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徐鋒 | 我們時代的文化英雄——致敬史家王笛

說起來不可思議，王笛老師竟然七十歲了，總覺得他有無窮的精力和熱情。

我第一次知道王笛老師，不是因為他的著作，而是緣于一篇論文，當時我在華中師范大學讀書，辛亥革命九十周年之際，王老師在紀念大會發表了一篇論文《二十世紀初的茶館與中國城市社會生活——以成都為例》，我當時的本科指導老師劉偉教授參會回來，鄭重推薦我找來讀，于是我專門復印了一篇，感覺非常好，至今復印件還存著。

隨后北上讀書，我跟他初次見面好像是在二十二年前在社科院近代史所的一次會議，因為同為川人，加上對他研究的領域很感興趣，就不管不顧地上前打招呼，用四川話擺起了龍門陣，他老先生也一點沒有名學者的架子。

后來我先后給《街頭文化》《茶館》寫書評，他似乎還比較滿意，《街頭文化》再版甚至專門提及了一下拙評。

后來因為從事出版，跟他聯系很多。這兩年本來張羅出《茶館2》的簡體字版，為此多方聯絡，他也全力配合做了潤色，不料兩次功虧一簣。好在最后終于出來了。這些珍貴的記錄也算大時代的縮影，未來有機會可以寫下來。

一九五六年，王笛生于成都。

那是一座“還是個小城市”的成都，范圍不大，以手工業和消費為主，街道兩旁密密地開著鋪子——木匠的刨花翻卷如浪，補鍋匠的錘聲叮叮當當，彈棉花的弓弦嗡嗡作響。鍋盔的酥脆、春卷的綿軟、大頭菜的咸香，這些味覺記憶比任何檔案都更直觀地告訴他一件事情：歷史，從來不只是帝王將相的譜牒，它就在街頭日復一日的煙火氣里，在一兩分錢就可以買到的吃食里，在那些年復一年坐在茶館里、說著一口地道成都話的無名之輩的日常里。半個多世紀后，當他坐在澳門大學的書房回憶童年街景，那些曾經模糊的輪廓反而在記憶中愈發清晰而鋒利——正是這些街邊鋪子和磚窯火焰，構成了他后來微觀史研究最初的情感底片。

少年王笛裝著另一個夢想。

他的母親從事美術工作，耳濡目染之下，他打小就立志當畫家。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成都的街巷里總能看到他寫生的身影，自行車、水壺、工廠的煙囪、街邊歇腳的工友，都在他的筆下定格。那些1972年至1976年間留下的畫作，被他父母和哥哥悉心保存，后來帶到了澳門。翻看這批舊作時，他說了一句頗令人動容的話：“如果沒有這些畫，我其實忘記了很多事。”這話里面有一個深意：對于一個日后以顯微鏡觀察歷史的人而言，繪畫訓練賦予了他一雙格外善觀的眼睛，能看見常人不注意的細節，能將一個瞬間凝固成有意味的畫面。繪畫和歷史編纂，說到底都是一種觀看——一種“從無意義中發現有意義內涵”的觀看，端看有沒有一雙慧眼。

無奈造化弄人。一九七七年高考恢復時，鐵路局工會里端著鐵飯碗的王笛猶豫了，父母勸他再等兩年可以帶薪學習，于是他沒有報名。高考那天他恰好出差去上海，看到別人興致勃勃進考場，當即后悔，“有種被時代拋棄的感覺”。次年，他瞞著家人偷偷復習，參加完高考才告知。他怕自己美術水平不夠高、考不上美院，就想報中文系，以后搞美術評論。誰知一考完，歷史成績在全省名列前茅，幾乎滿分。那時先出成績再報志愿，為求穩妥，他便報了四川大學歷史系。命運的拐點往往就這樣不期而至，而真正的志業經常會以誤打誤撞的面目出場。

在川大歷史系，王笛遇見了對他影響至深的保路運動研究權威隗瀛濤先生，隗先生是我們鄰縣開州的豪杰，后來還擔任過川大副校長，人稱史學界的“西南王”。大三那年，隗先生講中國近代史，口才好，有激情，讓王笛一下子迷上了近代史，請隗先生指導畢業論文，后來又成為隗先生的碩士研究生，碩士論文研究清末新政非常出色。再往后便是留校任教、破格晉升副教授——這條路走得順風順水，在旁人看來是進入了安穩期。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他赴美做訪問學者，回來后做出一個讓很多人不能理解的決定：放棄川大副教授的位子，去美國從博士生讀起。那時他已經三十四五歲，在學術界的臺階上也算是小有根基的人了，然而他辭了教職，捏著幾百換來的美元就走了。

