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心畬：精神的潔癖，成就了藝術(shù)，卻毀了人生

頭陀評近現(xiàn)代書家系列

溥心畬：精神的潔癖，成就了藝術(shù)，卻毀了人生

□馮華（二馬頭陀）

溥 儒（1896-1963） 滿族，北京人。字心畬，號西山居士、西山逸士、舊王孫等。出身清皇族，姓愛新覺羅，是是道光皇帝第六子親王的次孫，末代皇帝溥儀的堂兄弟。溥儒自幼飽學，稍長專心研究文學藝術(shù)，1911年入貴胄政治學堂，畢業(yè)后再入青島德國威廉帝國研究院，又留學柏林大學，學習天文和生物，獲得博士學位，他也精通經(jīng)史和書畫，回國后篤嗜詩文、書畫，皆有成就。先住清河二旗村，后隱居西山戒臺寺10年，從此專事繪畫，以賣書畫自食其力。解放前夕出海舟山，后居臺灣，于1963年病故。　 溥儒善山水、人物、花鳥、走獸，曾以畫名與蜀人張大千并稱“南張北溥”；又與吳湖帆并稱“南吳北溥”。書法剛健遒美，秀逸有致。溥儒不僅書畫好，而且從小即通詞詩、詩詞典籍，他晚年在臺灣對弟子說，如果有人稱他為畫家，不如稱他為書家；如果稱他為書家，不如稱他為詩人。

有一種藝術(shù)家，你很難把他放進我們之前建立的任何一個坐標系里。他不是沈尹默那種在法度里精進的苦修者，不是白蕉那種在蘭花影子里守住晉韻的天才，不是于右任那種沖向風車的堂吉訶德，也不是鄭孝胥那種讓你在人品和書品之間左右為難的爭議人物。

他站在那里，跟所有人都隔著一層什么東西。這東西，有人叫他“舊王孫”的身份，有人叫他“西山逸士”的孤高，有人叫他“中國文人畫的最后一筆”。但我覺得，這些說法都沒摸到最里面那層核。

溥心畬一生真正的東西，是潔癖。不是生活里洗手上癮的那種潔癖，而是一種精神上的、審美上的、深入骨髓的潔癖。他的字，他 的畫，他的詩，他待人接物的姿態(tài)，他面對時代巨浪時的每一個選擇，都帶著這股潔癖。這股潔癖寫在紙上，就是后人贊嘆不已的孤高和書卷氣；落在地上，就是一 個舊王孫在亂世里跌跌撞撞、始終找不到安放之處的悲劇。

1896年，溥心畬出生在北京恭王府。他的祖父是晚清政壇上呼風喚雨的恭親王奕訢，出生第三天，光緒皇帝賜名“溥儒”——“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4歲學書，6歲讀《論語》，7歲作詩，8歲在慈禧壽宴上獻壽聯(lián)，“本朝神童”的名號傳遍宮廷。王府里藏著陸機《平復帖》、王羲之《游目帖》、懷素《苦筍帖》、顏真卿《告身帖》——這些我們今天排隊也未必能見到的神品，他從小就可以隨時攤在桌上，隨手臨摹。這是何等奢侈的啟蒙？一個人在這樣的環(huán)境里長大，眼睛從一開始就只見過最好的東西，他怎么還能忍受次一等的東西？

這大概就是他一生潔癖的起點。起點太高了，高到后來的人生不可能接得住。

辛亥革命一聲炮響，清朝沒了。王府被圍，母親帶著他和弟弟從花園草叢旁的狗洞逃出去，一個貨真價實的王孫，一夜之間成了難民。后來他們輾轉(zhuǎn)到了西山戒臺寺隱居，他從此給自己取了個號——“西山逸士”。這個“逸”字，你細品。不是遺民的“遺”，是逸士的“逸”。遺民是被人遺棄的，逸士是自己走開的。他不愿意承認自己是被時代拋棄的人，他寧愿把自己定義成一個主動離開的人。這就是潔癖的第一層表現(xiàn)：不是拒絕現(xiàn)實，是拒絕承認現(xiàn)實有資格觸碰他。

看溥心畬的字，就是看這種潔癖最直觀的形狀。

他的楷書，初學柳公權(quán)、裴休，后得力于成親王永瑆，兼融《圭峰碑》的清健之氣。啟功說過一句很重的話：“心畬先生的書法功力，平心而論，比他畫法功力要深許多。”他寫字極講究法度，每一筆都收得干干凈凈，結(jié)構(gòu)端穩(wěn)，線條利落，絕不拖泥帶水。有人評價他的書法“空靈如清風之出岫，空若無物而自有氣韻流動”，這是懂他的人說的話。他的字里有一種拒絕——拒絕粗野，拒絕甜俗，拒絕情緒過度的宣泄，拒絕任何在他看來不干凈的東西。那股清冷不是裝的，是從骨頭里滲出來的。

