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業參與公益慈善，可選還是必選？| 基業長青

「基業長青」是長江商學院推出的家族傳承主題欄目，匯聚家族企業傳承深度洞察、優秀案例及新生代企業家創業故事。從代際交接到治理創新，在這里，開拓中國式企業基業長青之路。

近期，段永平、鐘睒睒等低調企業家接連擲出巨額捐贈，曹德旺百億建校亦迎來首批學子，中國家族企業的慈善之舉頻頻引發矚目。

家族企業投身公益慈善，究竟是企業壯大的“可選項”，還是基業長青的“必選項”？今天和你分享長江商學院院長李海濤教授最新發表于《家族企業》雜志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公益慈善已超越單純的財富回饋，成為關乎企業順利交接與家族長期共贏的關鍵命題。

作者 | 李海濤

來源 |《家族企業》雜志2026年5月刊

原標題 | 李海濤：家族企業參與公益慈善，可選還是必選？

李海濤

長江商學院院長

金融學教授、杰出院長講席教授

家族企業研究部主任

2025年11月，兩位行事低調的中國企業家，幾乎在同一時間因巨額捐贈成為公眾焦點。

先是投資界傳奇人物段永平在2025年10月31日向江西水利電力大學捐贈當日價值約1500萬元的1萬股貴州茅臺股票，并于11月11日再次向北京師范大學捐贈2.2億元；隨后的11月22日，農夫山泉創始人鐘睒睒向家鄉諸暨中學捐贈1億元人民幣，設立“諸暨中學鐘子逸教育基金”（鐘子逸為鐘睒睒祖父）。

如果將時間線再向前推，2025年10月正式交棒長子曹暉的曹德旺，于2021年宣布捐贈100億元建立福耀科技大學，而該大學已經在2025年迎來了第一批學生。

這些家族企業為什么要積極參與公益慈善？家族企業參與公益慈善，是可選還是必選？如果是必選，構建怎樣的合理機制才能使得家族、企業、社會三者實現長期共贏？

當下，中國家族企業正逐漸進入傳承高峰。公益慈善從根本上來講是將多方能量匯集為社會解決問題，也為家族和企業提供更深的社會鏈接。

因此，如何思考和實踐家族企業參與公益慈善，不僅會影響到創始家族和企業的社會聲譽，也會影響到企業的順利傳承和持續發展。

01

家族企業開展慈善事業有三重優勢

一般而言，任何企業投身于公益慈善事業，對于企業與社會都是有益的。為什么我們要特別探討家族企業做公益慈善？其中主要原因在于，家族企業特殊的股權與控制權結構，使得它們在投身慈善事業時具備普通企業和個人所沒有的獨特優勢。

首先是決策高效，機制靈活。

家族企業的股權和決策權相對集中，使其在慈善投入上能夠縮短決策周期，更有效率。

段永平在短短大約10天內先后完成了向江西水利電力大學捐贈1萬股茅臺和向北京師范大學捐贈2.2億元兩筆大額捐贈，充分體現了這種決策效率。

相比之下，公眾公司的慈善決策往往需要經過董事會、股東大會等多層審批，難以快速響應。這種“所有權、決策權、執行權”的高度統一，是家族企業參與公益慈善的獨特優勢。

其次是資源整合能力強。

家族企業不僅擁有雄厚的資金實力，更掌握著龐大的產業鏈、技術和人才網絡。這種獨特的資源稟賦使其能夠開展“賦能型”慈善，而非簡單的資金捐贈。

如晨光集團長期深耕教育（文具）領域，其注冊成立的“上海晨光公益基金會”主要集中于捐資助學，尤其是學具的捐贈；晨光還設立了鄉村教師獎學金、援建教室、助力鄉村兒童美學教育等。

