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瑞梓評《不止日常》｜唐朝歷史的另一種打開方式

《不止日常：唐人歷史世界的另一種書寫》，黃正建著，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26年4月出版，440頁，98.00元

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法國年鑒學派將目光從宏大敘事移向鮮活日常以來，至今已近百年。近年來，日常史研究更是表現出了廣泛的延展性，從法國阿蘭·柯爾班主導的感官史到不斷演進的心態史與微觀史，日常史并不滿足于對衣食住行的特寫，更期望透過吃住偏好、物件使用、文字書寫等表象來揭露古人的感官體驗、觀念倫理和思維方式。其中，將日常視作理解古人內心的切入點便是對觀念本質的重新審視，打破了洛夫喬伊式觀念史的局限——這一在二十世紀初開創的研究范式長期帶著某種隱蔽的偏見，即過度關注西方哲學史上的精英思想，將觀念視為自上而下的流動，歷史則成為哲學家與思想家之間的接力鏈條。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彼得·蓋伊率先在《啟蒙運動》中將啟蒙哲人們拉下神壇，視他們為受日常經驗驅動的普通人。隨后出版的卡洛·金茨堡的《奶酪與蛆蟲》亦打破了個體生活與思想演進的界限，磨坊主梅諾基奧那些驚世駭俗的見解并非源于教會精英的灌輸，而是來自其階層特有的生存體驗。達恩頓1984年的《屠貓狂歡》關注了民間故事和印刷工人的暴動，由此構擬十八世紀法國人思考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在這些名著中，觀念并非圣賢的單向垂訓，而深植于農民、工匠與市民的世俗日常。

回到中國古代史，特別是唐史，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黃正建研究員早年出版的《唐代衣食住行研究》主要解決了不同環境下各階層唐人吃什么、穿什么、住哪里的問題。隨后出版的《走進日常：唐代的衣食住行》則從單純的物質考據提升至制度史的高度，進而探究車服、賜宴及常貢等制度體現出的國家職能與社會等級，既補足了傳統史學“只見制度不見人”的缺憾，也避免了日常生活研究易流于瑣碎的弊端。在掌握充足的器物、服飾、建筑等物質資料后，研究者必然會進一步追問：日常細節背后，支撐其行為的價值觀與邏輯是什么？有基于此，黃正建新著《不止日常》實現了從生活細節向精神觀念的轉向。該書作為其三十余年學術生涯的總結凝萃，涵蓋史實考證、觀念書寫與官制辨析三大板塊，涉及新舊《唐書》、唐代判文、敦煌文書及碑刻墓志等多種文獻的對比研究。本書副書名“唐人歷史世界的另一種書寫”點出全書旨趣：看似分散的議題實則回答了兩大核心問題——制度性文獻如何重構唐人的日常觀念，以及唐人的日常觀念與書寫如何反映國家的宏觀狀態。

《走進日常：唐代的衣食住行》，黃正建著，中西書局，2019年9月

從《不止日常》開始，日常史研究真正觸及了唐朝的精神世界，日常成為通往深層觀念史的階梯。了解唐人如何利用文字書寫來處理個人情感、時代觀念與王朝政治，或許能為我們還原出更加立體、更有溫度的唐人思想世界。

制度性文本中的日常

書名《不止日常》首先對應了書中一系列制度性文本（如兩《唐書》、詔敕、《群書治要》、判文）的重新解讀，黃正建從新舊《唐書》及判文中提煉出唐人觀念，將國家的宏觀統治邏輯與日常行為聯系起來。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研究當屬唐人對安史之亂與“胡風”流行的看法。黃正建主要利用《舊唐書》、詔敕等制度性文本挖掘出了一個全新視角：唐代人眼中的“胡風”到底是什么？他們真的視安史之亂為胡人叛亂嗎？這些過去被視為理所應當的問題，其實大有深意。黃正建在序言中強調，研究歷史必須回歸當時的語境，理解古人的原意。他厘清了肅宗時期“羯胡亂常”背后的政治考量，并指出自魏晉以來流行的胡樂、胡食、胡服，到開元天寶年間早已化為國家制度與百姓生活的一部分。在當時人的認知里，這些事物極其自然，并無刻意的胡漢之分。

這種理念與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的“歷史語境主義”高度契合，即“意義由語境決定”——在盛世，胡服是時尚；經歷亂世，胡服便成了罪證。后世人往往出于影射時政之需，試圖在盛世“胡風”中尋找災難的先兆，這其實是一種層層加碼的誤讀，而研究者借用現代或其他歷史時期人們的思維模式來感知古人觀念，往往會扭曲歷史真相。

在分析新舊《唐書》對安史之亂的表述差異后，黃正建發現，雖然叛亂初期含“胡”的辱罵性詞匯一度增多，但隨著時間推移，社會心態趨于平和，稱呼也逐漸回歸“反”“逆”“叛”等法律定性。這說明中晚唐人首要關注的是安祿山違背了《唐律》中的“十惡”罪名，而非其種族身份。

除此之外，通過對比兩《唐書》的差異，更可窺見唐宋轉型期社會心態的變化，以及歷史如何被后人的觀念重塑。例如，在列傳書寫中，我們可以看到唐宋人不同的關注重點：唐人對郡望高門有著熱切的渴望，往往偽造攀附；宋人看重“牛李黨爭”的危害，反映出彼時他們面臨的政治生態。而關于婦女裝束的對比實例則更為生動，《舊唐書·輿服志》中詳細記錄了她們從“全身障蔽”到“靚妝露面”的變化過程；而《新唐書·車服志》對此類內容進行了大量刪削，足見宋代社會已不再將婦女衣物的遮蔽性視為核心議題。此外，通過對比兩《唐書》，還可以看出唐代尚未形成對“士大夫”內涵的統一認識，“士大夫”這一群體的出現，反映了唐宋之間，逐漸由唐人對血緣家世的推崇，過渡到宋人對個人修養與輿論責任的重視。