但這里藏著一個深刻的問題。潔癖在審美上是高貴的，但在人生選擇上，它可能是致命的。

溥心畬一生都沒有放下“舊王孫”的身份認同感。他在生活最窘迫的時候，依然堅持搽粉、化淡妝，出門一定要染發(fā)，衣服可以不新，但必須整潔。有人回憶說，一次在北京看菊展，遠遠就看見兩個人，衣服并不華麗，但氣宇不凡，走近了才認出是溥心畬和夫人。這種東西，你說是貴族氣也好，是架子也好，總之是刻在他骨頭里的，他脫不掉的。

但這種潔癖，在現(xiàn)實的重壓下，常常變形。他母親去世時，他為了籌喪葬費，準備把家藏陸機《平復帖》賣給日本人。后來張伯駒出面買下來捐給了故宮。這件事被不少人視為他人生中的一道疤。你拿這個事情去和溥心畬本人的書畫境界對照，會感到一陣說不出的撕裂：一個在紙上把“干凈”寫到極致的人，在現(xiàn)實里卻做了一件怎么看都不太“干凈”的事。

但你要是換一個角度想——也許在他看來，這些名帖本來就是家藏之物，和外人眼里的“國寶”不是一個概念；也許窘迫到那個地步，面子比什么都重要。不是為自己的失節(jié)開脫，而是當你理解了這個人一生最大的執(zhí)念是“體面”時，他的很多看似矛盾的行為，突然有了一個統(tǒng)一的解釋。

在臺灣的日子，并沒有讓他的潔癖好過一些。他渡海赴臺后，與張大千、黃君璧被尊為“渡海三家”，在臺灣師范大學藝術(shù)系任教，學生回憶他上課時總是一襲灰色長袍，天庭寬闊，神采飄逸，即使遠渡重洋、遭逢巨變，依舊不改王孫氣度。但在家中，他的晚年卻被側(cè)室李墨云牢牢控制——印章被收走，要畫得先過她那關(guān)；想得到溥心畬的真跡，得先在麻將桌上討好李夫人。他礙于王室臉面，忍了一輩子。給學生上課時偶爾自嘲：“昨晚我夢見自己變成了一只烏龜，可能是上天要派我求雨吧。”這句話里有多少心酸，他沒有再說下去。

他的書信里就更直白了。在一封家書里他寫道：“我在臺灣六年，受盡辛苦。”這是那代渡海文人共同的心境——家國破碎，故土難回，一身舊朝的教養(yǎng)和風度，在一個陌生的島上無處安放，只有靠寫字畫畫來撐著那股體面。臺灣帖學一道，在他到來之前幾乎沒有根基，他被后人稱為“臺灣三百年來帖學第一人”，正是他以一己之力，將帖學的火種帶到了海峽那邊。這是他在藝術(shù)傳承上結(jié)結(jié)實實的功績。

那么，我們談論溥心畬，到底在談論什么？

他不像鄭孝胥，鄭孝胥的悲劇是道德選擇上的悲劇——你明知道什么是錯的，卻硬生生走上去了。溥心畬的悲劇是歷史碾壓下的悲劇——他沒有主動選擇錯什么，他只是一直在堅持一種已經(jīng)過期、過時、甚至不合時宜的體面。這體面，就是他的潔癖。在紙上，潔癖讓他寫出了近現(xiàn)代帖學最干凈的字；在紙外，潔癖讓他在一個不講體面的時代里，活得越來越局促、越來越擰巴、越來越像一個被歷史撞得鼻青臉腫的舊王孫。

他的潔癖成就了他，他的潔癖也困住了他。他死后，人們在臺北故宮看他的畫展，畫面上依然是宋人山水般的端穩(wěn)清雅，仿佛外面的炮火、逃難、屈辱、困窘從未發(fā)生過。也許對他而言，拿起毛筆的那一刻，就是對自己最后的體面的捍衛(wèi)。

我們在今天還在看他的字，大概不是因為他的身份——舊王孫多他一個不多，少他一個不少。是因為他的字里有一個東西，是今天我們這個時代寫字的人，正在越來越稀薄的東西：那是一種不肯降下來的標準，一種不為了討好任何人而存在的干凈，一種把自己繃到最后一刻的體面。

一個在紙上比在人生里活得更干凈的人。也許這就是溥心畬。我們看他，其實也是在看一種現(xiàn)實的可能性——當整個世界都變臟的時候，還有沒有人愿意守著那一點不妥協(xié)的干凈？

他守住了。代價是他的整個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