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的理論邏輯、現實經驗與政策取向

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也是我國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構建高水平創新型國家的核心舉措。在充分回顧當前相關文獻研究和政策實踐的基礎上，基于創新系統視角，揭示教育、科技、人才的耦合協同理論邏輯，闡釋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的目標一致性、結構耦合性、系統涌現性、動態開放性等系統特征。進一步地，以深圳為典型案例，系統總結其推動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的關鍵舉措，提煉出以“反向循環”路徑為核心主導、以“正向循環”路徑為協同支撐的“雙向循環”發展模式。

當前，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改革仍面臨價值分歧、協同梗阻、統籌困難和配置低效等多重困境。為此，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改革應堅持“分維突破”與“合維聚力”雙向發力，既需深化單一領域系統性改革，筑牢一體化推進根基，也需構建協同聯動機制，放大一體化發展整體效能。研究結論豐富了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領域的學理認知，拓展了相關實踐研究，為各級政府統籌推進相關工作、優化政策設計提供了決策參考。

引言

教育、科技、人才作為國家創新發展的核心要素，其戰略價值與協同效能始終受到黨中央的高度重視。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建設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具有內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撐性，要把三者有機結合起來、一體統籌推進，形成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倍增效應。黨的二十大系統部署了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將其確立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進一步將“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列為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戰略任務。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重申“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在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中的關鍵作用。“十五五”規劃綱要專章部署“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工作，強化規劃銜接、政策協同、資源統籌、評價聯動，促進科技自主創新和人才自主培養良性互動。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既是順應新時代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趨勢的必然選擇，更是我國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建設高水平創新型國家的核心舉措。推動教育綜合改革、科技體制改革與人才發展制度改革的協同聯動，能夠實現創新資源的高效配置與要素流動的順暢銜接，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持續穩定的戰略支撐與制度保障。

現有關于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在邏輯關系層面，研究認為教育、科技、人才由分散布局逐步走向系統整合，強調三者通過統籌資源構建良性循環，實現整體協同與動態交互；在測度評價層面，研究揭示全球領先地區普遍具有較高的協同水平，指出中國教育科技人才耦合協調度雖持續提升，但尚未實現三者同頻共振與地區均衡發展；在影響效應層面，研究認為數字化、人工智能等技術變革為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而教育科技人才協同推進則顯著賦能新質生產力和未來產業發展。

然而，由于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相關論述提出時間相對較短，既有研究仍存在以下幾點局限：一是學理層面，尚未深入厘清三者間的底層邏輯關聯，其協同運作機理及與外部環境的互動機制仍有待深入闡釋；二是文獻和政策層面，對相關研究的整體情況尚未形成全面認知；三是經驗層面，對地方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的典型模式缺乏歸納總結，尚未提煉出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做法。

鑒于此，本文基于創新系統視角，揭示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的理論邏輯，闡釋其系統特征。在此基礎上，以深圳市為典型案例，依托其先行先試經驗，提煉其推動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的路徑與關鍵舉措。進一步地，通過理論邏輯與現實經驗互證，提出統籌推動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的政策取向。研究結論從學理闡釋和實踐經驗兩方面豐富了該領域研究，為各級政府部門統籌推進相關工作、優化政策設計提供了切實可行的決策參考。

1 研究現狀

通過梳理學術文獻、政策文件及新聞報道等多源資料發現，自黨的二十大首次統籌部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工作以來，相關的研究與實踐經歷了平穩期與增長期兩個發展階段（見圖1）。平穩期圍繞基本理念展開，明確了教育、科技、人才在國家創新發展中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定位，初步構建了一體化發展的理論框架；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召開后，政策協同性、資源配置統籌度與體制機制改革力度顯著增強，學界和業界對一體化發展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全面深化，推動該領域進入快速增長期。

1.1 文獻綜述

以往學界關于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的研究涵蓋多個維度，既包括對教育發展、科技創新、人才培養等單一領域的深入探索，也涉及科教融合、產學研協同、“三位一體”等二元或三元主體的互動發展。綜合既有文獻，相關研究可歸納為以下4個方面。

一是聚焦教育科技人才關系的邏輯辨析。盡管學界對三者誰為主導的問題仍存爭議，但普遍認同，教育、科技、人才均具有顯著的整體性與協同性特征，具體表現為物質互補、精神同向與實踐協調。三者通過集成式改革產生互動效應，依托事業布局、政策設計、運行機制與資源配置的一體化統籌，構建良性循環與動態關聯的體系。

二是論述教育科技人才制度的歷史嬗變。回溯西方工業化進程中的制度選擇，在工業化階段，科技進步與教育發展的協同推進顯著提升了高技能人才的市場需求；進入再工業化階段，教育發展逐漸滯后于科技進步。就中國制度變遷歷程而言，學者普遍認為，中國教育科技人才領域的治理實踐經歷了從“分領域專題部署”到“一體化協同推進”的演進過程，三者之間的交互聯動持續增強，逐漸形成系統集成的發展格局。

