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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特朗普登上“空軍一號”前對著鏡頭揮手告別。(圖源:美聯社)
文/何平
編輯/漆菲
5月13日晚7時50分許,美國總統特朗普抵達北京,開啟為期三天的對華國事訪問。國家副主席韓正前往機場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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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晚7點50分許,特朗普乘專機抵達北京。(圖源:新華社)
特朗普走下專機后,沿紅毯前行,中方禮兵列隊致意,機場鋪設了紅毯并安排儀仗歡迎。北京機場高速公路附近亦掛起中美兩國國旗。
特朗普于美東時間5月12日下午從白宮啟程。登上“空軍一號”前,他對著媒體鏡頭豎起大拇指。此前,他表示“非常期待”此次中國之行,還說“中國是一個令人驚嘆的國家”。飛行途中,他不忘在旗下社交平臺發文稱,“能夠與眾多杰出人士一同前往偉大的中國,是我的榮幸”。
這是特朗普繼2017年首次訪華后再次到訪北京,也是美國總統時隔近九年再度訪華。此次北京之行不僅是一次重要的元首會晤,也被外界視為重塑中美關系的重要節點。包括馬斯克、庫克、黃仁勛在內的美國科技大佬與之隨行。外界普遍預期,中美或將圍繞貿易、農產品采購、關鍵礦產、科技合作與企業投資達成一系列協議。
特朗普此次出訪,正值內外壓力疊加的時刻,中東的陰影始終盤旋在頭頂。這場備受期待的會晤此前推遲過一次,原因正是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起的戰爭,它導致霍爾木茲海峽的關閉。這場戰爭不但削弱了特朗普的國內影響力,也讓全球經濟遭受重創。
對美方而言,需要提到的議題涵蓋諸多領域:關稅休戰、農產品出口、能源采購、波音訂單,是特朗普最渴望帶回的經濟成果;稀土與關鍵礦產關系到美國制造業和國防供應鏈的安全,人工智能(AI)與半導體亦是地緣競爭的博弈重點;與此同時,伊朗局勢、臺灣議題、兩軍溝通和印太安全,皆是關切的焦點。
美國外交關系協會亞洲研究高級研究員杜如松(Rush Doshi)坦言,此次元首峰會給了中國一個“管理”美國的機會。“盡管特朗普可能帶著‘美國正占據上風’的認知赴會,但過去一年,美國對華極限施壓并未取得預期效果。關稅大幅升級后,北京并未退讓,反而通過稀土、磁體等關鍵資源反制,展示出其在全球供應鏈中的戰略杠桿。”
“隨著美方選擇緩和立場,中國在這一輪博弈中的信心得到增強。”杜如松強調,這一互動過程中,雙方逐漸形成一種表面趨于緩和、但結構上高度脆弱的“動態平衡”。“總體來看,這一階段性結果在客觀上更有利于中國:一方面,中國在關鍵資源領域的杠桿作用得到驗證并強化;另一方面,美國的對華施壓在缺乏升級空間的情況下,顯露出邊際效應遞減的特征,從而使雙邊關系進入一種低強度對抗與有限合作并存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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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位美國商界領袖隨行
特朗普此次訪華,首先背負著美國國內的經濟壓力。能源價格居高不下、中東沖突延宕,不僅推高了通脹預期,也壓縮了美聯儲的降息空間。經濟議題正在拖累其民意基礎——多家民調顯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已跌至40%以下,降至其重返白宮以來的低點。
因此,特朗普的北京之行帶有明確的經濟合作色彩。隨行陣容本身,透露出美方此行的關切。這一次,共有17位美國商界領袖隨特朗普訪華,覆蓋科技、金融、航空、農業、支付與能源等多個領域。據悉,該名單是白宮精心挑選的。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于芯片巨頭英偉達首席執行官黃仁勛。他直到最后關頭才加入這一代表團,并緊急飛到阿拉斯加登上“空軍一號”。此前,他因不在受邀名單中而引發外界關注。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是在看到媒體報道黃仁勛缺席代表團后才專門致電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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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仁勛在最后時刻登上“空軍一號”,隨特朗普訪華。(圖源:社交平臺X)
除黃仁勛外,科技企業的高管陣容同樣醒目。除了特斯拉首席執行官馬斯克、即將卸任的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庫克,科技陣營的代表還包括高通首席執行官安蒙(Cristiano Amon)、美光科技首席執行官桑杰·梅赫羅特拉(Sanjay Mehrotra)、柯希倫首席執行官吉姆·安德森(Jim Anderson),以及Meta總裁兼副董事長迪娜·鮑威爾·麥科米克(Dina Powell McCormick)。
這些企業所在領域,正是當前中美競爭與相互依賴最密集的地帶,涵蓋芯片、人工智能、電動車、智能終端與全球供應鏈。
與此同時,金融界巨頭也悉數到場,由黑石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蘇世民(Stephen Schwarzman)、貝萊德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拉里·芬克(Larry Fink)、高盛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大衛·所羅門(David Solomon)以及花旗集團首席執行官簡·弗雷澤(Jane Fraser)等人領銜。
