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傳播】《四川簡史》——秦漢至唐宋時期（六）

編者按：

巴蜀大地，歷史悠久，文脈綿長。從《蜀王本紀》到《華陽國志》，從《蜀梼杌》到《蜀鑒》，歷代史家對巴蜀歷史的記載與研究從未間斷。為承繼前賢研究、力求創新探索，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歷時多年，編著而成《四川簡史》，與常見的通史不同，本書將敘述重心放在歷代四川在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的突出成就與特點，它采用專題研究的方式，打破時代的限制，將一個歷史事件或一項主要成就的來龍去脈完整呈現，幫助讀者快速把握重點與特點。

本書的時間跨度從遠古一直延伸至2022年，地域范圍則明確界定為今日四川（1997年重慶直轄后的新四川）。在敘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歷史時，則沿用傳統四川的地理范圍。資料來源既有正史、方志、考古文物，也有近人研究成果和最新的政府工作報告，內容扎實可靠。

我們將在公眾號上陸續發布本書的精彩章節，帶您穿越時空，系統了解四川這片土地的經濟奇跡、文化高峰與社會變遷。歡迎您持續關注，并留言分享您心中的巴蜀印象。

《四川簡史》

秦漢至唐宋時期（六）

天下名都會

四川與絲綢之路

巴蜀絲綢有其獨特的淵源、形成與發展歷史，彰顯了中華文明不斷吐故納新的強大生命活力與文化基因。

黃帝娶西陵氏之女嫘祖為妻，嫘祖發明養蠶織絲之法，教民育蠶治絲，并制作絲織的服飾，史稱黃帝“垂裳而治”天下。一方面，表明正是他教化民眾穿絲綢衣服，遵守禮儀教化，促進了原始人類朝著文明發展的方向邁進；另一方面，說明我國是世界上很早就開始養蠶繅絲和制作絲綢的國家。

嫘祖像 絹本 2019年 吳唯理 作（圖源：西部故人來）

黃帝與嫘祖之子名昌意。昌意降居若水（四川境內），娶蜀山氏之女，生子名高陽，高陽即顓頊，顓頊后來繼承帝位。作為遠古時代的傳說，其歷史的真實性的確需進一步考證，但它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黃帝部落與蜀山氏部落聯姻可能是事實。嫘祖養蠶、繅絲和制衣的技術隨著部落聯姻，被傳播到蜀山氏居住的岷江流域的原始部落。這是傳說時代關于巴蜀絲綢起源的文化歷史，從一定側面說明，至遲在上古的顓頊時代，巴蜀就已開始養蠶與織絲。嫘祖子孫娶蜀山氏之女的部落聯姻方式，除促進部落間的交流外，主要是把嫘祖養蠶制衣的技術傳播到了蜀地的蠶叢部落。岷江流域的蠶叢氏，也就成為蜀地原始部落中第一個養殖蠶和蠶蛹的部落。此外，從字源學的角度來看，“蜀”字的象形最早就是一條“蠶”的形狀，說明蜀地與蠶的確存在一定的歷史聯系。從采集蠶作為主要食品到學會用野蠶絲、柞蠶絲制作生產工具與衣服，擴大了蠶絲在氏族部落生產生活中的作用，這是蠶叢時代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一大貢獻。

最早的蜀中先民，通過在砧板上捶打蠶絲等方法，制作了生產生活所需的緞制品。在掌握制作和利用緞的基礎上，人們開始制作工藝水平較高與使用范圍更廣的錦，后來又學會了用絲線在錦上刺繡的技藝，并以絲線刺繡制作錦繡。從三星堆青銅立人所穿外衣的紋飾、形狀、圖案可以判定，它不是獸皮或麻或草制作的衣服，而是絲綢錦繡制品。它的存在有力地說明在柏灌、魚鳧、杜宇、開明時代，蜀地養蠶制衣的技術已由起源形成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這一時期的絲綢已有了更大、更為廣泛的用處，絲綢的生產與技藝也有較大進步，這從十二橋遺址船棺葬中發現的絲綢服飾可見一斑。巴蜀絲綢來源于緞，這是巴蜀絲綢起源的一大特點。人們先學會制作緞然后再制作錦，并在濯錦江中洗滌。以江水濯洗后晾曬的錦色彩特別鮮明，以致蜀錦聞名天下，此后遂有濯錦江江水優于他水之說。巴蜀絲綢文明經歷了先有緞然后有錦，然后在錦上刺繡，最后由錦繡發展到現代意義絲綢的漫長過程。這就是“蜀錦出繡”與眾不同的獨特發展演變歷程。

