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發現”到“建構”：靈魂是如何被重寫的？

伊恩·哈金的《重寫靈魂：多重人格與記憶科學》是一部極具思想深度的著作，它不僅僅是一部關于多重人格障礙（后更名為分離性身份識別障礙）的醫學史著作，更是一次從STS（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的縮寫，不同于傳統的科學哲學將科學視為一種純粹理性的事業，STS轉向關注社會因素對科學的影響，主要研究科技與社會的互動關系，致力于揭示科學理性本身是如何被歷史、文化和社會情境所塑造和滲透的）視角對精神病學知識的生產、穩定和傳播過程進行的深刻剖析。哈金以其精湛的哲學功底和歷史學眼光，帶領讀者穿越時空，見證了一種精神疾病概念如何從十九世紀末的法國萌芽、在二十世紀末的北美“流行”、并最終成為一種塑造人們自我認知和經驗的強大力量的。

《重寫靈魂：多重人格與記憶科學》書封

從STS的視角來看，該書的核心貢獻在于它徹底顛覆了傳統醫學史那種線性進步的“發現”敘事。哈金透過歷史形成過程，致力于向我們揭示，多重人格并非一個等待被科學家揭開面紗的、早已存在的自然種類，而是一個在特定歷史條件、社會運動、制度實踐和文化訴求的共同作用下，被“建構”出來的知識客體。這一建構過程并非某個陰謀家的刻意為之，而是多種異質性要素相互纏繞、動態互動的結果。

知識的社會建構：從“癥狀”到“疾病實體”

STS學者關注知識如何從混亂的現象中凝結成穩固的“科學事實”或“疾病實體”，而哈金對多重人格形成史的梳理，就完美地詮釋了這一過程。他指出，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之前，我們今天所說的多重人格癥狀，如“雙重意識”“夢游癥”等，大多散落在不同的醫學話語中，與催眠、癔癥、靈媒現象等糾纏不清，并未形成一個獨立的、穩定的疾病范疇。

關鍵的轉折點發生在1885年7月27日的傍晚，哈金以一種近乎戲謔的口吻精確地給出了多重人格“誕生”的時刻。這并非指第一個患者在那天出現，而是指一個可以被識別、被命名、被納入醫學分類體系的標準型案例在那天被確立下來。此后的多重人格歷史，便是在這個“原型”基礎上不斷豐富、修正和擴展的過程。除了時間維度外，空間上，法國的患者癥狀激烈，英國的患者表現溫和，這同樣并非由于生物基礎的差異，而是因為不同的醫學傳統和文化期待“訓練”了患者如何成為一個“合格”的多重人格患者。

哈金借用了維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概念來理解多重人格的定義問題。因為沒有任何一個特征是所有患者共有的，他們是通過一張復雜的、相互重疊的相似性網絡被聯系在一起。這意味著，疾病的邊界是模糊的、協商性的，并非清晰的自然劃界。診斷標準的每一次修訂（如1994年更名為“分離性身份識別障礙”），都不僅僅是術語的更換，更是重新劃定“正常”與“病態”的邊界，重新配置患者、醫生和社會的權力關系。這充分體現了STS的核心洞見：科學分類不是對自然秩序的被動反映，而是對社會秩序的一種主動介入。

權力的毛細血管：醫學權威、社會運動與主體塑造

?？碌闹R-權力思想是哈金分析的重要理論底色。書中隨處可見權力如何以“毛細血管”的形式滲透到多重人格知識的各個環節，塑造著醫生和患者的認知與行為。

首先是醫生/專家的權力。醫生處于權威地位，他們不僅擁有診斷的權力，更擁有定義病因、選擇治療方法的權力。哈金詳細描述了不同陣營的醫生——如處于權力頂端的男性科學家型精神病學家，與投身女權運動的基層治療師——如何基于自身的“機制、所受的訓練和所享的權力”，對多重人格采取截然不同的態度的。對于多重人格，懷疑者視其為嘩眾取寵的社會建構，支持者則視其為亟待正視的創傷現實。此外，醫生的期待甚至會“誘導”出患者的特定人格，這在維韋的案例中表現得淋漓盡致。維韋這位十九世紀的著名患者，仿佛一個取悅者，他敏銳地捕捉到醫生的理論偏好，并相應地調整和“表演”自己的癥狀，以獲得關注、獎勵和脫離勞作的甜頭。這不是簡單的欺騙，而是一種在特定權力場域中形成的、哈金所說的“第二本性”。