這些公益行為與企業主營業務高度相關，提升了企業的知名度與美譽度，使得企業與社會的聯結更加緊密，有助于企業的長期發展。

曹德旺創辦福耀科技大學也是這種“賦能型”慈善的典范。作為中國玻璃行業的領軍企業，福耀深知制造業對高素質應用型人才的渴求。所以，福耀科技大學在獲得百億資金支持之外，還能夠直接對接福耀及其上下游企業的真實需求，將產業經驗、技術標準、管理方法融入人才培養體系，培養出真正符合產業需求的人才。

這種“產業+慈善”的深度融合是單純的資金捐贈無法實現的。

最后，是能夠堅持長期投入。

許多社會問題的解決，如教育公平、環境保護、基礎科研等，都需要數十年如一日的持續投入。而優秀的家族企業普遍具備長期主義的戰略耐心，這一特質同樣體現在其慈善事業上。

段永平20年來累計捐贈超過20億元，鐘睒睒通過“鐘子逸教育基金會”長期支持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浙江大學等多所院校，蒙牛創始人牛根生攜家人捐出持有的全部蒙牛股份及大部分紅利成立的老牛基金會，在內蒙古草原生態修復、濕地保護等領域持續投入超過20年等，這種“功成不必在我”的耐心是公眾公司、普通機構和個人捐贈者難以企及的。

家族企業及創始家族做慈善的這種長期性，一方面是由于企業的持續經營使得其資金具有穩定性，另一方面則是源于家族對使命的執著和對社會的責任感。

02

家族企業參與公益慈善：

越來越重要的必選項

對于家族企業和創業家族參與公益慈善，最常被問及的問題是：為什么要參與公益慈善？對于家族企業的順利傳承和商業家族的持續發展，它能發揮哪些具體的作用？

從我們觀察到的案例來看，參與公益慈善可以從多個角度助力家族企業順利傳承和家族的科學治理。

首先，家族企業傳承的根本目的是實現企業的持續經營與世代傳承。

為了達到這一目標，整個家族與企業都需要有長期主義價值觀，以長遠的視角、系統的眼光來看待家族和企業的發展。

家族參與公益慈善，可以助力企業和家族形成長期主義的治理結構和經營視角，幫助企業實現持續發展。

2011年，曹德旺捐贈3億股福耀玻璃股票，占當時總股本的14.98%，成立河仁慈善基金會，開創中國股權捐贈的先河。

截至2025年9月30日，經過為支持慈善項目（如耗資百億的福耀科技大學）而進行的數次減持后，河仁基金會仍持有福耀玻璃約1.7億股，占總股本的6.50%，是公司第四大股東。

曹德旺家族通過其控制的三益發展有限公司、耀華工業村開發有限公司持有福耀玻璃15.89%的股份。河仁基金會作為重要的“一致行動人”，使得曹氏家族合計控制的股權超過22%。

在股權相對分散的上市公司中，這一比例構成了相對穩固的控制權基礎，使得企業能夠按照創始家族的意愿來制定長期戰略，實現持續發展。

家族企業傳承面臨的另一個難題，是伴隨著家族成員日益增多，維系整個家族的向心力會變得越發艱難。

而缺乏向心力的家族在涉及企業傳承時，容易出現意見不統一，乃至內部爭斗。

這時候如果能有一個超越商業利益的公益事業平臺，引導整個家族以集體主義作為基礎思維框架，對于團結家族成員、凝聚家族力量會起到非常積極的作用。

美的集團創始人何享健在2012年將企業經營權交棒職業經理人方洪波后，便投身慈善事業，于2013年創立“和的慈善基金會”。

2017年，何享健宣布捐贈1億美的集團股權設立慈善信托，實現了慈善信托與基金會雙軌并行。在這個新的家族公益平臺上，其一子二女均擔任要職。

何享健曾明確表示，要將慈善“作為家族文化傳承下去”，這使得創業家族在脫離了企業管理職責之后，其家族人員和能量得以在慈善事業中凝聚和傳承。

用公益慈善作為家族跨越世代、凝聚人心的方法在西方商業家族早已通用。其中典型案例當屬國人最為熟知的美國洛克菲勒家族。其傳承歷經六代、已逾百年的秘訣便在于正確認知財富的價值，用家族財富造福社會。

