有2個。
此外,她還入選了全校50人的“榮昶儲才計劃”,拿到了復旦大學C9暑期學校的第一名。
這一連串成就,隨便拿出一個都足夠普通學子拼盡全力。但樊同學卻像開了上帝視角,輕松避開所有激烈競爭,直奔最有價值的資源。她的人生路線圖完美得像精心設計的劇本,沒有一絲意外。如果不是這次貪小便宜翻了車,她大概會順利從電氣工程專業畢業,考上公務員或進入國企。
“樊同學”事件不由得讓人想起了一年前的協和醫學院的“董博士”,她們的人生軌跡是如此相似。
她們都不擅長真刀真槍的比拼,卻極其擅長“整合資源”。董博士的博士論文,抄的是姑姑團隊的發明專利;樊同學的競賽獎項,靠的是隊友寫的代碼和算法。她們把別人的智慧和汗水,當成了自己向上爬的墊腳石。
她們都對規則有著令人驚奇的“掌控力”。綜合評價、推薦生、轉專業政策……這些本意為了選拔特殊人才、增加教育多樣性的制度,在她們手里,變成了繞過正常競爭的“綠色通道”。
最諷刺的是,她們往往比普通人更看重“體制內”的安穩。董博士拿到博士學位后,順理成章地成了一名醫生;樊同學的輔導員說,她畢業后的目標是考公。她們通過特權獲得的學歷和榮譽,最終都會轉化為體制內的職位和權力,然后再為下一代鋪路。
這才是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方。特權已經不再是簡單的“走后門”,它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隱蔽的、看似合法的復制體系。當這些人占據了社會的頂層,當他們的后代可以一代代地復制這種成功,那么留給普通人家孩子的路,還能有多少呢?
網上有人說,大家是嫉妒樊同學。
不,我們不嫉妒。我們見過真正優秀的人。我們見過凌晨圖書館里的燈光,見過為了一道難題熬紅的眼睛,見過為了一個實驗失敗無數次卻依然不放棄的身影。我們敬佩那些靠自己的努力和才華獲得成功的人,我們發自內心地為他們鼓掌。
我們憤怒的,是有人偷走了本該屬于那些真正努力的人的機會。 我們憤怒的,是規則在某些人面前,變成了一張廢紙。當別人都在老老實實排隊的時候,有人卻拿著特權的通行證,直接插到了隊伍的最前面。我們憤怒的,是這個社會最基本的公平正義,正在被一點點蠶食。
教育,曾經是我們這個社會的一塊凈土,是無數寒門子弟改變命運的唯一希望。我們相信“知識改變命運”,我們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獲”。但樊同學們的出現,正在無情地打碎這些信仰。
看到樊同學、董博士的經歷,讓人想起了魏晉南北朝的門閥制度。那是一個“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時代,一個人的出身,就決定了他一生的命運。無論你多么有才華,多么努力,都很難跨越階層的鴻溝。
我們當然不愿意相信,今天的中國會回到那個時代。我們的社會,依然有無數靠自己的努力改變命運的普通人。但我們不得不警惕,教育領域出現的這些特權現象,正在一點點侵蝕著社會公平的基石。
我們需要更透明的招生制度,讓每一個環節都暴露在陽光下;我們需要更嚴格的學術誠信體系,讓投機取巧者付出應有的代價;我們需要更均衡的教育資源分配,讓每個孩子,無論出身如何,都能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
教育,是我們這個民族最樸素的信仰。千百年來,無數中國人相信,只要好好讀書,就能改變自己和家庭的命運。這份信仰,支撐著我們走過了無數艱難困苦的歲月,也成就了我們這個民族的今天。
別讓這份信仰,毀在少數人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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