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4月1日,一艘自阿根廷出發、駛向南極海域的極地科考觀光郵輪,突發漢坦病毒暴發性感染事件。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于5月15日發布的最新通報,截至當日,全球共報告與“洪迪厄斯號”郵輪關聯的確診及疑似病例共計10例。
其中8例經實驗室確認為安第斯型漢坦病毒感染,2例臨床高度疑似,已有3名感染者因病情惡化搶救無效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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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于該病毒已被證實具備人際傳播能力,此次事件迅速登上多國主流媒體頭條,引發國際公共衛生界高度警覺。
一時間,“致命漢坦病毒是否會席卷全球?”成為公眾熱議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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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輪疫情始末
回顧整起疫情發展過程,多個關鍵防控節點存在明顯疏漏,本可大幅延緩甚至阻斷傳播鏈。
乘客魯西·杰內特在事后受訪中披露,4月12日上午9時整,船方通過廣播宣布一名旅客不幸去世,并強調系突發心源性猝死,無傳染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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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船上娛樂、餐飲、觀景等常規行程照常運行,直至該逝者配偶亦于數日內病重不治,管理層才緊急啟動傳染病響應機制。
雪上加霜的是,整艘郵輪僅配備1名隨船醫師,而這位唯一具備醫療資質的工作人員隨后也被確診感染。
首例死亡發生后,因游客間關系親近,多人曾主動擁抱安慰逝者遺孀;而這位女性乘客不久后亦出現高熱、呼吸窘迫等癥狀,最終病逝——這一系列近距離接觸行為顯著助推了病毒擴散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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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公開后,29名來自12個不同國家的旅客于4月24日在南大西洋圣赫勒拿島集體下船,隨即分散返回各自居住地,極大增加了追蹤與隔離難度,輿論關注度隨之飆升。
5月17日,加拿大公共衛生局正式通報:一名正在居家隔離的“洪迪厄斯號”乘員核酸檢測呈陽性,使全球累計病例升至12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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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被識別的兩例患者,此前曾聯合赴阿根廷、智利及烏拉圭開展生態觀鳥旅行。
行程中曾深入多處鼠類棲息密度較高的林緣地帶與廢棄農舍,登船后不久即出現發熱、肌痛等前驅癥狀,并在密閉環境中觸發人際傳播鏈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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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真相
世衛組織官方通報明確指出,本次疫情由安第斯病毒(Andes virus)主導。
該病毒最早于1995年在智利安第斯山脈周邊被分離鑒定,是迄今全球唯一被反復驗證可在人與人之間實現有限傳播的漢坦病毒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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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衛組織總干事譚德賽博士在例行發布會上指出,安第斯病毒的人傳人現象通常發生在長時間、高密度、無防護的密切接觸場景中。
尤其易見于家庭成員、生活伴侶以及一線照護人員之間;其潛伏期波動范圍廣,最長達6周,意味著后續仍可能出現新發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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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譚德賽同時強調,基于現有流行病學證據,世衛組織判定該病毒對普通人群構成的公共衛生威脅等級較低。
從傳播動力學角度看,安第斯病毒雖具人際傳播能力,但依賴高強度接觸,傳播效率遠遜于呼吸道飛沫主導的常見病原體——這一點恰恰可通過郵輪環境下的實際感染規模得到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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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其傳染力真正強勁,在長達一個半月、數百人共處一船的封閉空間內,病例數理應呈指數級增長,而非目前僅十余例。
盡管未來或因潛伏期延長新增個別病例,但在全球多國已啟動邊境篩查、接觸者追蹤與醫學觀察機制的前提下,其演變為跨國大流行的概率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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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民眾看到“漢坦病毒”四字便本能聯想到我國歷年報告的相關感染數據,實則二者在病原特性、傳播路徑與臨床表現上存在本質差異。