隨行名單還覆蓋多個傳統合作產業。波音公司首席執行官凱利·奧特伯格(Kelly Ortberg)、全球最大大豆及農產品貿易商嘉吉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白禮德(Brian Sikes),以及支付服務巨頭萬事達卡首席執行官麥克·米巴赫(Michael Miebach)、維薩首席執行官瑞安·麥克倫尼(Ryan McInerney)也在其中。思科首席執行官羅卓克(Chuck Robbins)雖收到邀請,但因公司財報發布日程沖突未能成行。
美聯社指出,此次峰會可能帶來的成果之一,便是中國進一步購買美國大豆、牛肉和波音飛機。
農產品是特朗普最容易向選民展示的成果之一。美方希望中國未來幾年每年購買2500萬噸美國大豆,并增加對美國牛肉、禽肉、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的進口。白宮此前發布的官方文件提到,中國承諾在2025年最后兩個月購買至少1200萬噸美國大豆,并在2026年-2028年每年購買至少2500萬噸美國大豆,同時恢復采購美國的高粱和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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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被認為是特朗普最容易向國內選民展示的訪華成果之一。(圖源:彭博社)
能源領域的合作也可能會恢復。5月12日,路透社援引美國官員的話稱,雙方或將討論一項協議,即中國增購美國的能源產品。此前,美國對華關稅導致中國停止進口幾乎所有美國原油和液化天然氣。相關能源產品在2024年的貿易規模曾達到84億美元。
分析人士指出,中國對美國液化天然氣的進口通常會隨著地緣政治變化而波動,這為雙方關系的改善提供了空間——能源貿易或將成為雙方重新接觸的重要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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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談判為元首會晤鋪路
按照美方之前公布的消息,經貿問題被視為此訪的核心議題之一。
元首會晤前,中美經貿團隊已經先行接觸。5月13日,中美經貿團隊在韓國仁川國際機場舉行第七輪經貿磋商。雙方以兩國元首釜山會晤及歷次通話重要共識為引領,就彼此關心的經貿問題開展磋商。
過去一年,中美貿易摩擦對雙邊經貿往來的沖擊體現在直觀數字中。盡管兩國貨物和服務貿易總額在2024年達到6600億美元,但在2025年,雙邊貿易額下降了近四分之一。從貿易結構看,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的長期趨勢并未改變,而這一直是特朗普最為不滿的問題之一。
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中美圍繞貿易展開高強度博弈。去年上半年,中美貿易摩擦一度從政策施壓演變為全面的關稅對抗,經貿往來受到嚴重沖擊。特朗普多次調整對這個美國最大貿易伙伴的關稅,部分時候的稅率甚至超過100%。中國則采取反制措施,限制對美國出口稀土產品、削減對美國農產品的采購。直至去年10月中美元首釜山會晤后,局勢顯著降溫,雙方達成為期一年的“休戰期”。
對特朗普而言,關稅仍是其對華經貿談判中最重要的籌碼。其目標并不復雜:要求中國削減對美的巨額貿易順差,擴大美國商品和服務進口,并進一步開放市場。減少貿易逆差,始終是特朗普對外經濟政策的核心訴求。進入第二任期,這一立場變得更加強硬,也更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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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5月,中美經貿高層會談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發表講話。(圖源:路透社)
與此同時,特朗普政府對華戰略的表述也出現微妙變化。去年年底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將中國定位為“經濟競爭者”,而不再像此前那樣突出“戰略威脅”這一標簽。美國也不再明確把大國競爭置于全部戰略坐標的中心,而強調要“重新平衡美中之間的經濟關系”。換言之,經濟議題被重新推到美國對華政策的前臺。
今年2月,美國最高法院限制總統單方面加征關稅權力的裁決,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特朗普反復使用關稅工具的空間。正因如此,特朗普政府需要在關稅威懾之外,尋找更穩定的談判框架。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官員格里爾此前透露,雙方正討論建立一個新的雙邊貿易協調機制,可能包括設立“美中貿易委員會”。格里爾透露,該機制旨在將以往“零敲碎打”的關稅戰轉向一種“制度化的貿易平衡管理”。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朱利安·格維爾茨(Julian Gewirtz)指出,“特朗普一向將美中之間的競爭視為經濟競爭。早在2000年,當他考慮以第三方候選人身份競選總統時,就曾猛烈抨擊世貿組織,指責中國是美國不公平的貿易伙伴。相比之下,他向來不太關注安全問題。”
“特朗普去中國,不僅僅是以他喜歡的首席交易員的身份,而是從如何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打交道的視角出發。中國擁有超十億人口,擁有巨額財富。所有與特朗普交談過的商界領袖都非常關心如何能進入中國市場,或者說,該如何應對來自中國的競爭。對他來說,這才是關鍵所在。”格維爾茨說。