在巴蜀絲綢文化中，一直有大量關于嫘祖出生在四川鹽亭的傳說。這是一個比較有趣的文化現象。絲綢行業供奉的神明，一般是絲綢最早的發明者。嫘祖作為傳說中養蠶制絲的鼻祖，追溯嫘祖為行業祖神是比較自然的事情。實際上，很多絲綢業發達的地方，都有關于嫘祖出生地的傳說或在當地發明絲綢的傳說。這都是后代絲綢業發達地區在供奉嫘祖為祖神后，自我附會的關于嫘祖的傳說及神話。其中，主要包括青衣神與嫘祖結合、嫘祖西陵氏在四川鹽亭等。這實際上是紀念、尊奉嫘祖的傳說文化的四川存在而已。

嫘祖出生地在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均有不同的傳說，這正好說明絲綢文化多元興起、多地起源的理論是正確的。絲綢文化多地起源是與中華文明的多地起源、多元一體一致的，是同一文明形象的不同表現形式。

關于古蜀絲綢的文獻記載較多，但一直缺乏有力的實據。2021年1月31日，三星堆4號坑發現3.8毫米×3.1毫米的一件平紋絲織物殘痕，因痕跡太小且朽化，無法分清它是絲綢中的絹還是綺，但是，這充分證明，古蜀早在3000多年前就已有絲綢的出現。此后。在3號坑中，又發現了更加明顯的絲綢物殘痕，有的還看得出清晰的經緯組織。這再次表明，古蜀絲綢的制作技藝至遲在商晚期就已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

蜀錦和蜀繡的結合，最早出現在漢代，是巴蜀絲綢發展史上的一大進步。2012年，成都天回鎮老官山的一座西漢墓地中，出土了四部竹木質地的織機模型。這是我國首次發現的完整的西漢時期蜀錦織機模型。這四部織機模型，正是提花機的原型，是巴蜀絲綢文明的典型標志物。漢代時，蜀錦的制作水平相當高，其生產、銷售都已發展到一定的規模，已有專門的行政管理機構。如“錦官城”“錦城”“錦里”這些成都的別稱，都是因為成都出產蜀錦而得名。這些別稱，都是從兩漢三國時代開始的。如常璩《華陽國志·蜀志》云：“始，文翁立文學精舍、講堂，作石室。……其道西城，故錦官也。”

蜀錦

東晉李膺《益州記》也說：“錦城在益州南，笮橋東，流江南岸，昔蜀時故錦官處也，號錦里，城墉猶在。”都充分證實了兩漢三國成都制錦業發達的事實。

在漢晉的古人辭賦中，不乏有關蜀錦制造交易的繁盛情況，反映了兩漢成都織錦業曾取得的不朽成就。如《西京雜記》在論及司馬相如辭賦創作技巧時云：“詞賦者，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

司馬相如正是借助織錦之法、織錦之心構思與寫作的。用織蜀錦的方法形象地表達大賦寫作的技法，表明在西漢時，織錦業和織錦的方法就已成為社會文化生活中的普遍形象。揚雄在《蜀都賦》中云：“爾乃其人，自造奇錦。……發文揚采，轉代無窮。”

則反映了當時成都織錦的優美與奇巧。《蜀書·諸葛亮傳》云：“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惟仰錦耳。”

說明諸葛亮治蜀，已把養蠶織錦視作富國強兵、支撐北伐中原的重要經濟支柱。三國時，蜀人譙周《益州志》說：“織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勝于初成。”

也說明在此時的成都城中，織錦技術和漂洗技術都已非常成熟。常璩《華陽國志·蜀志》亦載：“其道西城故錦官也，錦江織工濯其中則鮮明，濯他江則不如。”