當前部分自媒體在科普過程中混淆概念,將流行性出血熱(HFRS)與漢坦病毒肺綜合征(HPS)統稱為“漢坦病毒感染”,籠統宣稱我國每年發病數千例,造成認知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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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我國境內常年報告的千余例病例,絕大多數由漢灘病毒(HTNV)和首爾病毒(SEOV)引起,與本次郵輪疫情中的安第斯病毒在基因序列、宿主適應性及致病機制上均無同源性。
國內流行的漢坦病毒不具備人際傳播能力,主要通過黑線姬鼠、褐家鼠等嚙齒動物排泄物污染環境后,經呼吸道吸入或破損皮膚黏膜侵入人體,導致以腎損害為核心的出血熱綜合征,屬于典型自然疫源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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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病在我國呈現鮮明季節雙峰分布特征:每年4至6月為春季小高峰,10月至次年1月為冬季主高峰。
上世紀90年代初,全國年報告病例曾高達4萬至6萬例;1995年達歷史峰值62745例;進入2010年后,得益于滅鼠工程深化與疫苗接種推廣,年發病數穩定回落至約1萬例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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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漢坦病毒感染整體致死率維持在1%—12%區間,而安第斯病毒所致的漢坦病毒肺綜合征(HPS),病死率高達38%,臨床進展迅猛,常于發病后48—72小時內快速進展為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ARDS)。
中國疾控中心權威科普資料明確指出,漢坦病毒所致人類疾病主要分為兩大類:腎綜合征出血熱(HFRS)與漢坦病毒肺綜合征(HPS),安第斯病毒正是HPS最主要的致病元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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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第斯病毒會全球大流行嗎?
據中國疾控中心技術簡報分析,此次郵輪上的HPS疫情,其人際傳播主要發生于長期共居、通風受限、防護缺失的密閉環境中,傳播方式以密切接觸及吸入含病毒氣溶膠為主,傳播效能極為有限。
值得特別關注的是,我國境內既無安第斯病毒的天然儲存宿主(如長尾侏儒鼠),也從未報告過任何一例本土感染或輸入性確診病例。
該病毒并非近年新現病原體,全球每年均有零星散發記錄,只是本次因集中暴發于國際郵輪這一特殊場景,方才引發廣泛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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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同步審視的是,新冠病毒自首次發現至今已逾六年,全球大流行持續近五年之久。
期間各國普遍經歷1—2輪年度性疫情波動,持續消耗群體免疫儲備,間接推高多種感染性疾病及慢性基礎病的發病率與重癥轉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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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傳染病雜志》2025年12月刊發的前瞻性隊列研究證實:
新冠感染誘發的系統性免疫紊亂可持續超過20個月,尤以心血管疾病患者外周血T淋巴細胞功能抑制最為顯著。
該紊亂狀態還會加速動脈粥樣硬化斑塊不穩定性增加,顯著提升心梗、腦卒中等重大心腦血管事件發生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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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于2022年12月遭遇首輪大規模集中感染,當月單月感染率估算達80%;此后雖經歷多輪波次沖擊,但群體免疫基線始終未能完全修復。
這種長期處于“免疫耗竭”狀態的人群背景,客觀上可能為其他病原體創造一定突破機會,但對安第斯病毒而言,其固有傳播瓶頸決定了影響幅度極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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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顯示,2022年12月第一波疫情沖擊下,人群特異性免疫指標出現斷崖式下滑;2023年2月雖短暫回升至90%水平,但后續反復感染致使恢復進程明顯遲滯;至2024年全年,整體免疫穩態參數持續走低——這一趨勢雖需警惕,卻不足以動搖安第斯病毒難以大規模擴散的基本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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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縱然新冠疫情對全球人群免疫屏障造成階段性削弱,安第斯病毒引發全球性大流行的現實可能性依然極低。
其傳播能力遠弱于新冠病毒,我國既無自然宿主分布,亦無本地傳播證據,世衛組織評估其公共健康風險等級偏低,疊加各國已建立成熟應急響應體系,多重防線共同壓縮了其擴散空間。
公眾無需陷入非理性恐慌,但亦不可放松基本防護意識;參照新冠防控經驗,堅持科學佩戴口罩、勤洗手、避免前往人員過度密集場所,即可有效規避感染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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