美國《華盛頓郵報》認為,特朗普政府不再像第一任期那樣試圖推動中國經濟體制發生“結構性改變”,而轉向一種管理競爭與現實主義妥協的思路。
具體議題上,稀土和關鍵礦產將是此次會晤焦點之一。美國《外交政策》發文指出,特朗普此行的另一大隱秘重點是打破中國在稀土及關鍵礦產上的“扼喉”優勢。他將尋求中方承諾提供穩定的供應,以支持美國再工業化及國防需求。
在關鍵礦產問題上,復旦大學學者孟維瞻認為,美國希望延長關鍵礦產協議,可能是因為其軍工體系離不開中國稀土;但美方必須在關稅、芯片等問題上作出承諾,中方才可能作出適當的讓步。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特約研究員賈敏亦指出,這一問題上的“主動權在中方”,美方若要延長協議,就需要在其他領域拿出令中方滿意的實質性讓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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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溝通傳遞積極信號
除了伊朗和能源安全,臺海局勢、軍事對話與AI議題,也是外界關注焦點。
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是,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斯此次隨同特朗普訪華。他由此成為幾十年來首位陪同在任總統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的國防部長,這打破了長期以來的外交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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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斯此次隨同特朗普訪華,可謂打破慣例。(圖源:蓋蒂圖片社)
這是自1972年尼克松訪華以來,美國總統首次攜國防部長訪問中國。過去幾十年,美國國防部長訪華通常被安排為單獨行程,而不是作為總統國事訪問代表團的一部分。在中美軍事對話已凍結一年多的背景下,這一安排無疑釋放出積極信號。
赫格塞斯登上“空軍一號”之前,還在美國參議院作證,為白宮此前提交的創紀錄的1.5萬億美元軍費開支請求辯護,并回答了參議員們關于伊朗戰爭的尖銳質詢。
臺灣問題也將成為重點議題之一。今年2月,中國領導人在與特朗普的通話中強調,臺灣問題是中美關系中“最重要的問題”,并敦促美方慎重處理對臺軍售問題。
不久前,中國外長王毅在與美國國務卿魯比奧通話時,將臺灣稱為中美關系中的“最大風險點”,并強調這是雙方關系的政治基礎。王毅說:“雙方要維護好來之不易的穩定局面,籌備好重要高層互動議程,擴大合作面、管控分歧點。”
談到特朗普訪華期間是否會討論臺灣問題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回應說,“特朗普總統訪華期間,兩國元首將就事關中美關系以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大問題深入交換意見。中方反對美國向中國臺灣地區出售武器的立場是一貫的明確的。”
魯比奧此前在白宮記者會上說,臺灣問題會成為此訪討論的話題,美方的目標是確保該問題不會成為兩個超級大國之間新的緊張根源。“我認為兩國都明白,任何破壞該地區穩定的事件都不符合雙方利益。我們不希望臺灣或印太地區任何地方發生任何破壞穩定的事件。”
AI議題的影響力同樣深遠。美國外交關系協會中國與新興技術高級研究員麥奎爾(Chris McGuire)認為,AI能力的擴散被視為可能迅速改變安全環境的關鍵變量,尤其在網絡攻擊能力與軍事應用層面,其外溢效應可能在未來幾年顯著增強。“雙方可就AI安全保持溝通,但不應把這一機制擴大到出口管制、芯片限制等更敏感的競爭議題。”
路透社指出,元首會談的議題預計將涵蓋AI領域,AI之所以被置于這一層級,是因為它已從普通產業問題上升為國家安全和大國競爭問題。白宮在2025年發布的AI政策文件中稱,美國的政策目標是“維持并增強美國的全球AI主導地位”。
然而,特朗普眼下面對的是一個難以調和的矛盾:英偉達、高通、美光等美國企業渴望重新打開中國市場,但安全部門卻希望限制AI產品出口,保持美國的競爭優勢。
《外交政策》認為,這種競爭已然演變為一種“雙軌制”:一方面,美國通過《出口管理條例》對中國實施嚴密的算力封鎖;另一方面,面對中國本土芯片的快速崛起,美國企業正極力游說白宮,試圖在非軍事用途的商業AI領域保留市場份額,以維持其全球生態的領導地位。
陪同人員中,除了魯比奧和赫格塞思,也包括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白宮副幕僚長米勒和通訊總監張振熙等高官。特朗普的次子埃里克·特朗普及其妻子也在代表團中,第一夫人梅拉尼婭則沒有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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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特朗普(右一)和妻子拉拉·特朗普陪同特朗普訪華。(圖源:法新社)
倫敦國王學院中國問題學者凱瑞·布朗(Kerry Brown)研判,更重要的在于,雙方能否更好理解各自在維系關系、防止局勢升級方面的責任。“對美國而言,在過去一年地緣政治動蕩加劇的背景下,此時正是向中方強調臺海穩定和維持現狀必要性的關鍵時刻;對中國而言,可以借此展示其在中東、俄烏等全球議題上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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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伊朗問題需要中國?