老約翰·洛克菲勒終其一生都向后代灌輸一個理念，即“上帝給了我們金錢，我們只是財富的管家”，使得家族后代得以正確認識財富的意義，從而校準自己的行為，向家族理念靠攏。

盡管洛克菲勒家族早已不再主導具體企業的運行，而是轉向了財富管理與風險投資，但家族人員的團結一致使得家族人心不散，家族文化持續發展。

最后，家族企業和商業家族的持續發展歸根結底都離不開整個社會給予的支持。

因此，兩者的持續發展必然是以與社會的良好互動作為基礎。這就要求企業和家族都具備利他主義價值觀，積極主動服務他人，奉獻社會——參與公益慈善正是這一價值觀的集中體現。

香港聯泰集團創始家族目前已經傳承六十年、延續四代。其創始人、集團主席陳守仁先生從20世紀70年代就以“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理念，在泉州、香港等地成立了“陳守仁基金會”，帶領整個家族參與公益慈善。

在成立家族信托之后，規定每年股權收益的10%都直接進入家族慈善基金會，用于支持社會公益事業。家族后代在總結其家族與企業均能實現持續發展的根本原因時，把“良好的價值觀傳承”列在了首位。

除了有助于家族企業和商業家族踐行長期主義、集體主義和利他主義，家族企業參與公益慈善對于當下最為緊迫的傳承議題也有諸多助益。

▍其一是增加一代企業家和二代接班人的話題溝通。

中國家族企業大多誕生于快速發展的社會環境之中。一代企業家對于社會的持續發展、環境保護、數智化等議題較為陌生。但根據長江商學院的數據，二代接班人中超過九成都有海外學歷，他們對于企業與他人、社會的關系會更為敏感。

家族企業參與公益慈善，從項目選擇到執行過程，都推動了兩代人之間的話題討論。

▍其二是增加企二代接班的方式。

在一些長江校友企業中，我們看到了一些一代企業家在將家中企業交接給二代接班人或職業經理人之后，自己投身于公益慈善，以新的方式服務企業、家族和社會；也看到了一些有多位二代的商業家族中，出現了由其中一位二代掌管家族公益慈善平臺的案例。

在二代接班話題日趨熱門的當下，參與公益慈善對于拓展商業家族的傳承思路大有裨益。

03

家族企業的慈善四要素：

路徑、方向、關系和風險

家族企業和商業家族投身公益慈善對于家族、企業和社會是“多贏”選擇。但正因為牽涉的面廣，想要在實踐中做好并不容易，其中涉及復雜的法律法規、社會傳統、家族關系、商業考量等要素。在實踐中，尤其需要注意以下幾點。

首先是戰略，要將企業核心優勢與社會痛點緊密結合，審慎選擇投入領域。

家族企業或創業家族做公益，其最好的戰略是找到能夠集中家族意愿、資源和知識的幾個特定社會問題，長期深耕。

這樣一方面為社會創造獨特價值，另一方面也提醒家族和企業要時刻謹記自己的“根”在何處，要謹守主業，精益求精，避免分散投入和臨時的公益行為。

如福耀的“河仁慈善基金會”深耕制造業，便聚焦于應用型科技人才的培養；晨光集團根植于教育領域，其資源與知識都集中于該領域，公益慈善行為也圍繞這一領域展開。

其次是路徑，要不斷提升對家族和公益的理解，動態評估參與方式。

一般我們熟悉的企業和家族做慈善的方式是直接捐款、捐物，以及長期支持某個社會機構或其中某一個公益項目，但隨著創業家族的逐漸成熟，對于家族企業和家族本身的資源稟賦、公益偏好和社會需求都會有更深的理解。