三是關注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的測度評價。分析結果表明，全球教育科技人才綜合水平領先地區，三者普遍呈現高水平的協同特征。在我國，三者的耦合協調度雖持續提升，但尚未實現同頻共振，其中人才系統內部結構失衡是核心制約因素；此外，三者的耦合協調度與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存在空間差異，表現為從東部向西部梯度遞減的分布趨勢。

四是探討教育科技人才統籌推進的前置因素與影響效應。一方面，研究指出數字化轉型、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通過強化數據中介、優化資源共享、提升組織協同等方式，支撐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另一方面，研究證實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通過構建創新驅動、價值共融、互促反哺等機制賦能新質生產力發展，并能夠依托“技術突破—產業轉化”“創新平臺—產業政策”等發展模式，為培育未來產業提供結構性支撐。

1.2 政策分析

從當前我國教育科技人才的政策體系來看，在政策總體指向上，黨的二十大報告、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相關重要論述及“十五五”規劃綱要等戰略規劃，為中央與地方各級政府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與價值指引。這一頂層設計明確了教育、科技、人才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戰略地位，構成了相關政策體系形成與完善的基本制度依據。

從政策發布主體來看，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逐步形成了以科技部門為牽引、多部門協同推進的制度供給格局。其中，科技管理部門在政策制定中居于核心地位，其發文數量占比達25%，在政策引導方面發揮主導作用；各級黨政綜合部門發文占比近20%，承擔宏觀統籌、戰略引領與跨部門協調功能；教育部門發文占比為12%；財政部門等職能部門亦積極參與相關政策制定。

從政策主題來看，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政策涉及教育發展、科技創新、人才培養和協同體系建設等4個相互關聯的核心方向，呈現分領域重點突破與三大領域協同推進的特征。基于大語言模型與人工編碼相結合的政策文本分析結果表明，在教育體系高質量發展方面，政策重點圍繞教育改革布局優化、教師隊伍建設、教育公平保障等議題展開，旨在夯實教育對科技創新與人才培養的基礎支撐作用；在科技創新體系建設方面，政策聚焦科技成果轉化、科技金融支持、基礎研究能力提升、數字技術發展以及國際科技合作深化等關鍵領域，著力增強科技創新的內生動力與系統效能；在高水平人才體系建設方面，政策圍繞國家人才戰略布局、人才培養模式優化、人才評價與激勵機制完善、人才服務保障體系構建以及國際人才引進等內容展開，持續強化人才作為第一資源的戰略地位；在教育科技人才協同體系建設方面，相關政策強調科教融合、產教融合、產學研深度協同以及區域科技創新高地建設等交叉領域，通過制度整合與機制創新，推動教育、科技、人才三大系統的協同聯動與整體躍升。

2 理論邏輯：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的系統特征

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的理論邏輯植根于創新系統建設與發展的整體性要求。系統論將系統視為由相互關聯的若干要素以一定結構聯結而成的、具有某種特定功能的復合體。據此，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本質上是創新系統內部各要素通過非線性相互作用，實現結構優化、功能協同及效能倍增的動態過程。其核心要義體現為三者在本質屬性、發展方向與功能定位等方面的同根同源、同軌同向、辯證統一。該系統主要呈現以下特征（見圖2）。

其一，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為根本指引，在功能取向上具有內在目標一致性。系統論指出，明確的目標是系統存在的前提條件，決定著系統的結構形態、核心要素及要素間的互動邏輯，從根本上主導系統的運行機制與演化路徑。從系統論視角看，教育、科技、人才是嵌套于“創新系統”的3個關鍵子系統，其核心功能聚焦于創新過程中的知識供給、需求響應及創新服務等關鍵環節，以推動創新的產生、擴散與應用。創新作為驅動三者協同演化的核心序參量，引導教育、科技、人才系統形成以提升創新能力為核心的協同合力。其中，教育系統以創新型人才培養為基本功能取向，通過塑造教育結構與教育過程，為創新活動提供持續穩定的知識供給與能力積累；科技系統以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為核心功能，通過組織與實施科技創新活動，推動科學知識向技術形態與現實生產力轉化，構成創新體系運行的關鍵環節；人才系統以激發創新主體活力為核心功能，通過優化人才的配置、激勵與流動機制，強化人才在創新過程中的主體作用，為創新體系運行提供根本動力支撐。三者最終服務于創新驅動發展的根本目標，助力提升國家或地區的創新能力與水平，增強創新體系的整體效能。

