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避孕藥到抗癌、抗抑郁：這個經典分子骨架，為何還能不斷誕生新藥？

在藥物化學的發展史上，甾體類分子是一個繞不開的經典骨架。

從口服避孕藥、糖皮質激素，到乳腺癌和前列腺癌內分泌治療藥物，甾體藥物曾深刻改變多個疾病領域的臨床實踐。由于與內分泌、生殖、免疫和代謝等關鍵生理過程密切相關，甾體分子長期以來被視為藥物研發中的重要結構類型。

但“經典”并不意味著停滯。相反，過去25年，基于甾體骨架的藥物持續獲得批準，并在腫瘤內分泌治療、神經系統疾病、心血管/代謝疾病、分子影像以及新型治療模式等方向持續演進。

近期發表在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上的一篇綜述系統回顧了2000年至2025年全球獲批的23款含完整四環甾體骨架的新藥，并從藥物化學角度總結了這些藥物的結構優化策略、靶點作用模式和構效關系。綜述指出，這些獲批甾體藥物可按機制和臨床應用分為四大類：性別相關健康需求或疾病、炎癥相關疾病、神經系統疾病，以及心血管/代謝疾病。

圖片來源：參考資料[1]

這也提示我們：甾體化學的價值，早已不只是“模擬天然激素”。在新的藥物研發環境下，它正在成為承載新機制、新功能和新分子模式的重要結構平臺。

經典四環骨架，仍是藥物創新的重要起點

甾體分子的典型結構特征，是具有由A、B、C、D四個稠合環組成的四環骨架。這個結構看似穩定、剛性，卻擁有高度豐富的可修飾空間。

在甾體分子中，不同環系的氧化狀態、雙鍵位置、取代基類型以及取代基的α/β構型，都會顯著影響其生物學功能。例如，在雌激素類甾體中，A環酚羥基對于維持雌激素活性至關重要；在Δ4-3-酮結構基礎上引入1,2-雙鍵，可增強糖皮質激素活性；在部分神經活性甾體中，3β-甲基取代有助于增強其與GABAA受體之間的有利相互作用。B環和C環的修飾不僅能夠優化受體親和力，也可能影響受體降解、藥理作用分離或代謝穩定性等特征。D環則可容納多樣化側鏈，也是前藥設計的重要位點。

換句話說，甾體骨架并不是一個簡單的疏水四環結構，而是一個高度壓縮的“空間信息載體”。在有限的三維結構中，藥物化學家可以通過精準修飾，調節受體結合、代謝穩定性、組織分布、給藥方式和安全性窗口。

這也是甾體類藥物能夠持續演進的重要原因之一。

早期甾體藥物更多聚焦于替代、增強或抑制體內天然激素作用；而今天，甾體骨架既可以作為核受體調節劑和分子影像探針，也正在作為靶向遞送、偶聯藥物和新型分子設計中的功能模塊被探索。

過去25年，甾體藥物創新集中在哪些方向？

從2000年至2025年獲批的甾體藥物來看，甾體化學的臨床應用主要沿著幾個方向持續拓展。

首先，性別相關疾病與生殖健康仍是甾體藥物重要的應用場景之一。孕激素受體（PR）、雌激素受體（ER）、雄激素受體（AR）等核受體，是甾體藥物設計的核心靶點。圍繞這些靶點，近年獲批的甾體類藥物在受體選擇性、給藥方式、組織作用和安全性方面持續優化，覆蓋避孕、絕經相關癥狀、子宮內膜異位癥、乳腺癌、前列腺疾病和痤瘡等多個適應癥。

以乳腺癌治療為例，fulvestrant是具有代表性的甾體類選擇性雌激素受體降解劑（SERD）。它并不只是簡單拮抗雌激素受體，而是通過阻斷共激活因子結合，并促進ERα降解，從而干預ERα介導的信號通路。這一案例說明，甾體骨架不僅可用于構建受體配體，也可通過結構設計影響受體構象和蛋白的后續命運。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例子是fluoroestradiol F 18。它以雌二醇為核心結構，在特定位點引入放射性同位素氟-18，用于PET成像，以輔助檢測復發或轉移性乳腺癌患者的ER陽性病灶。這使甾體骨架不再只服務于治療，也可以成為輔助評估靶點表達和支持治療決策的重要工具。

▲Fulvestrant和fluoroestradiol F 18簡介（圖片來源：參考資料[1]）

第二，炎癥相關疾病仍是甾體藥物的重要陣地。糖皮質激素長期以來是抗炎治療的代表性藥物，但傳統全身用藥可能帶來代謝紊亂、骨骼發育受影響、免疫抑制等不良反應。因此，新一代甾體抗炎藥物的重要方向之一，是在保持抗炎活性的同時，盡可能改善安全性。

