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功利的基礎教育遇上難就業的大學教育

當功利的基礎教育遇上難就業的大學教育

前幾天，因工作需要去杭州拜訪校友。寒暄之余，校友談起當下私企生存境地的困難，說大家只有一個目標——“活下去”，擴大再生產就不要想了，不死掉就是萬幸。

這種聲音和我去年年底回老家跟發小聊天時，聽到的一樣。疫情以來，這個發小每年都這樣感慨，能保住原有的“蛋糕”就不錯了。

如果說上面兩位是小微企業主的代表，那么去年十一月拜訪的本地一位知名企業家（也是校友），是中大型企業主的代表了，去年他也說了同樣的話。鑒于當下變局可能導致的政策不穩定性，絕大多數企業家都秉持謹慎保守的態度，力爭不被時代的波動甩出去。

這就是存量經濟。2018年以來，存量經濟的概念的就已越來越多地在財經媒體上出現。到2019年，從經濟宏觀形勢來看，存量經濟的特征愈發明顯。全球經濟增長放緩，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各經濟體貨幣政策分化以及金融市場波動加劇，為經濟帶來了更多的不確定性，也使傳統領域、傳統行業的增量空間逐步收縮。新興領域、新興行業的成熟穩定也注定需要時間的淘洗。

在整體經濟增長放緩、企業生存空間收縮的形勢下，就業崗位減少是必然趨勢。但是大學生畢業生卻逐年增多，兩相碰撞，大學生就業難就成了尖銳的問題。

這是空間層面上的碰撞，已經夠激烈了，產生的社會影響不可謂不重大。國家早就看到這一點。2025年4月30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營經濟促進法》，這是一部專門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基礎性法律，自2025年5月20日起施行。我們應該看得到國家的目的非常明確。

當然，還有時間層面上的碰撞，讓每個親歷的大學生產生顛覆性的認知。那就是寒窗苦讀12年，通過層層考學選拔，讀完基礎教育，面對的卻是難就業的大學教育，那么他的三觀是要崩塌的。

基礎教育功利嗎？當然功利。基礎教育的功利性體現在哪里？那就是以升學率為唯一的評價標準。小學畢業考，各校比的是上重點初中的人數。公辦初中雖有劃定的施教區，在私立初中跨區域掐尖面前不堪一擊。初升高，各校比的是上重點高中的人數；高考，各高中比的是上清北985、211的人數。一級一級地篩選，一級一級地評價，層層傳導。在過去的二三十年時間里，基礎教育用功利性手段，將每一個層級卷得死死的，沒有絲毫喘氣的空間。因此，教育反內卷的呼聲才會如此之高。當然，目前國家也看到這個問題，各種各樣的減負通知、禁止考試通知才會一次次下發，只不過目前基礎教育正處轉型階段，徹底轉變尚需時間。

通俗一點地講基礎教育的功利性吧。從地方政府來說，基礎教育的高校重點率、升學率是地方政府官員的政績；，從校長老師來講，各級考試重點率（優秀率）、升學率（合格率）是他們獎金的來源，是他們評先評優的資本，使他們職稱晉升的加分項；從學生家長來講，各級考試的分數是這個學生與家庭實現階層躍升的資本。

哪個主體不是功利性地從事基礎教育？哪個環節不是功利性地從事基礎教育？哪個學段不是功利性地從事基礎教育？

哪個高中生不是在老師和學校“讀好大學找好工作賺大錢”的洗腦下驅動學習？

那一個個舉著拳頭歇斯底里誓師的初中生高中生，他們是為了中華之崛起而讀書？

那個要到大城市拱白菜的土豬，你告訴我，他是為了興趣讀書？為了責任讀書？為了使命讀書？

結果到了高考填志愿的時候要求學生不要功利？

當然，大學教育難就業有其專業陳舊、不適配市場需求，課堂教學水課化等原因，更要從根本上找原因。過去二十幾年的高校大規模擴招根本原因是什么？

高校大擴招始于1999年，源自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面對經濟疲軟、內需不足的困境，有經濟學家向國家提交了《關于啟動中國經濟有效途徑——擴大招生量一倍》的建議書，認為擴大高等教育規模是刺激消費、拉動內需的有效手段。

國家采納了。短期，居民為支付大學學費和相關費用，直接拉動了消費；長遠來看，投資教育將培養高素質人才，為國家經濟增長注入新動力。當時除了經濟危機，國企改革也導致大量工人下崗。將更多同齡人留在大學校園內，可以推遲他們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間，緩解眼下的就業競爭壓力。

這是一石多鳥的應急政策，當然，代價終究要來的。大之后，研究生擴招，博士生擴招，一次次地讓學生盡量延遲進入勞動力市場。二十幾年下來，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1999年的9.8%，到2002年的15%，到?2024年已經達到60.8%。高等教育已經從原來的精英教育轉變成現在的大眾教育，然而，每個家庭投入到孩子身上的教育費用和教育代價卻從未減少，甚至越來越多，越來越大，結果等他大學畢業遭遇就業難，這是何等的殘酷，何等的殘忍。???

當下的大學生就業難必將會倒逼基礎教育的徹底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