其二，教育、科技、人才作為具有強關聯性的創新要素，在耦合協同過程中構建了相互支撐的系統結構。系統論指出，系統內部各要素之間存在緊密的互動鏈路，且普遍蘊含因果、結構、功能等多重關聯屬性，任一要素的變動都可能引發其他要素乃至系統整體的連鎖反應。在創新系統框架下，教育、科技、人才相互滲透、統籌聯動，以非線性方式建立一體聯動、循環互促的協同運行關系，從而實現整體效能的循環增益。具體來看，首先，科技創新的內在基礎根植于教育體系的知識供給與人才資源的智力支撐。一方面，科技創新有賴于教育體系提供堅實的學科支撐與知識儲備。教育體系通過構建前沿學科系統，不斷鞏固科技創新攻關的理論根基，并依據科技發展的現實需求，動態調整學科布局與發展方向，有針對性地推進新興學科建設，逐步形成與科技創新重點領域高度契合的知識供給體系。另一方面，科技創新依托人才資源獲取智力支持。高素質創新型人才是科技創新活動的直接參與主體，人才資源的穩定供給有助于增強科技創新進程的連續性，保障其長效推進。其次，人才培養以教育發展為基礎，以科技創新為重要方向。一方面，人才培養根植于教育發展這一基礎載體之中。教育體系作為人才培養的核心陣地，系統構建了人才成長所需的知識體系與能力結構，其發展水平決定著人才培養的質量與層次。通過不斷優化教育內容與培養機制，能夠確保人才與社會發展需求相適應，為人才成長提供全周期、多維度的支撐條件。另一方面，人才培養以科技創新的現實需求為重要導向。科技創新明確了人才培養的方向，是推動人才培養目標重塑與模式升級的關鍵驅動力。科技創新的新趨勢對人才的能力結構提出更高要求，促使人才培養由傳統知識型向創新型、復合型轉變，并圍繞科技前沿領域前瞻性布局人才培養體系。最后，高質量教育的發展依賴科技創新的內生動力支撐與高層次人才的反向賦能。一方面，科技創新是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內生動力。科技創新通過變革教育工具體系、拓展教育時空邊界、優化教育供給結構，在運行機制與治理模式等全鏈條環節持續發揮賦能效應，為教育發展提供切實可行的技術路徑，推動教育體系能級躍升。另一方面，高層次人才是教育發展的關鍵賦能要素。教育系統通過持續吸納高水平創新人才，不斷更新自身的知識體系和能力結構，促進教育發展的理念更新、方法進步和范式重構，從而提升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能力，實現教育發展的良性循環。

其三，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在創新系統運行中持續釋放整體效能，呈現系統涌現特征。系統論的核心要義在于“整體大于部分之和”，即當分散要素通過整合形成功能耦合的整體時，將突破單一要素或要素松散聯結的局限，催生超越各要素簡單加總的增值效應。在創新系統中，教育、科技、人才的深度融通打破了分領域發展的壁壘與資源約束，使創新系統具有敏捷響應與前瞻布局能力，釋放出遠超各領域獨立運作的系統效能。從知識流動來看，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打破了知識流動的單向線性傳導模式。教育依據科技前沿與產業需求動態優化知識供給；科技將關鍵技術突破所需瓶頸知識反饋至教育發展與人才培養環節；人才則以紐帶作用推動基礎研究成果向產業應用轉化，并促進知識體系更新。由此，構建了打通知識供給與應用鏈路的多向互動知識網絡，進而暢通知識轉化與迭代渠道，精準對接知識供給與需求，最大化釋放知識價值。從資源配置來看，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引導人才、技術、資金等各類創新資源向國家戰略關鍵領域與產業發展核心環節集聚。通過頂層統籌與高效整合，規避各領域獨立運作時可能出現的供需錯配、資源內耗、重復建設等問題，推動創新要素在系統內形成功能互補、協同發力的格局，進而驅動創新系統實現整體效能躍升。

其四，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隨創新系統演進并與外部環境交互，實現動態調整與開放發展。系統論指出，系統并非以封閉、靜止的形態存在，而是在與外部環境持續進行信息交換的過程中運行。在創新系統框架下，教育、科技、人才的協同演進伴隨著政治、經濟、科技、社會與文化等外部環境要素的變化，并作出適應性調整。系統從外部環境獲取運行與發展所需的關鍵資源時，也向外部環境輸出著創新績效與運行成果，推動系統迭代升級。一方面，外部環境是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系統結構生成與功能演進的核心影響因素和重要驅動力。社會經濟發展階段轉換、技術范式更替以及國際競爭格局演化等宏觀環境變量，促使系統不斷優化資源配置方式、運行模式及組織協同機制，進而實現系統結構、功能分工與治理體系的整體升級。另一方面，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通過協同賦能有效支撐新質生產力發展。三者之間形成的良性循環，可依托信息化、數字化與智能化路徑，推動生產要素結構優化與生產方式深層變革。通過教育高質量發展實現知識再生產，通過科技高水平創新實現技術再生產，通過人才高品質培養實現勞動力再生產，進而實現生產力的系統性再生產，推動創新系統轉型升級，并引導外部環境朝更有利于創新發展的方向演進。

