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基本盤”的詞義變遷觀察愛國輿論

2026年5月，浙江宣傳發文，將“網絡梗”與愛國輿論推至風口。然而，若將“基本盤”污名化簡單歸咎于境外勢力或流量投機，這樣不僅不能為“愛國者”正名，而且還會進一步扭曲愛國宣傳。

本文試圖剝離情緒化的攻防，追溯“基本盤”內涵的嬗變軌跡，剖析愛國輿論場的結構性困境，進而回歸愛國主義的本質內核。

一、“基本盤”如何從“壓艙石”變為“網絡梗”

“基本盤”詞義的變遷，其本身就是微觀社會心態史的變遷。“基本盤”最初源于金融與商業分析，指代企業或市場中最穩固、最核心的部分。此時的“基本盤”是客觀的、價值中立的，強調的是一種結構性的支撐力量。

隨著話語遷移，“基本盤”被引入政治社會學語境，常指代一個國家或政權最堅定的支持群體。在這個階段，它開始帶有“群眾基礎”的意味，雖然隱含著“非核心群體”的他者視角，但仍舊是一種對政治現實的理性描述。當下網絡語境中，“基本盤”與“群眾基礎”的同質性，完成中性詞了向貶義詞轉變，它不再是金融的“壓艙石”，而被異化為特定認知群體的代名詞。

這種詞義轉變的背后，是直接批評的通道受阻后，對抗性情緒向非對抗性轉化。當政策批評被禁止或打擊之后，批評者轉而采用“指桑罵槐”的策略，進而將矛頭對準政策的擁護群體，通過嘲諷大眾的“愚昧”來反襯自身的“清醒”。這種“降維打擊”不僅消解了討論的嚴肅性，進而通過嘲諷將復雜的社會話題，轉化為智商優越感的身份標簽。

二、愛國輿論場的雙重困境：虛假敘事與流量異化

浙江宣傳的文章指出了“嘲諷”的現象，但未深入揭示這種現象賴以生存的土壤。當前愛國輿論場正面臨雙重困境，使得“基本盤”成為必然的犧牲品。

以《戰狼》系列為代表的文藝作品，構建了“戰無不勝、雖遠必誅”的國家安全幻象。這種單向度的英雄敘事在短期內能提振民族自信，長期來看卻埋下了信任危機的種子。

當現實世界中，東南亞電詐集團肆無忌憚地綁架、殘害中國公民，且解救過程困難重重時，電影中的“超級英雄”與現實中“無力感”形成了刺眼的對比。嘲諷者正是抓住了這一裂隙，用“戰狼在哪里”的詰問，解構整個愛國敘事的真實性。這種困境的根源不在于現實不夠強大，而在于宣傳過度透支了現實的復雜性，導致公眾心理預期與實際治理能力之間出現斷層。

以“鐵頭”為代表的網紅現象，暴露了愛國主義的工具化危機。當“反日”成為一種流量密碼，愛國行為便極易滑向違法犯罪的邊緣。砸日系車、辱罵穿和服者、對日在華人員進行人身攻擊等，這些行為打著愛國的旗號，實則是對法治秩序的公然踐踏。這些行為讓守法者感到憤怒，但基于“愛國”的道德綁架，這樣憤怒卻又無法表達。當愛國成為流量秘密而突破秩序底線之時，守法者反而被污名化為“不愛國”的異類。這種“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進一步加劇了輿論場的撕裂。

三、愛國的本質回歸：政體、制度與秩序

跳出“愛國”的情緒化表達，我們必須重新審視愛國的核心要義是什么？

國家的本質是一個歷史文化的共同體，是土地、人民與制度的集合；而政府是具體的治理執行者。愛國并非是情緒的簡單泛化，而是對對政體的捍衛、對政府的擁護、對法治秩序的遵守。

政府進行社會治理，就涉及到具體的施政策略，而對政府的建議及批評等，不僅是法律所保障的公民自由，而且恰恰是愛國的具體表現，當批評修正錯誤時，這才能讓國家變得更好。

任何一個公民，只要是遵紀守法、辛勤勞動、依法納稅，在關鍵時刻維護社會公序良俗，那么他就是這個國家最堅實的“基本盤”。反之，打著愛國旗號卻破壞法治秩序，無論口號多么響亮，實質上都是在破壞國家的法治根基，并已經走向了愛國的反面。

浙江宣傳提到“人人皆是基本盤”，這種深深的情感召喚，本質是希望擁護政府。然而，在“愛國”的情緒泛化下，虛化了愛國的本質與要求，那就是對政體的捍衛、對法治秩序的維護。

四、結束語：反思與祛魅

黨媒下場引導輿論，凸顯公共輿論場的撕裂，“五毛”已經失去了號召力。其有利、有弊。利，能夠迅速定調；弊，若不能深刻分析根源而文過飾非，那么利可能就變為了弊。

當輿論宣傳不再用“戰狼”式的虛幻光環去包裹現實，當我們不再容忍“愛國流量”踐踏法治，當我們學會在憲政秩序的框架下理性辨析政府、社會與個人的關系時，“基本盤”這個詞自然會褪去貶義的色彩。

“基本盤”不該成為嘲諷的梗，“愛國”也不應當被情緒泛化。承認國家在發展中面臨的問題，不回避政府治理能力的局限性，反而能贏得公眾的信任。愛國從來不是狂熱的吶喊，而是勇敢的捍衛國家的政體、法治及秩序。這才是我們共同的、不可撼動的“基本盤”。

陳浩 記于知止堂上

2026年5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