說明用成都南河水濯洗出的蜀錦，比用其他江水濯洗更加艷麗，品質也更加優良。

西晉文學家左思在《蜀都賦》中描述了巴蜀的物產、山川、風俗，重點描繪了成都養蠶織錦的繁盛情形。他說：“棟宇相望，桑梓接連。……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黃潤比筒，籯金所過。”

展現了當時成都栽桑養蠶，千家百戶，機杼之聲相和，織錦、濯錦和販運蜀錦的繁榮景象。

以上文賦中有關蜀錦生產、制作和銷售的記載，表明天府蜀錦不僅有獨特的制作技術、特殊的濯洗水源，而且一度被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充分證明從兩漢三國到兩晉之際，巴蜀絲綢錦繡已在全國居于領先地位。伴隨著漆器的對外流通，巴蜀絲綢作為重要的商品遠銷到蒙古、朝鮮、中亞和西亞等域外國家和地區。

唐宋之際，蜀錦與南京云錦、蘇州宋錦、廣西壯錦，并稱“中國四大名錦”。所謂“錦上添花”“繁花似錦”等成語，正源于此。可以說，成都一度繁盛，號稱“揚一益二”，很大程度上源于蜀錦作為全國重要的商品這一客觀基礎。唐代的蜀錦、蜀繡雖然現存實物不多，但從當時文人的詩文中不難發現有關蜀錦生產、制作的盛況及蜀錦、蜀繡的精美絕倫。如杜甫有詩云，“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等。劉禹錫亦有詩云：“濯錦江邊兩岸花，春風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鴛鴦錦，將向中流匹晚霞。”盛贊蜀錦之精美。唐代紡織業較漢代有了新的發展，最負盛名的莫過于成都府、蜀郡和綿州生產的蜀錦和綾羅，特別是太宗時期益州大行臺竇師綸創制的“陵陽公樣”，不但在制作技藝上居于全國領先地位，而且在花式紋樣設計上別出心裁、巧奪天工。他在傳統蜀錦織造基礎上，創新吸收波斯、粟特等紋飾特點，創制了以對鹿、對雉、斗羊、翔鳳、游麟等為代表的十多種對稱式蜀錦裝飾圖案，并作為蜀錦制作的官方式樣推廣，在蜀錦制作上影響頗大。羅是一種紋路疏松而輕柔的絲織品，蜀羅主要有“單絲羅”“交棱羅”“白羅”“黃羅”“五暈羅”等品種，以其精湛的織造技術聞名天下。據《蜀中廣記·方物》記載，唐中宗安樂公主出嫁時，成都進獻的單絲碧羅籠裙，“縷金為花鳥，細如絲發，鳥子大僅黍米，眼鼻嘴甲俱成，明目者方見之”,足見蜀羅制作技藝之精湛。

進入宋代后，紡織業在全國的地位越來越重要，產量不斷增加。宋代四川貢布和產布的地區共有十八州軍，成都成為全國最主要的麻布生產基地。北宋中后期，朝廷在成都及其周邊地區每年收購官布七十余萬匹，占全國的百分之七十，居于各路之首。宋代絲織品種遠多于唐代，不僅可以生產出各色各樣的綾、羅、綢、緞，還能生產出紗、絹等40余個品種，而且，蜀錦色彩、花紋與圖案較唐代更加復雜，題材內容也更加生活化。宋代四川絲織品產量很大，每年可向朝廷提供百萬匹以上的各式絹帛織品。元豐六年（1083年），呂大防在成都創辦官營成都錦院，擁有軍匠五百余人，而民間蜀錦蜀絲織作者較官營工匠多得多。南宋時創辦茶馬司錦院，主要織作錦綾被褥，以與黎州等地少數民族折換馬價。宋代蜀錦與絲織品是地方官府的重要經濟來源，也是朝廷對外的重要戰略物資。宋代詩人蘇泂在《濯錦江》中還說：“機絲波影借光華，巴女臨流住幾家。爭向芳菲偷錦樣，織成平白濺江花。”將蜀錦生產制作的精巧技藝、蜀錦的現狀樣式、質地美感，描繪得恰如其分。元人費著在《蜀錦譜》中亦說：“蜀以錦擅名天下，故城名錦官，江名濯錦。”