普遍認為,這場會晤的重點將是風險管控,而非尋求重大突破。中美雙方面臨一個共同問題:如何在競爭不斷加劇的情況下,避免關系進一步滑向失控。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趙明昊在《聯合早報》撰文指出,經過近十年的較量,中美雙方已經認識到“誰也無法打敗對方”,“戰略穩定”正成為雙邊關系的新取向。
“特朗普訪華的意義,在于為雙方探索新的互動模式提供機會,也為中美元首未來更多面對面溝通創造條件。”趙明昊表示,特朗普第二任期以來,中美關系經歷了從激烈斗爭到逐步企穩的復雜過程。“美方的極限施壓并沒有讓中國屈服,反而使美國決策層越來越意識到,中國是一個既有實力也有耐心的對手。”
尤當過去兩個月,伊朗沖突和霍爾木茲海峽動蕩對國際能源市場造成沖擊。對特朗普而言,中東局勢不只是外交問題,也是國內經濟問題。中期選舉將至,能源價格上行,只會進一步削弱共和黨的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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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局勢尤其霍爾木茲海峽封鎖導致全球油價動蕩,特朗普面臨國內危機。(圖源:路透社)
很多分析預測,伊朗戰爭很可能成為談判的核心議題。駐摩洛哥的地緣政治經濟學家埃菲娜·德里斯指出,“此訪不僅僅關乎中美關系,更關乎世界兩大經濟體能否阻止貿易競爭和中東沖突演變成一場更廣泛的全球危機。如果會談成功,或許能為局勢緩和創造空間;否則,國際貿易和能源市場或將面臨又一次沖擊。”
不少學者指出,隨著中東局勢尤其霍爾木茲海峽封鎖導致的全球油價動蕩,特朗普迫切需要中方利用其對伊朗的影響力扮演“調停人”。國際危機組織美中關系高級研究與倡議顧問艾利·韋恩(Ali Wyne)表示:“如果要以持久方式讓伊朗重返談判桌,美國認識到中國將會發揮一定作用。”
但在公開場合,特朗普并不愿尋求中國的幫助。登上“空軍一號”前,他告訴記者:“我不認為我們在伊朗問題上需要任何幫助,無論通過和平方式還是其他手段,我們總會贏得勝利。”他還堅稱,華盛頓“完全掌控了伊朗局勢”。
5月5日,中國駐美國大使謝鋒在接受美國《新聞周刊》采訪時指出,從伊朗戰事第一天起,中方就堅定站在和平一邊,致力于勸和促談、停火止戰。他同時反駁了所謂“中國受益”或“中國軍事援伊”的假新聞,并稱其目的是為了抹黑中國,挑動中美對抗,破壞中美高層互動。“這些都是別有用心的虛假信息,各國有識之士應該徹底識破,不信謠不傳謠。”
“霍爾木茲海峽航道被封鎖、國際能源市場被擾亂、全球產供鏈被沖擊,這對中國、對世界都是深重災難。”謝鋒呼吁,“這場戰爭本來就不該發生,應該立即停止。中方希望美伊保持談判勢頭,支持一切有利于盡快結束戰事、恢復和平穩定的努力,將繼續為和平不懈奔走。”
凱瑞·布朗認為,中國的確有機會在美伊之間進行一些調解,尤當中國此前剛剛接待了伊朗外長。他認為,中國同樣能在俄烏問題上發揮一定作用,因為俄總統普京預計在特朗普訪華后一周也將到訪北京。(實習生劉浩對本文亦有貢獻)
排版 /李惠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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