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卷本《中國文學史話》總序 | 作者 郭杰

千百年來，中華民族在創造出輝煌燦爛的物質文明的同時，也創造出博大精深的精神文明。而源遠流長、絢麗多彩的歷代各體文學，正是中華民族貢獻給人類文明寶庫的最為可貴的精神財富之一。

縱觀世界史脈，每個古老而偉大文明的源起，都是以特定的文學(尤其是詩歌)作品為標志，并由此而流傳后世的。談起西歐文明的勃興，誰也不會忘記古希臘神話的代表作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奧德賽》；考察南亞文明的發祥，也能從古印度的史詩《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的記載中窺見其蹤影。在世界的東方，中國上古的歷史發展，也是與《詩經》、《楚辭》這兩部詩歌總集密不可分的。從此以降，歷代中國人的生活經歷、思想感情、理想愿望等等，無不通過生動形象、富于獨創性的文學形式體現出來，并形成了鮮明的民族特色，那就是感情摯烈而深沉，想象豐富而跳宕，語言生動而凝煉，形式規范而新穎。這種對立統一、內涵廣博的民族特色，在世界文學之林中也確乎是獨樹一幟、無與倫比的。

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中國文學曾產生過為數眾多、并且各具特點的體裁形式。僅就詩歌而言，從先秦時代的古老的四言詩和富有南方地域風采的楚辭體，到漢代的參差雜言的樂府詩和整齊規范的五言詩；從唐代的句式整飭、格律謹嚴的近體詩(即五、七言律詩和絕句)，到宋代的句式長短不齊、富有音樂之美的詞體(即長短句，又稱詩余)；從元代的多用襯字、便于歌唱的散曲小令，到明清時代的表演于大庭廣眾的鼓書彈詞……如此等等，其體裁之眾多，形式之豐富，尤為世所罕見。在散文方面，有駢四儷六、辭藻柔綺的駢文(韻文)，有句法靈活、文氣貫通的古文(散文)，細分起來，則如碑、銘、論、贊、表、書、記、傳之類，可謂琳瑯滿目，令人目不暇接。至于小說，在語言上有文言、白話之分，在內容上有志人、志怪之別，在體制上有長篇、短篇之異……同樣是形形色色、難以備舉的。體裁形式的豐富性和多樣化，為中國文學的發展和繁榮提供了極具活力和獨創性的藝術載體。

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中國文學更涌現出許多卓越杰出的作家作品。從堅守節操、抗擊腐惡、不惜自沉汨羅、以生命殉理想的貴族詩人屈原，到鄙棄流俗、甘于淡泊、歸隱躬耕以求獨善其身的陶淵明；從“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的李白那豪放飄逸的詩歌，到“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杜甫那遍布民謨情結的篇章；從關漢卿在《竇娥冤》劇中對人民苦難命運的深切同情，到王實甫在《西廂記》劇中對美好愛情生活的熱烈向往；從蒲松齡那簡明精煉、寄寓深遠的《聊齋志異》，到曹雪芹那社會生活百科全書式的《紅樓夢》；從逼真描摹、嚴于解剖的現實主義小說大師魯迅，到熱情奔放、富于紀想的浪漫主義詩歌巨匠郭沫若……，這不僅是一連串無法備舉永世不朽的名人和名著，更是代代相承的、具有永恒魅力的偉大文學傳統。這傳統，由偉大的人民和一批又一批藝術天才的歡樂與痛苦、心血與智慧凝聚而成并積淀下去，成為民族性格中烙印鮮明的文化基因，激發著、鼓舞著后世的人們朝向未來奮勇邁進。

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中國文學也形成了獨特而多樣、絢麗而多彩、各不相同卻又互為依存的風格流派。從先秦到漢代，以社會教化為宗旨的《詩經》，以佐治鑒政、經世致用為歸宿的各體散文，和以社會批判為基調的浪漫發憤的楚騷風格占據著主導地位；漢末建安的動亂年月，則有“三曹”(曹操父子)、“七子”(王粲、陳琳等)的慷慨悲涼的詩歌應運而生；魏晉以降，詩歌經由義理艱澀枯燥的玄言詩，走向意象鮮明清麗的山水田園詩；到了唐代，中國詩歌進入光芒四射的黃金時代，除了李白、杜甫猶如并峙于詩史天穹上的雙子星座，還有王維、孟浩然為代表的清新亮麗的山水詩派，高適、岑參為代表的激昂悲壯的邊塞詩派；還有白居易發起的“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和”的新樂府運動，以及“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領導的古文運動；宋代文學以詞為特色，于是出現了蘇軾、辛棄疾為代表的豪放詞派，周邦彥、姜夔為代表的婉約詞派，相互補充，各擅勝場；在詩的方面，則形成了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江西詩派；明清詩歌有前后七子、公安派、競陵派等不同流派，詩論有格調說、神韻說、性靈說、肌理說等不同主張，散文則有桐城派、陽湖派的演進更疊；及至近代，詩壇有傷時懷舊的同光體、勵志革新的南社等，小說則有揭露黑幕的譴責小說和嘲花弄月的鴛鴦蝴蝶派；當“五四”運動吹響新文學的號角，提倡“為人生而藝術”的文學研究會和鼓吹“革命文學”的創造社，也就崛起于新世紀的文壇了。總之，古往今來這些不同的風格流派，水平或有高低，成就或有大小，但它們在中國文學的百花園中競奇斗艷，都有著不可替代的價值和意義。

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中國文學還顯示著渾融豐厚、廣博深沉的文化精神。中國文化的價值尺度，向來是重心在人、以人為本，反映在文學創作上，就必然是以人道主義精神為核心，集中體現了孔子所謂“仁者愛人”的思想；就必然是以現實主義為主導，強烈傾向于貼近人生、干預現實的態度。無論是對民生疾苦的同情，還是對階級壓迫的抨擊；無論是對殘酷戰爭的抗議，還是對和平生活的向往；無論是對純樸自然的熱愛，還是對美好理想的追求……這一切文學的主題，無不可以從人道主義的基調中尋出根源。也正因此，所以中國文學是以抒情性為主體的，敘事性在很長時間里、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為補充而存在。在中國，文學決不是少數天才的專利，而是以文學精英為代表人物的人民大眾的事業，是他們文化素養的標志、審美趣味的表現。相應于中國哲學之精髓的中庸之道，在文學上則強調中和之美的理想，也就是情感表達上主張怨而不怒、哀而不傷，在藝術表現上追求含蓄蘊藉、言近意遠。這些都來源于民族的生活和性格，又反過來深化了這種生活和性格。千百年來的中國文學，猶如一幅幅生動。優美、逼真細致的畫卷，把整個民族在特定的自然環境和歷史條件下所形成的文化精神、風俗人情，全面地展現出來了。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國文學早已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并且在人類文明寶庫中占有特殊而重要的位置。這是值得后世每一代中國人感到驕傲和自豪、并加以發揚光大的。

（載十卷本《中國文學史話》，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