經常聽到有人勸別人走出舒適區，可是王笛這次走出的步子邁得太大了，他就是這種無論在任何階段都能快刀斬亂麻的人。

這是他學術生涯的一次急轉彎，也是一次靈魂的分娩。看起來非常溫和的王笛正是在這條本該慢慢沉入平穩河床的中年河段上，賭上了一切去開鑿一條新航道。

茫茫人海，異國他鄉，接下來該走什么路？

進入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他師從中國社會史、城市史權威羅威廉教授，尤其以兩本漢口研究聞名于世，當然后續又推出了《紅雨》《救世》等名作，說起來很幸運，羅威廉就帶王笛一個學生，直到獲得博士學位離校，王笛獲得了羅威廉最大限度的指導。在此期間，王笛系統地閱讀彼時正在西方史學界勃興的微觀史學著作，目光投向那些看起來“沒意義”的題目——十四世紀一個法國山村的日常生活，十六世紀意大利北部偏僻山村的小磨坊主，從宏大歷史走向具體的、有血有肉的民眾。他后來在《歷史的微聲》中回顧這段經歷時提到，三十五歲的他和不到二十歲的本科生一起上日語課，那份壓力可想而知。每門討論課一周要讀完一兩本必讀書，外加寫讀書報告，還要做助教。但他硬是挺了過來，因為“討論課是一個非常好的鍛煉，在壓力之下，逼迫自己多讀書，多思考”。

十年磨劍，一九九八年，他終于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拿到博士學位，而此時他已經四十二歲了，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這個年齡，都談不上是最佳的求職年齡。不過他堅持下來，而且很快憑借《街頭文化》一書引人矚目。

王笛的史學貢獻，并非僅僅看他寫了多少本書、領過多少獎項，而要充分考慮他在中國史學脈絡中扮演的獨特角色。他所接續的，是西方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興起的新文化史和微觀史潮流——卡爾洛·金茨堡的《奶酪與蛆蟲》、羅伯特·達恩頓的《屠貓記》、埃馬紐埃爾·勒華拉杜里的《蒙塔尤》，這些以邊緣聲音為焦點的作品，為歷史學推開了一扇此前被忽略的門。

王笛是把這個學術路徑全面引進中國近代史研究最重要的推手。從《街頭文化》到《茶館》二卷，再到《袍哥》，他構筑了一條清晰的學術演進軌跡，與傳統的宏觀的計量的大寫的歷史研究劃出一道深刻的印記。就研究對象來說，他是將考察的目光從精英階層轉向下層民眾；就方法來說，他是以顯微鏡替代望遠鏡；就風格來說，他是以敘事和故事取代統計表格和抽象論斷。

要透徹地理解王笛的學術，或許還得再深入一層。

他的轉向絕非僅僅出于技術性調整，更是一場深層的史觀革命。中國傳統史學向來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為最高理想，為此它習慣于鋪陳宏大的政治、戰爭與帝王將相。王笛在一次演講中開門見山地指出：“司馬遷寫《史記》，說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但幾千年來，歷史書寫的權力始終掌握在精英手中。”他反復提醒，在我們習以為常的歷史書寫中，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人長期處于失語狀態。二十四史除了司馬遷的《史記》，很少關注、記錄普通人的聲音和日常生活。這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帝王史觀，其危險不僅在于遺漏了歷史的絕大部分內容，更在于造成了普通人自我認知的扭曲——“如果沒有出人頭地，我們就認為是失敗的。平凡的人生得不到認可，認為普通人就是卑微的”。

他說過一句極有分量的話，值得反復品味：“海面上的波濤往往由下面的潛流決定，所以我們要把歷史放到顯微鏡下，仔細分析，只有聽到普通人的聲音，才能得到有血有肉的、更鮮活的、更真實的歷史。”日常敘事就是與國家大敘事相對應的小敘事，試圖站在民眾立場去關注個體的經歷和命運。他借用了黃仁宇《萬歷十五年》的例子——從一個 “沒有意義的一年”發現了帝國深處的危機，但黃仁宇的興趣終究仍在帝王將相，而王笛所關注的是那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老百姓。

王笛的學術造詣不用多說。《街頭文化》英文版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二〇〇五年榮獲美國城市史研究學會最佳著作獎；《茶館》英文版被《美國歷史評論》稱為“做出了重大學術貢獻，將成為今后研究的一個范例”。但真正讓他的影響火山噴發般的，是近十年他面向大眾的一系列史學著作。《袍哥》獲得了文學界的呂梁文學獎，讓他和莫言、梁曉聲等作家同臺領獎。他對此感慨道：“我真是沒想到。因為它不是歷史學界評的，而是文學界給我的。”這個消息本身就頗具象征意義——它意味著王笛的史學書寫已經越過了學術界的嚴格城墻，走進了更廣闊的公共空間。隨后出版的《碌碌有為》《歷史的微聲》《那間街角的茶鋪》和《中國記事》等著作，更是將一個歷史學者的名字推向了尋常讀者的書架。他年過六十之后反而迎來了寫作的高產期。