3 現實經驗：深圳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的路徑與舉措

作為改革開放的重要窗口和國家創新型城市的典型代表，深圳深入貫徹科教興市、人才強市與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圍繞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推進，部署一系列關鍵舉措，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實施路徑（見圖3）。

將深圳選為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的典型案例，既有助于檢驗前文所揭示的理論邏輯的現實適用性，也能從實踐層面提煉出具有更大推廣價值的經驗做法。從中央戰略定位來看，深圳在體制機制創新方面擁有較大的自主改革空間和較高的政策靈活度，肩負著先行探索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的使命。2024年8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出臺《關于深入推進深圳綜合改革試點深化改革創新擴大開放的意見》，支持深圳率先破解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改革的體制機制障礙，著力構建兼具制度創新與市場活力的新模式。這一頂層制度安排賦予深圳在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領域先行先試的政策定位，使其成為國家層面制度創新的重要試驗場，具有突出的政策代表性與示范意義。從地方具體實踐來看，深圳立足自身資源稟賦與產業發展需求，圍繞產業鏈布局創新鏈、延伸教育鏈、優化人才鏈，系統推進制度協同與資源整合，逐步形成具有示范效應的一體化推進路徑。在發展過程中，深圳通過創新治理機制、營造協同創新生態，突破了傳統單一領域改革的制度邊界，在實踐層面為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提供了可操作、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對以產業驅動為主導發展模式的城市具有較好的參照價值。

3.1 深圳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的“雙向循環”路徑

相較于北京、上海等地以教育為邏輯起點、推動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的“正向循環”路徑，深圳在高校和科研院所資源相對有限的條件下，探索形成了以產業需求為牽引的“反向循環”路徑，并在此基礎上構建起以“反向循環”為主導、以“正向循環”為支撐的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雙向循環”模式。該模式的有效運轉依賴于需求側牽引與供給側賦能兩條路徑的相互耦合、彼此促進，形成完整的系統運行閉環。

“反向循環”路徑以產業創新需求為牽引，構建“科技驅動—人才配置—教育升級”的傳導鏈條。該路徑以企業為核心樞紐，通過產業需求引領科技創新方向，依托市場化人才配置機制精準對接科技創新所需人才，并將人才供需信息反饋至教育體系，進而推動教育培養模式持續優化。其核心邏輯在于借助產業需求驅動的市場化資源配置方式，破解科技創新方向精準性不足、科技人才配置適配性不強、科技創新教育供給與產業需求匹配度不高等問題。

深圳在踐行“反向循環”路徑中展現出極強的戰略規劃能力與政策創新能力。圍繞“20+8”戰略性新興產業與未來產業發展需要，深圳持續優化科技項目布局，精準調整人才的引進與培養方向，并系統推動高校學科規劃與產業對接。例如，針對網絡通信、新能源、高端醫療器械等重點產業集群，深圳以華為、比亞迪、邁瑞等科技領軍企業的產業鏈需求為導向，通過實施“孔雀團隊”計劃、鵬城特聘崗位等更具針對性的人才政策，逐步建立市場需求牽引的人才引進與培養機制，充分運用市場化方式吸引并遴選高層次適配人才。同時，深圳不斷明確本土高校在科技人才培養體系中的功能定位，推動高校優化學科布局，強化學科建設與產業發展之間的銜接，支持南方科技大學、深圳大學、深圳理工大學等本地高校重點布局人工智能、機器人、腦科學等產業急需學科，持續提升教育體系服務產業發展的能力，為區域科技創新提供穩定的人才保障與智力支撐。

“正向循環”路徑以教育資源供給為驅動力，搭建“教育筑基—人才供給—科技突破”的遞進式發展鏈條。該路徑“由寬及窄”收斂于科技創新，即依托產教融合、職教融通的教育體系，培育產業發展所需的高素質人才，以高質量人力資本供給驅動科技創新突破性發展，再以科技創新突破反哺教育體系迭代升級，形成教育、科技、人才協同演進的良性循環。

深圳在構建“正向循環”路徑的過程中，持續加大教育體系建設投入力度，不斷完善高等教育與職業教育協同發展的布局，逐步形成“雙一流”高校、新型研究型大學、應用技術型大學以及高等職業院校多元并進的多層次教育體系。該教育體系通過不同類型、不同層次高校之間的合理分工與協同支撐，擴大了高層次人才培養規模，提升了培養質量，為科技創新提供穩定的人才來源，進一步增強了深圳以應用基礎研究為核心的原始創新能力。同時，依托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整體布局，深圳大力支持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鵬城實驗室等國家級科研機構發展壯大。這些機構通過研究生聯合培養、科研項目帶動實訓等多種機制，培育出一批在先進計算、生物醫藥、新材料等關鍵領域具有潛力的青年科研人才，并吸引其長期留深發展，從而有效彌補了科技人才配置中的結構性缺口，顯著提升了人才供給的穩定性與可持續性。此外，深圳通過制度創新不斷打破高校、科研院所與企業之間的人才流動壁壘，推動不同創新主體之間實現順暢的人才流通與資源共享，形成學術研究、技術研發與成果轉化協同發展的創新生態，促進創新鏈條向關鍵核心技術領域延伸，助力產業鏈向價值鏈高端環節邁進。