跳出日常生活史相關的史料，以上種種對傳統史料的挖掘同樣可以照見唐人的心靈與觀念。“不止日常”的深意也正在于此——它提醒讀者，即便是嚴肅的制度性文本，字里行間也可折射出古人的日常喜惡與期許。

敦煌220窟旋轉舞動的舞伎

私人書寫中的宏大敘事

《不止日常》的另一面，在于從日常文本推演宏觀敘事，透過私人書寫來捕捉國家政治的深層邏輯。在這一系列的考述中，黃正建主要對私人墓志進行了深度闡釋，將個體生命史與國家權力運作聯系起來。研究涵蓋《楊岳墓志》、唐代官員墓志反映的法律與疾病信息，以及石刻墓志與文集收錄本的差異等。

黃正建從楊岳的兩方墓志出發，梳理了隋唐兩代權臣后裔與皇室、勛貴聯姻集團的復雜政治生態。官方對一個人的評價并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皇權更迭和政治需要，被不斷粉飾與重寫。私人書寫有時還會流露出微妙的社會心理。在對比石刻墓志與文集錄本的差異后，黃正建發現，喪家在刻碑時，會有意挑選官職更高、地位更顯赫的親屬作為參照。這種細節上的改動，亦揭示出唐代重視門閥與官僚政治交織下的身份焦慮。

從這種由日常推演宏觀的視角出發，墓志不應僅被視為傳記或文學作品，而亦可進一步作為觀察唐代制度運作和社會規范的窗口。以書中《出土唐代墓志與法律資料》一文為例，黃正建通過研究大量唐人墓志發現：唐人法律知識的獲得以家傳、自學為主，明法科幾乎是其唯一出路；唐代法官分為中央（刑部、大理寺、御史臺）、地方（州府司法、法曹參軍、縣尉）、使職（覆囚使、幕府推官）等類型，其升遷路徑靈活，但亦有規律可循；法官的職掌包括判案斷獄、保管尋查法典和參與法典的修撰等；在司法實踐中，因法官性格、皇帝態度、地緣差異呈現出不同面相。墓志涉及的法律資料雖依附于墓主個人經歷，缺乏完整的條文，但它們恰恰補充了正史未載的司法細節。通過這些的個體，我們得以看到唐代司法在權力末梢落地的具體情況。這些生活細節與傳世官方文獻相互映照，還原出唐代法治的真實面貌。制度性文本與本屬于私人記錄的墓志資料，共同構成理解唐代政治不可或缺的工具。

書中其余篇章涉及諫官職責、考核制度及門蔭入仕等內容，作者引用敦煌文書、唐律等多元史料，并穿插杜甫、白居易、元稹等名人的實際案例，將原本枯燥的制度史寫得有血有肉，鮮活可感。特別值得留意的有兩篇：一是對武則天身世秘辛做出的獨到推測，否定其母為隋朝宗室楊達之女，此文抽絲剝繭，如偵探小說般引人入勝；二是對P.2632號占卜殘卷“白衣為主”一語的重新解讀，作者否定王重民的觀點，指出這并非民間祥瑞之兆，亦與金山國無涉，實際折射出晚唐民眾對政權更迭的普遍焦慮，讀來令人耳目一新。

高瑞梓著《今日向長安》

當然，本書也存在一些值得繼續深入探究之處，筆者在此提出一點淺見。關于將安史之亂歸因于“胡風”流行，黃正建捕捉到了《舊唐書》作者的偏頗，但實際上，這并不是《舊唐書》作者的特有見解，而源于中國傳統史學“華夷之辨”的敘事慣例，是正史中常見的書寫模式。例如，《后漢書·五行志》中記載，漢靈帝喜好胡服、胡床、胡飯、胡舞等，以致“京都貴戚皆競為之”，此事被與后來的董卓亂政聯系起來；《晉書·五行志》中，亦將泰始、太康以來，貴人富室好用胡器，以及羌煮貊炙的胡食風氣、喜飾氈毳的穿著時尚，視作后來永嘉之亂的“服妖”之應。

在探討唐人對安史之亂的認知時，如前所述，黃正建認為時人其實不太糾結這場動亂所具有的胡人特質，而更傾向于從法律和道德層面將其定性為“逆”“亂”或“禍”。即便文中出現“羯胡”等字眼，也多出于貶低和辱罵的情緒。然而，歷史的書寫方式并不能掩蓋現實的殘酷。安史之亂后，強烈的排胡情緒在政壇和民間蔓延，唐朝君臣對異族將領充滿猜忌，哪怕是功勛名將也難逃嫌疑。敵意在極端情況下，甚至演變為針對胡人的血腥屠殺。為求生存，胡人被迫改姓、遷徙，生存空間被極度壓縮。若能將史籍文本與社會實態相互參照，或許能更精準地還原唐人對安史之亂性質的認知。

《不止日常》作為一部極具分量的學術論著，文辭曉暢易讀、觀點發凡起例，成功打破了日常生活、時人觀念與宏觀制度間的壁壘，為理解隋唐政治體制與社會心態變遷開辟了新的視角。無論是歷史研究者還是愛好者，都能從中獲得嶄新的讀史思路與治學啟發，在日常與宏觀的交互中，觸摸到更真實、更鮮活的唐人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