一個人為什么會在花甲之年爆發出如此強勁的創造力？

答案也許不止一端，但有一點值得注意：他從未把學術寫作和公共普及割裂開來，“歷史寫作要有文學性，歷史研究者不應該放棄文學性的歷史寫作”。在他看來，非虛構寫作要求有人物的塑造、有故事、有生動的語言，“像《那間街角的茶鋪》，我是有意要讓它有點文學性，而不是像我的歷史論文那么嚴肅且沒有情感”。許多學者將面向大眾視為學術降級，王笛卻反其道而行之——他把通俗易懂當作一種義務。這種信念不是功利主義的選擇，而是他史觀的必然延伸：如果歷史本就應該屬于每一個人，那么歷史的書寫者也理應以最能抵達每一個人的方式去書寫。

然而，面對這樣一種為民眾寫史的立場，許多人可能會提出一個并非不懷好意的質疑：微觀歷史會不會淪為雞零狗碎的瑣碎敘述？普通人那些鍋碗瓢盆的故事，真有那么大的學術價值嗎？這種質疑若從王笛口中去探求回應，他會說：沒有無意義的研究對象。“無論我們的研究對象是多么平淡無奇，多么缺乏宏大的‘政治敘事’，如果我們有利用‘顯微鏡’解剖對象的本領，有貼近底層的心態和毅力，我們都可以從那表面看來‘無意義’的對象中，發現有意義的內涵。”他以自己調查茶館為例，某個時期成都有六百多家茶鋪，但一個月里史書上的記錄可能只有一條——多年之后我們通過這一條資料來重構的那個歷史中的茶館，與真實的差距就會非常遙遠。細節知道得越少，想象空間就越大，靠想象來填補空白就是南轅北轍。所以他主張：“……1/100、1/1000總比1/1000000要好吧。如果有越來越多的人記錄細節，有助于構建宏觀歷史。”歸根結底，微觀與宏觀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凡持顯微鏡的人，不是為了否定望遠鏡，而是為了讓望遠鏡所見的遼闊山川擁有真實可信的肌理。

王笛的溫和與平易，大概是與他有過接觸的人最強烈的印象。他不擺著名學者的架子，從不故作高深。訪談中，凡被問及學術、茶鋪或人生，他都用最樸素易懂的語言來回答。他不像一些學院派在公共言說中小心翼翼，生怕丟了專業性，恰恰相反，他的底層立場完全不藏不掖，往往是直躍到前臺來。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南風窗年度盛典上，他獲頒“年度思想者”，臺上他拿出講紙、摘下眼鏡，語速不快，發音卻有力，帶著那依然倔強不屈的川普口音。他告訴普通人：“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上，傳宗接代，種田做工，度過平凡的一生，就是我們對世界的貢獻。”這樣的話出自一個歷史學家之口，無異于一劑溫暖人心但毫不廉價的撫慰，因為它是經過四十年學術積淀淬煉出來的信念，而非無根的高調。

在這個時代做一個溫和派的知識分子其實并不容易。

當王笛走進公眾的聚光燈下，所面對的不僅是慕名前來的讀者，還有各種各樣的社會期待與批評。我注意到他在近年演講中反復強調要讓歷史走出學者圈子，期待中國的歷史教育轉向民眾史觀。這無疑有著明確的社會關懷，但他的表達方式始終是理性的、建設性的，從不訴諸激烈的對抗語調。他喜歡用常識這個詞來概括自己反復言說的那些理念，樂此不疲。這其實是一種成熟知識分子的風度，在洞悉了歷史的復雜性之后，仍愿意以最大的耐心去持續播種和言說。

在學術生涯之外，王笛還擁有另一重讓許多人艷羨不已的身份——他是一位相當不錯的畫家。他母親的熏陶當然不可忽視，但需要補充的是，這一天賦并沒有因為走了歷史研究的路而被棄置。他擅長人物素描，常常倚馬可待，為《歷史的微聲》所繪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海登·懷特、費正清等十九位歷史學家，每一幅都惟妙惟肖。在自著的《那間街角的茶鋪》里，他親繪插圖十九幅，以追尋生活中的茶館細節。同行孫江教授評價說，《中國記事》八部二十九章，“仿佛手繪的一張張卡通片，連綴起一部別樣的分叉的歷史”。這一番觀察非常精準：王笛的視覺素養不僅僅是生活中的業余愛好，它內化成了他的歷史敘事本身的一種質感，讓他的歷史書寫有了不一樣的畫面感與觀察者視角。

