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形式達標”到“實質法治” ，如何積極應對全球科技治理？

封面新聞記者 邊雪

全球科技競爭日益深化的今天，科技治理已不再是一個純粹的技術命題或政策命題，而日益成為一個深層的法理命題。林泰、張琨蓓合著的《全球科技治理的法律邏輯》，正是這一背景下不可多得的法學力作。

該書以國際法、區域法、國家法為分析主線，將全球科技治理經驗系統地嵌入中國語境，提出了貫穿始終的核心命題——“實質法治優于形式合規”，不僅為全球科技治理提供了嶄新的法理框架，也為中國在科技治理現代化過程中的制度建構提供了深刻的實踐啟示。

全書鮮明的理論旨趣，在于提出并論證了從“形式法治”向“實質法治”跨越的治理邏輯。作者明確指出，“法律的生命在于執行，科技治理的核心是化解真實風險”，因而“實質法治優于形式合規”是貫穿全書的核心理念。這一判斷所指向的，恰恰是當下科技治理中普遍存在的“重采購、輕應用”“重備案、輕防控”的形式主義困境。

在作者看來，科技治理的法治化，不能止步于規則文本的完備與合規流程的閉合，而必須以“化解真實風險”為最終檢驗標準。由此，作者將此前的“形式法治優先”模式扭轉為“實質法治導向”，這一轉換在學科內部具有重要的范式意義，這也意味著科技法學的研究重心從“規則的完備性”轉向“治理的有效性”。讀完這一部分，讀者或有種被“點醒”的感覺：原來互聯網上那些刷屏的“人工智能倫理準則”，很多時候是在做“表面上好看”的合規，根本沒法應對現實。

令人稱道的，是該書在敘事結構上的縝密與精巧。作者以“穿梭于歷史與當下的科技治理國際法、區域法、國家法為主線，以制度與實踐雙重維度下的全球科技治理框架為基點，突破繁復冗長的法律文本，剖析并印證科技治理現實”，構筑了一條橫貫國際—區域—國家三個層級的分析軸線。這種“三層級”結構不僅清晰地呈現了全球科技治理的多層次主體結構與治理活動的復雜規則，更有力地揭示了各層級之間互動的博弈機制及其內在張力。此外，該書并未停留在文本分析層面，而是始終在制度探索與現實實踐的碰撞中尋找法律邏輯的真實形態。

在對現有治理框架的批判性審視中，作者敏銳地指出現有全球科技治理的深層局限：一方面，在正式法律制度層面，傳統法律體系往往依靠正式的法權關系和權威性規范，但其反應速度遠落后于科技迭代的現實節奏；另一方面，軟法層面的密集探索雖有一定靈活性和包容性，卻普遍面臨約束力不足、實施差距巨大的現實難題。

兩者疊加之下，全球科技治理呈現出“規則的密度”與“治理的實效”之間的嚴重斷裂。作者深刻洞察到，這一斷裂的根源在于傳統的“治理—回應”模式無法因應科技的指數級發展，而必須轉向“前瞻性治理”的思維范式。這一論斷，與當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等前沿領域的普遍困境高度吻合，折射出作者對時代命題的敏銳把握。

值得注意的是，該書將全球科技治理經驗嵌入中國復雜的治理語境中，對“新型舉國體制”的法治化路徑作出了富有創見的闡發。作者認為，在以國家意志為導向的新型舉國體制下，“政府不以行政指揮為唯一導向，而是以設計者、引導者、組織者和協調者的多重角色嵌入科學界與市場組織，形成共嵌性行動基礎”。在這一框架中，科技創新與市場機制的活力得到了充分尊重，其與法治要求的銜接恰是全書實現從描述走向規范的關鍵一躍。通過對外國法與本國法、硬法與軟法的交叉比較，作者將中國科技治理的實踐優勢提煉為“系統性動員”與“底線思維兜底”的制度效能，并在此基礎上反觀全球科技治理的結構性不足，實現了從“全球看中國”到“中國看全球”的雙向對話。

在方法論層面，本書體現出作者將深厚理論積淀與豐富實踐經驗相結合的鮮明特色。林泰教授早年深耕國際行政法研究，發表過《國際行政法之論——全球化與全球治理視野中的國際法治》等系列論文，此后轉入科技監管與數據治理等前沿領域，形成了貫通國際法、行政法與科技法的知識體系。張琨蓓副教授則在科技法與知識產權法領域造詣深厚，這種“國際公法+科技法”的交叉背景，使本書的分析兼具理論思辨的深度與實踐導向的精準。全書語言洗練，論述嚴謹，充分體現了法學家應有的風格品格。

當然，在肯定本書學術貢獻的同時，也不無商榷之處。《全球科技治理的法律邏輯》在剖析法律文本方面的鞭辟入里，令人印象深刻，但若能在具體制度變革的實證案例方面予以更多例證，或許能使論證更具說服力。另外，在硬法與軟法關系這一核心議題上，作者提出了富有洞見的分析框架，但若能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推進更一般的理論建構，也許會激起更廣泛的討論。

在這個全球科技治理日益碎片化、人工智能監管紛紛陷入“一地雞毛”的時刻，科技治理介入手段繁多且龐雜，《全球科技治理的法律邏輯》的問世，恰逢其時。作為一部既有理論高度又有實踐深度的力作，它不僅為全球科技治理研究提供了深刻的法律視角，也為中國如何積極、深入、有效地參與全球科技治理提供了切實的理論方案，亦同時觀照我國推動全球科技創新合作，應對時代挑戰的應有擔當。

全球科技治理，需要的不僅是一項項合規流程，更需要一條由“實質法治”引領的底層路徑。至于這些路徑最終能走多遠，或許在未來的某一天，我們會再次翻開這本書，重新尋找前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