其次是社會運動的權力。多重人格的興起與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女權主義運動和反虐童運動密不可分。女權主義者將多重人格視為父權制暴力，尤其是童年性虐待的必然結果。她們通過理論建構，將個體的痛苦（受虐記憶）與宏大的政治議題（反抗父權）聯系起來，從而為多重人格賦予了深刻的道德和政治意義。這場運動成功地“鍛造”了童年創傷與多重人格之間的因果鏈條。盡管這一聯系在當時缺乏堅實的實證研究支撐，但它通過臨床經驗、患者自傳和公共輿論的循環印證，迅速成為一種“自我維持、自我確認”的“深層次知識”。哈金敏銳地指出，是“虐待兒童”這一概念的興起，才讓人們“發現”了多重人格的病因，而非相反。相關性在此被巧妙地轉化為了因果性。

再次是性別秩序的權力。一個引人注目的事實是，多重人格患者中女性占絕大多數。哈金并未停留在“女性更易受虐”的簡單解釋上，而是深入探討了性別化的社會控制機制。他提出了四種相互交織的解釋：犯罪假設（暴力男性一般進入監獄而非診所）、隱性選擇（分離成為女性表達痛苦的文化可接受方式）、因果理論（性虐待中受虐的女性更多）和易受暗示性（女性作為“合作者”更易配合治療）。更重要的是，他通過馬戈·里韋拉的分析指出，女性的次人格（如攻擊型的男性人格）可能是她們在現實中無法獲得的權力、力量和反抗方式的“替身”。多重人格因此可以被解讀為女性對強制性性別角色，尤其是異性戀規范的一種“逃避”或“回應”。在這種解讀下，病態的行為被重新政治化，成為主體在權力網絡中尋求生存空間的策略。

測量的客觀化與循環自證

STS研究的一個重要主題便是如何賦予知識以客觀性和科學性。哈金在第七章中對分離體驗量表（DES）的分析，堪稱對科學工具“建構功能”的精彩解構，生動展示了“科學事實”或者說一個穩固的臨床實體是如何在特定的歷史、社會、技術與話語實踐中被共同“建構”出來的。

表面上看，DES是一種客觀測量分離體驗的工具，它將模糊的主觀感受轉化為可計算的分數，從而將多重人格研究“科學化”。然而，哈金一針見血地揭示了其背后的循環論證：量表的校準是“比照”得分與專業人員的診斷結果來完成的。但專業人員的診斷本身又是基于不穩定的、協商性的標準。那么，這個量表究竟在測量什么？它在測量自身所定義的東西。它通過一套復雜的統計程序和內部一致性檢驗，構建了一個看起來“十分客觀”的學科架構。但支撐其客觀性的，是一個“自封論證型的謬誤”——論點（疾病存在且可測）的證據（量表分數）是由論點自身（基于專業共識的診斷）提供的。測量在此的功能，并非發現獨立的客觀事實，而是將一種帶有特定價值預設和理論承諾的知識合理化、客觀化，使其成為一種不容置疑的“知識客體”。這正是STS的“建構”命題在方法論層面的生動體現。

分類學的出現也使得醫患容易陷入循環自證的陷阱。醫生們不再將患者的行為解釋為魔鬼附身或欺詐，而是將其歸類為一種新型的精神障礙——多重人格。這種分類行為本身就是一種強大的“制造種類”的行為，哈金稱之為“循環效應”。一旦被分類，人們（包括患者自己）就會開始按照這個分類來理解、體驗和塑造自己的癥狀。當患者和醫生都浸淫在這種分類話語中，他們的敘事和癥狀表達將不可避免地受到自證的影響。與之類似的還有第六章中哈金對多重人格病因的考察，所謂的“確定的病因”實則一種自我維持、自我確認的病因。當精神病學專家們給出一種特定的描述，患者會不自覺地根據這一框架重新排列組合自己的過往，塑造自己的過去，解釋自己如何變成現在這樣。而當患者這樣做時，治療師通常很難抗拒。于是逐漸地，原本只是推測性的描述，一步步轉化為了具體的事實。一個看似單純的成因理論，也可能是醫患合謀的結果，多重人格相關的知識和科學由此獲得了合理性與客觀性。