例如，ciclesonide和dexamethasone cipecilate體現了前藥設計與局部活化策略；fluticasone furoate則通過提升受體親和力、脂溶性和局部暴露等方式改善治療窗口。Vamorolone則代表了另一種方向：通過結構修飾，旨在部分分離抗炎活性與傳統糖皮質激素相關不良反應。

第三，神經系統疾病正在成為甾體藥物創新的新興方向。過去，人們對甾體藥物的理解主要集中在內分泌和免疫調節，但神經活性甾體及其衍生物的臨床進展正在改變這一認知。

例如，brexanolone和zuranolone用于治療產后抑郁，ganaxolone則用于CDKL5缺乏障礙相關癲癇發作。這些藥物顯示，甾體分子可通過GABAA受體正向變構調節等機制影響神經興奮性。綜述也特別指出，神經甾體及其合成衍生物近年來呈現出加速臨床轉化趨勢。

第四，在心血管和代謝疾病領域，甾體骨架也在持續被重新設計。例如，圍繞礦物皮質激素受體（MR）、法尼醇X受體（FXR）等靶點，研究者正在通過結構優化提升選擇性和安全性。由于多類甾體相關靶點或受體在人體內分布廣泛，且部分受體之間存在配體識別相似性，如何在療效、受體選擇性和組織選擇性之間取得平衡，成為這一領域的關鍵挑戰。

總體來看，過去25年的獲批藥物說明，甾體藥物并沒有停留在傳統激素治療時代。它們正在從“受體激動或拮抗”走向更復雜的功能調控，從單一治療作用走向診斷、遞送和新型分子模式的多元應用。

從傳統小分子到新型分子模式：甾體骨架正在被重新定義

如果說早期甾體藥物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調節激素受體”，那么今天的甾體化學正在面對一個更加開放的問題：如何利用甾體骨架的結構特征和生物學關聯，構建具有全新功能的藥物分子？

這也是當前甾體化學值得關注的趨勢之一。

一方面，許多經典甾體激素受體，如ER、AR、PR、糖皮質激素受體（GR）和MR，本身就是重要藥物靶點；此外，部分甾體衍生物還可作用于GABAA受體、FXR等其他靶點。通過對甾體骨架進行精細修飾，研究者可以改變分子與受體的結合模式，在特定靶點上實現激動、拮抗、受體降解或功能分離等不同藥理結果。

Fulvestrant就是這一思路的代表。它說明甾體分子可以不只是“占據受體”，還可以改變受體命運。通過在甾體骨架上引入較長的疏水側鏈，fulvestrant能夠影響ERα構象并誘導受體降解，也使甾體骨架成為構建受體降解劑的一類重要結構基礎。

另一方面，甾體骨架也可以作為新型分子模式中的功能模塊。綜述提到，甾體結構具有較高脂溶性，并且體內存在甾體相關轉運機制，因此甾體可與其他藥物偶聯，作為脂溶性調節單元或轉運載體，用于調節理化性質或實現靶向轉運。

這為甾體化學打開了更廣闊的想象空間。

圖片來源：123RF

在新型偶聯和遞送策略中，甾體類活性分子可作為潛在載荷或功能模塊被探索。例如，綜述提到，ADC技術已被用于探索糖皮質激素類抗炎藥物的靶向遞送；在蛋白降解靶向嵌合體等靶向蛋白降解策略中，雌二醇或地塞米松等甾體結構也可作為識別ER、GR等核受體的配體模塊，用于構建可誘導特定靶蛋白降解的雙功能分子。與此同時，在前藥設計和放射性示蹤劑開發中，甾體骨架的特定位點修飾也可用于調節活性釋放、代謝穩定性，或實現靶點表達可視化。

這些方向共同說明，甾體化學正在從傳統小分子藥物設計，走向更復雜的“結構平臺化”應用。

它不再只是一個藥效團，也再只是天然激素類似物，而可能成為一個可被重新編程的分子模塊：既能貢獻靶點識別，也能影響分子性質；既能用于治療，也能用于診斷；既能作為獨立藥物，也能嵌入偶聯藥物、降解劑、前藥和遞送系統之中。