總體而言，相較于依托雄厚教育資源的傳統發展路徑，深圳推動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的“雙向循環”路徑，其核心優勢在于通過“反向循環”與“正向循環”的系統耦合與互補運行，將產業需求嵌入一體化發展進程的起始環節，進而牽引科技創新方向、激活創新系統運行效能，形成兼顧短期技術突破與長期創新能力積累的發展機制。該模式有效規避了單一循環路徑主導可能引發的結構失衡風險，在破解發展初期教育與科研資源相對匱乏的現實約束的同時，化解了創新鏈條中供給側與需求側的錯配矛盾，進而提升了創新資源配置的精準度與動態適配性，增強了創新系統在不確定環境中的結構韌性與動態演化能力，為教育與科研資源相對薄弱的產業型創新城市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提供了具有參考價值的實踐樣本。

3.2 深圳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的關鍵舉措

3.2.1 強化系統協同，錨定改革發力點

在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改革進程中，深圳通過重塑發展方向、創新組織形態、加強主體聯動與優化制度供給，推動構建跨部門、跨主體、跨領域的協同運轉機制，強化政策資源、創新主體與功能要素的系統集成，探索形成了具有鮮明系統特征的教育科技人才融合發展模式（見表1）。

一是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以產業需求牽引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深圳將產業需求前置為科技創新、教育發展與人才培養的核心牽引變量，通過將前沿產業需求與活躍的市場要素系統性嵌入學科布局優化、科研方向凝練及人才培養方案設計等教育科技人才協同推進的全過程，推動跨學科、跨領域的原始創新，逐步構建以產業需求為導向的多主體協同育人機制。例如，深圳持續加大財政資金對企業研發活動的支持力度，2024年將超過75%的市級科技財政經費投向企業，鼓勵和支持龍頭企業牽頭重大科技攻關，強化企業在橫向產學研合作中的主導地位，實現全市80%以上的技術攻關選題由企業提出，95%以上的技術攻關項目由企業牽頭承擔，在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進程中，逐步形成了以企業為主導、以產業需求為牽引的發展模式。

二是創新科研組織模式，建立教育科技人才深度融合的“無邊界”生態體系。深圳通過產教融合、科教融匯，探索建立新型研究型大學、產業學院等新型科研組織模式，在制度設計層面實現教育、科技、人才同源布局。通過建設平臺化、生態化綜合性載體，打破高校、科研院所與企業之間的壁壘，推動多類創新主體深度集聚，使其同時承擔技術創新策源、人才培養實踐與教育改革試驗等多重功能，實現科技研發、人才培養與成果轉化協同推進，促進從基礎研究、關鍵技術攻關到產業化應用的貫通式發展，增強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運行的穩定性與系統韌性。例如，深圳理工大學以“六位一體”模式建設重點實驗室、工程技術創新中心、技術平臺、孵化器、產業園與基金，依據產業方向貫通產創資源設立七大學院，提供學術研究、工程實踐與創新創業等多元發展路徑，探索形成“入學即科研、學習即創新、培養即對接產業”的一體化育人模式，從源頭上實現教育、科技與人才發展的深度融合；華為與深圳職業技術大學共建人工智能根技術產業學院，通過“體系—載體—社區”三位一體的產教融合路徑，共同制定并動態優化人才培養方案，有效提升人才供給與產業需求的匹配度。

三是鼓勵組建產學研用創新聯合體，強化教育、科技、人才多元創新主體的協同聯動。深圳通過組建創新聯合體，將龍頭企業、專精特新企業、科技型中小企業與高校、科研院所納入統一創新網絡，協同開展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推動創新活動由單點突破轉向多主體協同。不同創新主體在資源稟賦、知識結構、應用場景等方面形成互補，實現創新能力的整體“涌現”，在系統層面生成超越單一主體的集成創新能力與組織效能。例如，深圳多數重點產業研發計劃項目均由龍頭企業牽頭，聯合高校與科研院所組建的創新聯合體共同承擔，在聯合體內部形成跨組織協同的網絡結構，推動科技攻關從“個體作戰”轉向“系統作戰”，顯著提升了科技攻關的系統性與組織化水平；此外，深圳在低空經濟領域率先推行“項目經理人制”，將企業定位為創新系統的關鍵節點，賦予其項目選題、團隊組建、經費配置與成果轉化等統籌權限，鼓勵其與高校、科研機構建立動態協同關系，以強化創新系統內部的自組織機制，使技術攻關不再依賴單一組織驅動，而是在多主體的持續互動中涌現突破性創新成果。