如果說繪畫是他的第一重業余天賦，那么關于料理，則要令人會心一笑。今年在澳門居所的陽臺上，王笛的田間地頭是幾只泡沫箱——里面有辣椒、豌豆苗、木耳菜，還有他新種的水培芹菜。芹菜根切下泡進清水，不過幾天工夫就郁郁蔥蔥。他對植物如何生長非常感興趣，也喜歡大自然，有時候還會開一兩小時車去釣魚。

想想看，一位曾經寫下千萬言、在國際史學界享有盛名的學者，蹲在陽臺的泡沫箱子前，一點點看芹菜抽芽展葉，就像他在書房中注視歷史里那些微小生命的軌跡一樣耐心。他用幾個月的時間在陽臺上創造了一個微觀史場景——這不正是他對自己學術信念最身體力行的寫照嗎？

繪者意也，我更愿意用一種近乎隔空對話的方式去描摹王笛的精神畫像。他身上有某種獨特氣質：不容易激動不喜歡炫耀，待人真誠，與他交往發現他話不多但說話都很算數，只是用不斷的史學著作回應時代。有時候會注意到，經歷過太多思潮的峰回路轉之后，許多學者在學術信念上的搖擺恰如風吹蒲柳，但王笛但凡認定一件事，便會沉淀下去——從他少年時代手握畫筆，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川大做《跨出封閉的世界》的整體史研究，再到中年赴美從頭學起城市史、微觀史，近些年大力推行歷史普及，貫穿如一的是他的堅持不懈。

這是一種老派四川文人身上的韌勁，看起來很溫和，其實骨子里非常倔強，我有一次看到建筑設計師劉家琨的訪談，“他的建筑蘊含著智慧，哲學的超越表面，揭示了歷史、材料和自然是共生的”，頓時想起了王笛，盡管他們來自不同領域，但同為川人中的翹楚，王笛用他的妙筆勾出了歷史的輪廓，尤其是那些小人物的血淚酸辛。

回到那個被反復提及的詞上——碌碌有為。王笛很喜歡這四個字，《碌碌有為》那本書的英文名更是一個佐證：Amazing Everyday Successes。他相信在一個宏大的歷史框架下，普通人每日的勞作、每個家庭的延續、每個社會的日常生活細節，不是構成民族敘事底座的一塊塊粗糲基石，它們本身就是敘事的最核心部分。“你看廟堂之上、朝野之間的那些人物，他們寫下的固然是歷史的一頁，但另一頁由萬千無名者每天用生活書寫的歷史呢？我們的歷史應該反映歷史的本身，而不是只把焦點放在那些英雄人物身上。”

如果我們這個時代真的有文化英雄，那么王笛正是一位。他未必像革命者那樣披荊斬棘，但他用畢生精力做的一件事——重新擦亮普通人在歷史長河中的面貌——比起任何沖鋒陷陣，更需要勇氣和獨立思考。他有句話一直回響在我腦海：“沒有無意義的研究對象。”

我知道對于王笛的嘗試，也有人偶爾有微詞，不過我倒是覺得學術世界各自做新嘗試，百花齊放，才可以成就最美的風景。其實如果對于王笛的學術理路熟悉，會知道他早年的研究是很宏大的，成名作《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游區域社會研究（1644-1911）》從總體史的視角，對1644年以來至近代以四川為中心的長江上游區域的社會、文化、政治、經濟做了深入探討。從跨出封閉的世界到走進中國城市內部，無論宏大與微觀，從計量的研究到日常生活的深描,再到文本細讀，他所在意的是去捕捉歷史的多元真相，為我們重繪精彩紛呈的歷史場景。

你我皆凡人，但是每一個人身上都有超凡入圣的閃光點，這是王笛最近喜歡說的一句話。面對年輕人創造力的消失，他非常憂慮，“現在的年輕人、我們的學生已經在慢慢地失掉創造力”，更不要說批判精神。在他眼中，“如果缺乏獨立的思考、獨立的意志，其實對于一個民族來說是一種悲劇”。

所有正在平凡生活中創造歷史的人都是值得尊敬的。在我們時代，這個高度內卷有些沉悶有些彷徨不知所措的時代，王笛用他的努力，活成了這個時代的文化英雄。

王笛告別澳門大學之后，據說要回歸四川大學，回歸他的母校和故鄉。他赴美之前的全部的藏書，早已捐給了四川大學歷史系；現在手里面的大量資料、手稿、各種文獻、圖書等，他也計劃全數捐贈，以惠及更多讀者和研究者。

這真是一個美好的故事。

作為鄉后學，衷心為他祝福，向王笛致敬！

我在朋友圈說，王笛老師的下半場才剛剛開始，我們熱切期待屬于王笛的《王笛返鄉記》。

二〇二六年五月八日凌晨于河北旅次