正因為如此，未來甾體化學的研發重點不只是發現一個新的受體配體，而是能否圍繞復雜結構修飾、選擇性控制、代謝優化、機制驗證和可放大合成，建立系統化的研發能力。

經典骨架背后的高門檻：甾體藥物研發為什么難？

甾體骨架的優勢，也伴隨著明顯的研發難度。

首先，甾體分子通常具有剛性稠環骨架和多個連續手性中心。要在特定位點實現區域選擇性和立體選擇性的氧化、還原、取代、側鏈引入或構型調整，往往需要高度定制化的路線設計。一個看似微小的取代基變化，可能顯著改變受體親和力、選擇性、代謝穩定性和安全性。

其次，甾體藥物的生物學作用復雜。不同甾體相關受體或靶點之間可能存在結構和配體識別相似性，選擇性不足可能帶來脫靶效應。綜述也指出，甾體藥物開發可能面臨高脂溶性、代謝位點復雜、受體選擇性不足、組織選擇性不足等挑戰；部分分子還可能因影響肝臟代謝過程或膽汁排泄而帶來肝臟安全性風險。

第三，從早期發現到工藝放大并不容易。甾體類分子的早期研究常常需要快速獲得大量結構多樣的類似物，用于構效關系探索；而進入候選分子優化和后續開發階段后，又需要關鍵雜質與代謝物的制備及結構確證、同位素標記、立體化學表征與絕對構型確證、工藝開發和規模化交付等能力支持。

對于甾體類分子而言，“能合成”只是第一步。具有轉化價值的甾體化學平臺，需要同時具備復雜結構構建、區域與立體選擇性控制、路線優化、放大研究和跨技術平臺協同能力。

面向復雜甾體分子創新，藥明康德提供系統化化學賦能

甾體類分子在內分泌、腫瘤學及新型偶聯藥物等領域得到廣泛應用，藥明康德研發化學服務部（Research Chemistry Services，RCS）構建了覆蓋發現、優化到工藝開發與規模化生產的甾體化學綜合技術平臺。依托超過15年的甾體化學研究經驗以及100余名專職科學家團隊，RCS已累計合成1萬余種甾體化合物，在復雜多手性中心構建與結構精準修飾方面形成了深厚技術積累。平臺建立了20余種甾體手性中心構建方法，并配套豐富的甾體起始原料與定制化路線設計能力，可高效支持從Hit-to-Lead、新結構開發到聚焦化合物庫構建等早期研究需求。

針對甾體分子結構剛性強、區域與立體選擇性要求高的特點，RCS能夠通過路線開發、雜質與代謝物合成、同位素標記及絕對構型解析等能力，實現候選分子的系統性研究與優化。同時，平臺支持毫克級至公斤級的交付能力，并通過早期工藝開發與放大研究縮短開發周期。已有案例顯示，通過優化合成路徑可實現反應步驟減少83%、項目周期縮短63%，顯著提升研發效率。

此外，RCS將甾體化學與創新治療模式開發深度結合，可支持基于甾體骨架的抗體偶聯藥物（ADC）、靶向蛋白降解劑、前藥及氮芥類分子設計與合成，并與分析服務、反應條件篩選、重結晶平臺、流動化學、光氧化還原及電化學等技術協同運行，實現從分子創新到可放大制造的無縫銜接。通過整合長期經驗、模塊化技術體系與跨平臺能力，甾體化學平臺能夠為客戶提供穩定、高效且可擴展的化學賦能，助力復雜甾體及新型偶聯分子的研發與轉化。

經典骨架的新周期

過去25年獲批甾體藥物的演進說明，甾體化學并不是一個已經完成使命的傳統領域。相反，隨著受體藥理學、結構生物學、合成方法學、分子影像和新型偶聯技術的發展，甾體骨架正在以更多方式參與新藥創新。

未來，甾體藥物研發的關鍵，可能不只是找到一個新的甾體類似物，而是如何在復雜結構修飾、受體選擇性、代謝穩定性、組織作用、分子模式創新和可放大制造之間取得平衡。

對于藥物研發企業而言，這需要的不僅是單一反應能力，而是貫穿發現、優化、驗證、工藝開發與交付的系統化化學平臺。

作為創新的賦能者、客戶信賴的合作伙伴以及全球健康產業的貢獻者，藥明康德將持續通過獨特的“CRDMO”業務模式，助力更多合作伙伴，為全球病患帶來突破性創新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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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Zhu et al., (2026). Approved Steroidal Drugs (2000?2025): A Medicinal Chemistry

Perspective. J. Med. Chem., https://doi.org/10.1021/acs.jmedchem.5c03005

[2] Steroid Chemistry. Retrieved May 12, 2026, from https://rcs.wuxiapptec.com/wp-content/uploads/RCS_Steroid-Chemistry_202512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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