四是構建統籌協調的制度安排機制，完善教育科技人才政策集成供給。針對傳統政府治理中的部門割裂問題，深圳在制度安排上建立了高度統籌的一體化政策協調機制，由市委科技創新委員會承擔全市教育、科技、人才政策的頂層設計與總體規劃，明確政策目標、實施路徑與協同機制。在此框架下，教育、科技、人才行政主管部門依據職能分工，制定并落實分領域、分環節的具體政策措施，有效強化了跨部門協同與政策銜接。在政策工具上，深圳基于企業需求視角系統整合既有教育、科技、人才政策，通過集成式政策組合實現政策工具跨領域、跨部門的集成發布、統籌實施與協同推進，顯著增強了政策供給的整體性與系統性。例如，2025年4月，深圳市發布《2025年新啟程教育科技人才“五福禮包”》，面向新深圳人、初創企業、成長型企業、在深高層次人才及重新啟程企業等5類主體，系統設計“逐夢、啟航、成長、暖心、重啟”五大政策套餐，共涵蓋27項專項政策，覆蓋落戶安居、融資支持、市場拓展與風險保障等關鍵環節，構建起全生命周期支持與容錯激勵相結合的制度閉環，為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提供了系統有力的政策支持。

3.2.2 深化分項改革，夯實源頭支撐力

在此過程中，深圳同步深化教育、科技、人才各領域改革，探索了一系列典型做法，以增強各系統的內生發展動能，為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提供了更加穩固的源頭支撐。

一是在教育體制改革方面，推動構建科教融合和產教融匯的協同育人機制。例如，支持深圳科創學院等機構探索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的“新工科”教育體系，培育一批具備原創技術發明能力的“學院派”創業者，逐步形成集人才培養、項目孵化、新經濟培育等于一體的全鏈條生態系統；推進“西麗湖國際科教城X9高校院所聯盟”建設，深化科研儀器設備共享、人才聯合培養、重大科研項目協同攻關等方面的跨主體合作；鼓勵南方科技大學、深圳理工大學等探索契合深圳發展特點的“小而精”高校辦學模式，強化基礎學科、新興學科與交叉學科建設，持續提升區域高等教育體系的創新能力與人才培養質量。

二是在科技體制改革方面，深化科研經費管理與科研組織方式改革。例如，構建以企業為核心的重大科技項目組織實施機制，支持科技領軍企業和鏈主企業牽頭組建創新聯合體，積極探索并推廣項目經理人制、業主制、揭榜掛帥制等新型科研項目管理模式，在項目決策、資源配置和成果轉化等方面賦予企業更大自主權，推動科研活動向有組織科研轉變，形成產學研深度融合的協同攻關體系；此外，建立財政穩定資助與競爭性支持相結合的多元化投入機制，優化財政科技投入體系，推行“預算+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擴大“包干制”實施范圍，提高科研人員在經費使用和項目管理方面的自主權與靈活性。

三是在人才體制改革方面，優化本土科技人才培育與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保障機制。例如，通過實施“深圳鯤鵬青年創新創業項目”等人才計劃，優化青年科技創新人才的發現、遴選與培養機制，強化對青年人才在研究經費、創新平臺及創業支持等方面的系統性保障，促進一批具有原始創新能力的青年科技人才加快成長；同時，構建面向全球靈活高效的高層次人才引進機制，探索“一事一議”等國際人才舉薦制度，吸引全球頂尖科學家和領軍人才，在河套、前海等重點區域構建更加開放包容的綜合配套服務體系，營造具有國際吸引力與競爭力的人才發展環境。

4 現實困境：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的多重挑戰

回顧中國科技體制改革進程，教育、科技、人才相互支持，各自取得顯著成效，但仍存在“科技經濟兩張皮”“人才帽子滿天飛”“學科固化”等現象。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仍面臨以下幾方面不容忽視的現實困境。

一是發展目標差異引發價值取向困境。教育的核心價值在于人的全面發展，強調知識積累與長周期人才培養，其目標具有顯著的穩定性與延續性。科技以創新突破為導向，致力于實現技術迭代與成果轉化，追求速度與效率。人才發展聚焦人盡其才、因需施育，針對不同領域培養創新型、應用型或技能型人才，目標呈現多樣化與差異化。三者目標取向的差異形成天然張力，增加了一體化推進中的協調難度與融合阻力。

二是條塊分割導致部門協同困境。教育、科技、人才在管理體系上分屬不同職能部門，條塊分明的管理格局使各部門在政策制定和改革推進時更多從自身職能和小系統利益出發，欠缺面向大系統高效穩定的跨域協調機制，導致府際協作松散錯位，難以形成一體化改革的政策合力與治理凝聚力。