這時候，單一的捐贈或項目支持的短板就會顯露出來——一方面，它們難以滿足創業家族和企業更為細致的公益偏好，另一方面也不便于創業家族和企業長期跟蹤、評估公益投入的效果。

從目前已有的案例來看，越來越多的商業家族和家族企業選擇成立慈善基金會或在家族信托中明確慈善投入作為長期的公益方式。

慈善基金會是獨立法人實體，需民政部門審批，門檻較高，但社會認知度高，法律法規更成熟，家族成員可直接擔任理事進行控制；

慈善信托則是基于信托協議的法律安排，采用備案制，門檻相對較低，保密性更高，財產隔離更徹底，靈活性也更強。

家族企業和創業家族要根據自身情況加以選擇。

比較常見的做法是，創業家族將企業的股權置于信托架構之下，規定其分紅的一部分用于公益慈善。

這樣一方面能確保企業股權不因為后代人員增多、婚變、意外等情形而分散，也能確保企業創始人和家族對于公益慈善的信念得以長期貫徹實施。

如香港的李兆基家族就設立了信托，將名下企業股權都放入其中，規定分紅的10%用于公益慈善。

除了成立家族基金會和在家族信托中作慈善支出的安排，還有一種常見的方式就是選擇專業的基金會平臺做長期的資助和效果追蹤。

這些基金會通常與家族企業或家族辦公室有長期的合作，雙方有較深的信任，如巴菲特就曾經向蓋茨基金會等多家機構捐贈了累計超過六百億美元的股票。

2006年，巴菲特甚至公開承諾，其99%的財產都會捐給包括蓋茨基金會在內的五家家族基金會。但由于蓋茨離婚、巴菲特慈善規劃變化等原因，巴菲特在2024年修改了遺囑，規定他去世后將剩余財產轉入新的慈善信托基金會，由其子女監督管理，不再向蓋茨基金會捐贈。

目前中國的商業家族參與公益慈善的實踐仍處于比較早期階段，尤其要注意動態評估家族和企業參與公益慈善的方式，探索最適合自身的公益道路。

第三是治理，要在“家族化”與“專業化”之間取得平衡。

商業家族和家族企業參與公益慈善，無論選擇何種參與方式，其決策和執行都需要為家族成員和后代的參與提供充分的可能性，使其成為家族共同的、持續的事業——因此既要體現家族的意愿，又要確保運作專業、透明。

如果選擇成立慈善基金會，一個理想的公益慈善理事會或決策委員會理應吸納家族成員、外部專家、社會賢達等多元角色，既是互補，也是制衡。

河仁慈善基金會的理事會中，就既有曹德旺家族成員，也有來自學術界、公益界的獨立理事，確保了決策的科學性和公信力。

在決策團隊之外，還應當聘請專業的執行團隊，將家族的慈善理念轉化為嚴謹、高效的項目運作，并主動向社會披露信息，建立公信力；如果選擇與其他家族基金會或投行等機構合作，則需要在決策流程上確保家族成員的發言權、評估權與監督權。

最后是風控，要守住法律、財務與聲譽“三條紅線”。

其中，將慈善實體與家族企業進行有效的風險隔離至關重要。

基金會屬于獨立法律主體，慈善信托是受法律嚴格保護的獨立財產，兩者資產都不會因家族或企業的債務問題而被追索，是比較好的慈善路徑選擇。

為了確保慈善事業的持續進行，其資產需要保值增值，這就需要引入理解家族理念、熟悉慈善事業的專業投資機構。

目前中國商業家族參與公益慈善仍處于經驗積累階段，要警惕各種機構或部分家族成員、企業管理人員將慈善異化為企業營銷的工具，或出現“左手倒右手”的關聯交易。

慈善的純粹性是其生命線，任何可能引發公眾質疑的行為都應嚴格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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