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如何,對政府施政方向、甚至有時對其公布數字的虛無式懷疑都不可取,但這也反映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懷疑本身并不是約旦公民的罪過,尤其當他們面對的誤導,主要源于缺乏堅實、可證實的官方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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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任何公民而言,懷疑都是一種本能;衡量這種懷疑的標準,在于它是否有助于帶來更多公信力與透明度。
真正對公民和國家造成傷害的,不是公民對項目提出懷疑,而是國家前景中的確定感正在缺失。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過去歷屆政府一系列不穩定、欠缺精確的程序性做法,另一方面也與一些高級官僚過去操弄政治和媒體的手法有關。
缺乏確定感,才是應當被置于絕對優先位置的問題。要恢復公民信任,最好、最快的辦法,就是重新培育這種確定感。重建這種重要而基礎的確定感,是恢復信任、進而消解懷疑的必經一站。
一味固守懷疑,始終反映出公眾輿論中的某種病態失衡。與之相對,現政府有責任注意到,必須恢復社會整體的確定感;也要對持懷疑態度的公民保持耐心,用行動和證據去說服他們,而不是依靠花哨、投機、近乎雜耍式的話術。
因為在現實中,無論是政府還是投資項目,如果沒有民意支持作為基礎,就談不上真正的合法性。所謂民意支持,也不應只停留在“聽懂信息、鼓掌叫好、無條件捧場”的層面,而應建立在對政府人物公信力和其引導性話語準確性的判斷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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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被稱為“大型項目”的這些項目很重要,值得獲得公眾支持。要讓這些項目在啟動后真正具備推進能力,部分前提就在于提高信息篩選的水平,塑造社會觀感,并在公民中不斷積累積極預期。
這大概是政府、民眾以及中介機構共同的任務。而這項任務若沒有理性、穩健的國家媒體參與,就無法真正推進;這種媒體也應體現出更理性、更審慎、尤其更“準確”的政府傳播。
任何政府的舉措及其項目,不論細節如何,的確都需要一個能夠托舉它們的社會基礎。社會并不需要對政府所說的一切都一味喝彩、鼓掌。
同樣,在敏感而關鍵的時刻,政府也不應接受外界在沒有證據和依據的情況下,對其項目持續不斷地提出懷疑。政府意志與其話語,原本應當與民眾期待在一個中間地帶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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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已有一些問題不再是秘密,其核心就是政府話語的公信力危機。這個問題必須處理。因為官員和正式機構如果只是停留在拒絕懷疑、反過來指責民眾的層面,這種做法既無效,也毫無意義;若沒有持續而有說服力的實際工作支撐,這樣的姿態不會產生結果。
公眾輿論若僅僅依據過去的歷史遺產,就全盤否定政府所說的一切,這同樣是一種虛無主義式的做法。
因此,雙方在中間地帶相遇至關重要。任何政府的舉措及其項目,不論細節如何,確實都需要一個能夠托舉它們的社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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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有責任避免在國家與人民之間的空白地帶中肆意操作。
因此,圍繞“懷疑”與“確定感缺失”所構成的關系危機,討論其中的損耗與流失,是一個必須得到足夠重視的關鍵議題。
公民因提出疑問、甚至有時表示懷疑,不應受到責怪,尤其當問題涉及數十億投資和大型項目時,更是如此。
公眾記憶至今沒有忘記,一些曾在歷屆政府中身居高位的人物曾出現在電視屏幕上,許諾過數十億投資,但這些投資后來無影無蹤,或者項目最終只停留在紙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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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曼民眾至今仍清楚記得,一位前首相和一些規劃部長曾搭上“數十億投資”的浪潮,但最終什么也沒有發生。
因此,政府不應期待社會會為其宣布的項目歡呼慶祝,因為街頭社會已經一再經歷“承諾落空”的循環。但也不能讓現政府為過去一些政府的夸大其詞承擔代價。
一個看上去認真的政府,以及一個在此處彼處斡旋的內閣團隊,也不應因為前任政府的錯誤判斷,而為自身施政方向的聲譽支付成本或賬單。
當前提出的大型項目,例如國家輸水工程、鐵路以及部分能源投資,都是重要、必要且具有關鍵意義的項目。不應因為不斷聽信消極者、虛無主義者或一概懷疑者的聲音,而在任何情況下阻礙這些項目推進。
國家項目值得被給予機會,不應在懷疑和誤導中被消耗。但政府若想真正獲得這樣的機會,就有責任展現耐心與靈活性,并在行動時充分理解過去歷屆政府曾對約旦人說過什么,如此一來,被放在“被告席”上的才不至于只有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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