三是評價體系割裂造成成效衡量困境。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在評價標準、周期、內容及主體等方面仍欠缺相互貫通、統一長效的科學評價體系，存在評價結果對實際應用的引導作用弱、過度依賴短期指標而忽視長期貢獻等問題，致使改革進程缺少正向激勵，進而制約了整體統籌動力。

四是供給結構失衡引發資源配置困境。我國在教育、科技、人才領域的投入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較大差距，資源配置方式仍以行政部門分割分配為主，缺乏跨領域統籌，存在交叉重復與分散多頭現象，對重點人群、重點領域傾斜不足，限制了教育科技人才的優勢互補與高效協同。

5 政策取向：以“分維突破”與“合維聚力”并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

基于對理論邏輯的闡釋、深圳實踐經驗的歸納以及現實困境的分析，本文認為，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既需聚焦“分維突破”，通過深化教育綜合改革、科技體制改革與人才發展機制改革，強化三者對統籌推進的引導作用、牽引作用和支撐作用，也需注重“合維聚力”，堅持系統集成、跨界協同、精準對接，從目標引導、組織載體、主體協同、部門統籌等各方面促進三者協同聯動，增強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對區域創新發展的支撐力。

5.1 分維突破：深化單一領域系統性改革，筑牢一體化推進根基

一是增強科技體制改革活力，提升對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推進的牽引力。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健全企業主導的創新鏈與產業鏈深度融合協同機制，鼓勵龍頭企業牽頭組建創新聯合體，推動產業鏈上下游協同聯動、大中小企業融通創新，充分釋放市場主體創新活力。構建建制化科研組織體系，整合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形成矩陣式科研布局，面向“大科學”“大工程”開展有組織科研，提升關鍵核心技術系統攻關的整體效能。深化科技成果轉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布局概念驗證、小試中試等成果熟化服務平臺，建設高能級科技成果轉化綜合體，推動科技成果從實驗室走向產業化應用。完善科技資源配置模式，健全穩定性資助與競爭性支持相結合的科技投入機制，推動科技資源精準投放、高效配置，實現創新風險合理分擔與創新收益有效共享。

二是加大人才發展改革力度，提升對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推進的保障力。聚力打造高質量科技人才隊伍，以重大科技任務為實踐載體，靶向培養一批戰略科學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高層次創新人才以及具備科研潛力的青年科技人才后備軍，筑牢創新發展人才梯隊。破除人才流動的制度性壁壘，打破部門、地域、身份、體制等限制，健全高校、科研院所、企業等不同創新主體間的人才多向交流與協同培養機制，推動人才在創新生態中的有序流動。完善科技人才分類評價體系，構建以創新能力、科研質量、實際貢獻和持續學術影響等為核心的綜合評價機制，突出原創性成果、突破性創新與實際應用價值等評價導向，營造多元包容、競合共生的人才發展生態。

三是強化教育綜合改革韌性，提升對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推進的支撐力。系統優化教育學科整體布局，以未來產業與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需求為導向，建立學科專業動態調整機制，加大基礎學科與交叉學科的建設投入力度，構建層次分明、開放共享的現代化學科發展生態。推動科教融合與產教融合雙向協同發展，鼓勵重大科研項目向研究生群體開放，探索突破學科邊界的人才自主培養新范式，推動龍頭企業與高校、職業院校深度合作，共建實踐教學基地與聯合實驗室，打造特色化行業產教融合共同體。加快多類型高素質人才培養，推動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無縫銜接、協同育人，著力培養兼具創新思維、批判思維的復合型人才，以及適配產業轉型升級需求的新型應用型勞動者。

5.2 合維聚力：構建協同聯動機制，放大一體化發展整體效能

一是強化因地制宜的目標導向，構建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戰略框架。各地方政府應立足國家重大戰略部署和區域比較優勢，系統研判本地產業結構、創新基礎與人才供給條件，統籌謀劃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的總體目標、重點任務與實施路徑。以產業發展需求為導向，有機銜接重點產業技術路線與學科布局優化、科研方向凝練和人才培養體系構建，強化企業在重大科技任務組織實施中的主體地位，形成“產業出題、教育解題、科技破題、人才答題”的協同機制，提升創新系統對現實生產力轉化的支撐能力與響應速度。

二是依托復合型新型組織載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功能的同源整合。以新型研究型大學、產業學院和聯合實驗室等為制度載體，推動教育教學、科學研究與人才培養等多重功能的同源設計、協同嵌入。通過構建平臺化運行機制和微生態協同網絡，促進高校、科研院所與企業在科研設施、數據資源、人才隊伍和應用場景等方面的深度共享，打破組織邊界與結構壁壘，引導創新要素在多元主體間有序流動。