記憶政治與靈魂的重寫

在重寫靈魂的過程中，哈金將記憶置于現代自我的核心，認為我們通過講述和修訂自己的記憶故事來構建身份，這一過程他稱之為“記憶政治”。哈金區分了兩種記憶政治：個人的與公共的。在個人層面，記憶并非像攝像機一樣忠實記錄，而是一個不斷“消退、修補、合并和刪除”的敘事過程。為了創造一種連貫的生活、一種穩定的角色，人們會不斷地重新描述和感受過去。而那些被多重人格患者“恢復”的創傷記憶，很可能并非歷史事件的精確再現，而是在特定的治療語境和敘事框架（即多重人格的因果知識）下，被“語義傳染”和反復潤色后形成的“故事”。又因為好的故事通常需要一個起因，童年創傷恰好為患者的痛苦提供了最佳的敘事框架。

在公共層面，記憶政治則體現為知識或者說真理的爭奪。十九世紀后半葉，記憶科學在1874-1886年的法國興起絕非偶然。在哈金看來，這是因為在宗教式微的世俗化進程中，靈魂這一傳統概念無法成為科學研究的對象。于是，接手的記憶成了“研究靈魂的科學鑰匙”。人們希望通過研究記憶的客觀規律，來征服靈魂這一精神領域。記憶科學成為承載政治辯論的新論壇——關于虐待、責任、性別的一切爭議，都轉化為了關于“記憶事實”的深層次知識辯論。由此，我們“用所知的東西取代了未知的靈魂”。

然而，這種取代帶來的是深刻的“真相危機”。弗洛伊德為了追求他心目中的深層真理，不惜修改證據甚至“睜著眼睛說瞎話”；雅內則毫無顧忌地向病人撒謊，用“積極的圖景”替換痛苦的記憶，以此治愈他們。兩位大師以不同方式揭示了“記憶科學”的悖論：為了靈魂的健康或理論的完善，記憶的真相本身可以被塑造、被犧牲。記憶政治的成功，恰恰在于讓我們相信我們的靈魂“是由我們的過去塑造的”，而哈金提醒我們，這個“過去”本身，以及我們用來理解它的“描述”，實際上都是不確定的、可修正的、充滿政治性的建構。

結語

不得不說，《重寫靈魂》是一部令人震撼的作品。它并沒有急于否認多重人格患者痛苦的現實性，而是選擇追問這種“現實”是如何被生產、被體驗、被賦予意義的。哈金以其細膩的分析向我們展示了，在多重人格這個案例中，醫學知識、社會權力、個人身份三者是如何在一個復雜的反饋循環中相互塑造的：患者被醫生的理論所“馴化”，但同時也以自己的方式“引導”著醫生的認知；社會運動為疾病提供了合法性，但也賦予了患者反抗父權的政治身份；科學的測量工具追求客觀，卻易于陷入自我論證的循環……

當然，要指出的一點是，盡管哈金為我們展示了一幅知識何以可能的STS畫卷，但這并非要否定科學的有效性，而是呼吁一種更具反思性的科學實踐，呼吁大眾意識到自身可能產生的“循環效應”和倫理責任。畢竟科學，尤其是人類科學，從來不是在一個無菌的真空中運作。它深深地嵌入社會脈絡，其產生的“事實”是協商、權力和偶然性的產物。

最終，哈金迫使我們思考一個根本問題：我們所謂的“自我”，在多大程度上是我們自己“重寫”的產物？我們講述的關于自己過去的故事，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我們這個時代流行的、經過科學包裝的“深層次知識”所塑造的？《重寫靈魂》的價值，正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知識、權力與主體性之間這種復雜而微妙的建構性關系，為我們理解自身在現代科學世界中的位置，提供了一面冷峻而清醒的鏡子。它不僅是一部關于多重人格的歷史，更是一場關于我們如何成為“我們”的哲學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