宋代以后，巴蜀錦繡曾一度衰落。明清之際，蜀繡與蘇繡、粵繡、湘繡同聞名于世，被稱作中國“四大名繡”，蜚聲中外。2018年，四大名繡均已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蜀繡繡品包括山水、人物、花鳥、蟲魚等題材，其形式、層次、色彩、空間的表現，使針法及裝飾效果均有新的創意。特別是“十字繡”，最能體現蜀繡在技巧上的特點。如雙面繡的技法，經過今人的現代化改造，已繡制出雙面繡的熊貓。其中，同形與異形的熊貓繡，圖案優美、熊貓神態悠閑、活潑，是蜀繡與現代文化藝術巧妙結合取得的重要成果。作為絲綢行業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蜀繡針法與技藝為蜀繡走向境外提供了新的思路，也為蜀繡的現代化發展、高品質發展，開辟了新的局面。

蜀繡——郝淑萍繡品《鳳求凰》

成都無論是在“南方絲綢之路”還是“北方絲綢之路”，乃至于“海上絲綢之路”或者“草原絲綢之路”中，都有重要的意義。可以說，以成都為中心的四川在絲綢之路歷史上的地位極其重要而特殊。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金牛道都是蜀地絲綢輸出的重要通道。從成都向北，抵達長安后，巴蜀絲綢再從長安向北直通今天的甘肅敦煌和新疆若羌等地，再經“北方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與歐洲互通有無。若從整個南北絲路的構架體系來考察，成都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都扮演著重要的交通、貿易與生產樞紐地的角色。據此，有考古學家認為，成都不僅是“南方絲綢之路”的地理源頭，也是“北方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的“產品源頭”。張騫出使西域，在大夏國見到了蜀布、邛竹杖，由此，他認為中國西南還有一條通往域外的商貿交通要道。此道以成都為起點，向西通往緬甸、阿富汗乃至地中海等地，人們習慣上將其稱為“南方絲綢之路”。不過，“南方絲綢之路”并非一條單純線性的中外通道，而是由若干條干線與支線構成的一個大范圍的交通網絡。不可否認的是，無論是東線還是西線，“成都均為整個南向路網千萬里歷程的始端”。成都的蜀錦、蜀布、鐵器得以遠銷大夏（今阿富汗）、撣國（今緬甸），乃至遙遠的地中海流域，正是利用了這條南方商貿之道。三星堆遺址中發現的海貝與部分象牙，可能就是借此道來到蜀中大地的。

成都很早就是一個以絲綢、蜀布著稱的開放性國際商貿都市，由此認為成都很早就是絲綢生產、商貿重鎮并不為過。直到元朝，由于更便捷的“海上絲綢之路”興起，“南方陸路絲綢之路”逐漸由繁榮走向衰落，被茶馬道代替，以絲綢命名的“南方絲綢之路”被逐漸遺忘，走向沉寂。

最后需指出的是，“絲綢之路”一詞，雖以絲綢名之，但其內涵極其豐富，遠遠超出了絲綢或道路的字面含義。它的價值與內涵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各不相同，且伴隨著經濟、社會和文化的不斷發展而不斷變化，呈現或盈或缺的狀況。絲綢之路在農耕文明時代最早的或者說最基本的內涵，僅就四川而言，是指絲綢的生產、交易和運輸的通道。隨著四川在全國乃至世界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領域中的地位變化，以及四川對外交流輸出與引進路線的變化，巴蜀絲綢的內涵也隨之發生了變化，或被替代或被減少或被增加的情況并不少見。如在宋元之后，隨著茶馬互市的興起，絲綢作為經濟和戰略產品的地位下降，巴蜀絲綢之路的作用、地位也隨之悄然變化，特別是隨著元代海上航運運輸的興起，四川作為絲綢之路的產品源頭、技術研發中心和輸出基地的地位不斷被弱化。但是，作為巴蜀文化對外交流的重要對象，作為四川發展繁榮的歷史貢獻者和見證者，巴蜀絲綢豐富的活態基因與文化影響力始終都在不斷延續著。

（未完待續）

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