三是建立跨主體協同機制，打造教育科技人才融合發展的創新聯合體。鼓勵龍頭企業、高校與科研院所圍繞關鍵核心技術和重大產業需求，組建優勢互補、權責明晰、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創新聯合體，形成穩定化、網絡化的協同創新組織形態。通過健全聯合體內部協同決策機制、資源配置機制與成果分配機制，推動不同主體在知識結構、技術能力與應用場景上的深度耦合，促進創新活動由分散化、項目制運作向體系化、網絡化協同轉型，使創新成果在多主體交互中實現超越單一主體邊界的系統性涌現。

四是完善高位統籌與政策集成供給機制，提升教育科技人才政策體系整體效能。構建由高層統籌牽引、相關部門協同落實的一體化政策協調機制，在頂層設計層面實現教育、科技、人才政策目標、政策工具與實施路徑的協同統一，減少部門割裂帶來的制度摩擦并降低政策疊加成本。圍繞創新主體全生命周期需求，對分散在不同政策體系中的政策工具進行系統整合與協同配置，提升政策供給的整體性與一致性。同時，健全政策評估反饋與動態調整機制，根據產業結構調整、技術范式變遷和創新主體需求變化持續優化政策組合，實現政策供給與區域創新生態演化之間的彈性適配與良性互動，增強制度供給對創新體系高質量發展的支撐能力。

6 結論與展望

本文以“研究現狀—理論邏輯—現實經驗—政策取向”為分析主線，基于創新系統視角構建教育、科技、人才耦合發展的理論分析框架，闡明三者一體化發展的系統特征。在此基礎上，以深圳為典型案例，歸納其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的路徑及關鍵舉措，進而提出破解當前現實困境的針對性政策建議。

6.1 主要研究結論

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研究結論。

第一，在研究現狀層面，圍繞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學界聚焦邏輯關系、歷史演變、測度評價及影響效應展開了系統性研究，相關政策體系覆蓋教育發展、科技創新、人才培養及協同體系建設四大主題，形成了以科技部門為牽引、多部門協同聯動的政策制定與實施格局。

第二，在理論邏輯層面，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根植于創新系統建設和發展的整體要求，呈現目標一致性、結構耦合性、系統涌現性、動態開放性等典型系統特征。

第三，在現實經驗層面，深圳在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過程中，通過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創新科研組織模式、組建產學研用創新聯合體和構建一體化制度安排機制等關鍵舉措，重塑產業需求導向的發展路徑，構建無邊界創新生態，強化多元創新主體協同聯動，完善政策集成供給，形成了以產業需求牽引的“反向循環”路徑為主導、以教育體系為起點的“正向循環”路徑為支撐的“雙向循環”發展模式。

第四，在政策取向層面，針對當前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改革中面臨的價值分歧、協同梗阻、統籌困難和配置低效等現實困境，應堅持“分維突破”與“合維聚力”并行，既要增強科技體制改革活力、加大人才發展改革力度、強化教育綜合改革韌性，提升一體化發展的牽引力、保障力和支撐力，也要強化因地制宜的目標導向、推進功能同源整合、建立跨主體協同機制并完善高位統籌的政策供給機制，放大一體化發展整體效能。

6.2 研究貢獻

在理論貢獻方面，其一，既有研究多停留于對教育、科技、人才三者關系的辨析層面，對一體化發展的綜合性理論框架提煉仍顯不足。本文基于創新系統視角，整合教育發展、科技創新與人才培育的內在邏輯關系，提煉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的系統特征，構建了更具學理性的整合性理論分析框架，將要素討論上升為系統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現有研究對三者關系闡釋分散化的局限，進一步拓展了創新系統理論在新情境中的適用范圍。其二，已有研究多關注宏觀定性分析或量化評估測度，對地方層面實踐模式及其運行機制的深度剖析相對不足。本文以深圳為典型案例，總結其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的制度創新實踐，概括提出“雙向循環”路徑及關鍵舉措，為前文構建的理論邏輯提供了可驗證的經驗依據與實踐支撐。

在現實啟示方面，當前研究雖從多元視角提出了關于教育發展、科技創新與人才培養的政策建議，但對三者一體化發展困境的系統歸因與破解對策分析仍顯不足。本文整合各類政策取向，提出“分維突破”與“合維聚力”并行推進的雙軌政策建議，將相對分散的政策工具與治理舉措整合為系統性治理方案，從而為各級地方政府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優化政策設計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決策參考，同時也為深化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協同改革提供了政策依據。

6.3 局限性與未來展望

本文仍存在一定局限。本文以深圳實踐經驗為典型案例展開分析，尚未對不同區域、不同類型城市的實踐路徑進行比較分析，因而在區域差異性的解釋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未來研究可結合不同地區的資源稟賦、產業結構與制度環境特征，開展跨區域比較研究，系統辨析多元情境下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的差異化發展路徑與共性機制，進一步提升研究結論的外推性與解釋力。

本文節選自《創新科技》雜志2026年第4期。宋卿清，深圳市科技創新戰略研究中心；郭鑫，中國航天系統科學與工程研究院工程師。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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